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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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屋
寒 山
我是在下着连绵细雨的清明节回到老屋的。
掐指一数，离开老屋已有八年多时间了。这八年多来，一直在外教书糊口，日子就在教室与宿舍之间的简单轮回中悄悄溜走了，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也开始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老屋的痕迹已开始在脑海里变得模糊、浑浊。可每每遇上烦心事，心中却总有一种怪怪的念想：真想回老屋走走、看看。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始终没有成行。
清明节前，母亲来电话说：你工作也有八年多了，你爸爸那件事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把它办了，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语气中透着几许平和，但似乎也有一种不可回绝的力量。我才如梦初醒：是啊！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二十六年了！母亲所说的事是为父亲立碑，这事她从我大学毕业就一直开始跟我念起，念了多少次我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每一次念起都被我回绝了，说我才参加工作，没多少积蓄，还要设法积点钱结婚、买房子等等。说实在的：工作这八年来，还真的没有一分积蓄啊！有时遇上亲朋请酒，送点小礼，搓几把麻将，或是上哪家酒店吃喝一餐，去哪个夜总会疯一夜，仅有的几张票子就溜进别人的兜里了。我曾多少次对自己说：我是有工作的人，顾及脸面要紧，一些社会应酬是必需的。可我却一直没想到的是：我只顾一味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却多少次忽视并扼杀了母亲对远在天国的父亲的那份眷念和牵挂。
现在，婚也结了，也暂时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屋，是再也找不到回绝母亲的理由了，也该回老屋走走了。我把母亲的来电告诉妻子，妻马上赞成，说钱的事可以先向她爸妈借点，以后再慢慢还，我也只有答应下来，老屋之旅就这样成行了。
清明节头天清早，在学校请了假，便带着妻儿往老屋赶。老屋距我工作的地方隔了好几个县，需到凯里转车到黄平，然后再找车回家，幸而母亲已托人定好回老屋的车，我们到黄平下车后，就立即登上赶回老家的面包车。临近故乡时，已是黄昏时分，雨也越下越大，山间的雾气已将故乡重重罩住，我还能大抵感觉到老屋是在公路对面坡的那座山上。
故乡的公路刚修好没几年，一直没人料理，路边树木的枝干已将公路严严盖住，我们的车只能冲破枝叶找路前行，加上下雨路滑，有好几次差点翻下路边的山崖。母亲也为此吃惊不小，一边叫司机开慢点，一边咒骂我死去的父亲，说这挨刀的不争气，子女们来跟他做好事，他却这等折磨人。我怀里紧抱着三岁的儿子，一面叮嘱妻子小心点，一面安慰母亲，说这关他什么事呢，清明期间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啊！可母亲总还在一路唠叨个不停。
天完全黑尽的时候，我们总算一步一挨摸到老屋了。在老屋暂居的跟我家种田的保生叔已经回家睡觉了，老屋没有接电灯，漆黑一片，我们又摸着下山，离开老屋，到山脚下的房族三哥家去住。
三哥听说我们要来，早准备好饭菜，一家人一直在等。我们进了屋，三哥立马安排三嫂上饭菜，我问起三哥的两个子女的学习情况，三哥只是一个劲地叹气：哎！那两个挨刀的，读得成哪样书嘛！早去浙江打工了。这我清楚：在现今这个经济膨胀的社会，受打工利益的强烈驱使，一个农村娃要想安心读书找到一份工作，谈何容易啊。我不得不佩服我的母亲：父亲去世后，她硬是一个人操起了这个家，抚养我们兄妹仨长大成人，并供给我上了大学。以前我曾多少次向母亲提出不读书了，要去当兵或者打工，为家庭减轻点负担，却都被母亲恶狠狠地拒绝了：你去，你去了老子就不认你这个儿！你不替我想想，也应该替你死去的老子想想，我口朝黄土背朝天的累，为了哪样？
在母亲的严厉管束下，我们姊妹仨都没出门去打工（后来两个妹都出门打工了，是在她们出嫁后，迫于一家人的生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同时供给三个子女上学，母亲只得做两个妹的思想工作，劝她们不读了，在家帮点农活，勤快点，养几头猪，秋天卖点粮食，冬天烧点木炭，也基本能保障我上学，还能维持一家人小用。就这样，正在念小学的两个妹辍学了。我是在高二的一个周末回到家才知道：我最小的妹妹，年仅十一岁，已经在耕田了，人站在田里跟犁差不多高，加上牛不大听话，她只有把牛叫住，揩一把眼泪后，就继续催打着牛前行。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是因为父亲死得早，命苦？或许当时的她并不能懂得这些，大抵是因为自己耕田的技术还没学到家吧。我不能劝她，也不知该怎么劝她，只是把自己裹在被窝里悄悄地流泪。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两个妹真的帮了我不少，我欠她们的实在太多，或许这一辈子也无法偿还。
