清代京师的居住情况

夏仁虎在其《旧京琐记》上写道：“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这大概说清了清代京师的居住情况，首先清代的北京城实行满汉分居，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其次，汉人居住区也分东西，官员们多居住在宣武门外，土豪们则多居住在崇文门外，即所谓的“东富西贵”。

进一步讲，满清入关后将北京后划分成八个区城，八旗官佐士兵及家属皆免费居住。满蒙王公则由朝廷按等级配置府邸，废黜则收回；降等也须迁出，原邸重新分配。所有旗民一律按照八旗驻防方位在内城分区居住，即“正黄，德胜门内；镶黄，安定门内；正白，东直门内；镶白，朝阳门内；正红，西直门内；镶红，阜成门内；正蓝，崇文门内；镶蓝，宣武门内”。旗人住宅的房源来自官方，由国家通过左右翼统领衙门统一调拨，无偿分配给旗人兵民。国家拥有产权，旗人只有居住权，既不能随意处置旗人住宅，也不能购买外城汉人的私宅。

而对于汉族官员来说，除极少数人得到清帝的“赐宅”外，大多数官员则基本上享受不到清廷的“分配住房”。清廷不管住房，汉族官员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建住房当然好，汉族京官中确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地宅宽大，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极为少见，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既然大多数汉族官员的俸禄不足以在京自建或购买住宅，于是租房就成为了普遍现象。毕竟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不错的选择。像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就曾写诗调侃道：“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

汉族京官租房大多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因为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办公确实方便。此外，这里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也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改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