饭菜都摆上来了，三哥要我喝点酒，我答应了，三哥是不喝酒的，可他家里从来不断酒，说是来人来客吃饭要有点酒才像样。不知怎的，那晚我吃得特别香，在外大鱼大肉吃过不少，但却怎么也赶不上三哥家的这餐饭菜。吃饭过后，母亲和妻子都说有点累，便由三嫂带着去睡了，我和三哥坐着抽烟摆门子到了天亮。现在我已记不起那晚我们都聊了些什么，但我一直好奇的是居然能和他聊那么久。
天亮后不久，妹妹和妹夫们也带着孩子赶来了，她们为父亲扎了一个大大的灵房，说是当年父亲走的时候我们都还小，今天来为他补上。我们在三哥家吃了碗面条，便带上工具，一起向老屋赶去。清早的雾气还未散尽，都簇拥着向老屋的方向涌去，大山在雾岚中露出点头来，更显得诡谲、神秘。我在想：老屋会是个什么样了啊？不多一会儿，老屋就真的在眼前了：但我似乎已经认不得它了，院坝里长满了野草，墙壁在雨水的侵蚀下已霉迹斑斑，屋顶的瓦片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宛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头，在风雨中瑟瑟发抖。这已完全不是我当年的老屋了！以前在家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要自编自写上几十副对联，楷、行、隶、篆、草各体皆有，将柱子、窗户贴得红红的，到过我家的人都说我们村出了个文人，尽管我知道我那些对联他们未必一定都读得懂，那些书法他们也未必一定都能欣赏。
保生叔还没来，我们无法进家，便直向父亲的墓地去。邻居也都陆续赶来帮忙，他们挖开父亲的坟头，把石头一块一块取下来，准备把碑座安上去。我和妹妹们跪在父亲的坟前，妹妹们已经开始抽泣，进而大声哭了出来：爸爸呀！你怎么走得这么早？你可晓得我们娘母受的苦累？希望你能看到：哥哥有工作了，我们都已经成家，过上好生活了，你在那边孤单吧？我看到：人们眼里都噙着泪水，母亲也在一旁抽泣着。大家都来劝我们别哭了，说是你们的爸爸没那福气，就让他在那边好好的过。碑座和碑板安好后，大家点上香烛，在坟的四周烧了，道士在坟前唱了一通叫人似懂非懂的法语，唱完后放了几挂鞭炮，立碑的事就算完成了，我们在父亲的坟前三鞠躬后，就跟父亲告别了。
保生叔是在我们立好碑后才赶来的。大家都指责他来得太晚，他似乎也感到不好意思：没得法啊！早上起来要去割两挑牛草，这一个人的日子，哎！保生叔姓张，其实并不是我叔，他父母死得早，人长得憨厚老实，二十多岁就像个小老头了，所以一直找不到媳妇。因为没钱买烟抽，就跟老人们讨叶烟抽，两排牙齿像是发了霉，头发胡子长了也不管，任它疯长。他很少和人说话，但干活却是一把好手，村里哪家办红白喜事，他帮忙是帮得最扎实的，砍柴、挑水、借桌凳，他都抢着干，总要包个开头结尾，可他自家的那几块老田却一直荒着，村里与他同龄的青年都开玩笑地叫他“保生叔”，后来，全村男女老少都叫他“保生叔”了。我参加工作后，为母亲租了一间房到街上去住了，念在保生叔以前曾多次帮我家干过农活，对我们家有恩，便叫他来种我家田，顺便为我们守护老屋。可是老屋却在他的守护下变得破败不堪，我曾想生他的气，但却怎么也生不起来。
赶来帮忙的还有住在老屋后山的王大婶。若不是母亲介绍，我已经认不出她来了。——满头花白的头发凌乱不堪，额上已刻下好几道深深的皱纹，那张脸黯淡、失神，表情也呆滞了很多。王大婶以前是村里出了名的“大炮客”，村里有人家办酒，她总喜欢凑到人多的地方，跟大家谈他上大学的儿子如何如何听话，如何如何孝顺，引得大家一片啧啧赞扬，一面干着手里的活，一面怨叹自家命苦，没培养出有出息的子女来。王大婶的变化是因他儿子在不该毕业的时候毕了业，在不该离家的时候离了家，据说他儿子是被学校开除的，回到家后不久，就外出打工去了，五六年来从未给家带来一点音讯，家人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有人说他在外发财了，有人说他可能遇上事故死了。王大婶不敢相信任何一种猜测，她只觉得这个儿子可能就这样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们离开老屋的时候已是下午。淅沥的雨仍旧还在没完没了的飘洒，整个山间雾气缭绕，阴暗的天色向地面压下来。我坐在车上，心里想：我终于回了一趟老屋，在老屋走了走，看了看，但我看到了什么呢？我很想说这些，但却终究说不出来… …
作者简介
吴胜才，笔名寒山。贵州黄平人。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贵州省黄平民族中学语文教师。有散文、小说及评论散见于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