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肇始再辨析
摘 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倒逼中国开始了一场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开始萌芽，一批早期的钢厂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梳理了3家钢厂的简要历程。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哪家钢厂可以作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发端或肇始作了进一步的辨析；给出汉阳铁厂作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起点的理由。
关键词：青溪铁厂；汉阳铁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时间维度；运营稳定性与效果；工序完整性和技术实力；传承与影响力
一、前言
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以贝塞麦转炉发明为标志的炼钢技术变革，使得钢铁工业生产组织模式发生巨变。很快，这种影响从英国逐渐向全球蔓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轰开，进入被列强可以肆意蹂躏的黑暗年代。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晚清一批仁人志士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近代中国钢铁工业也肇始于这场运动。贵州青溪铁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汉阳铁厂、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汉冶萍大冶铁厂等……一批近代早期钢厂开始矗立在中国大地。
从成立时间这一角度考察，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汉冶萍大冶铁厂在历史上出现得较晚，在近代冶金史领域很少有争议。对于贵州青溪铁厂、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汉阳铁厂这3家，哪家才是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端的标志，近代冶金史领域是存在一些不同观点的。本文通过查阅、对比一些文献，对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肇始做一些粗浅辨析，以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针对此问题的更多有价值的讨论。
二、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萌芽的环境简析
要考察近代钢铁工业的萌芽，必须先对其萌芽之前的环境作简要的分析。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不会一蹴而就，其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近代中国钢铁工业之所以萌芽，皆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而促成此变化的却是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长期叠加的结果。
1.外部环境——技术变革
以电力的运用为先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动力强度和生产控制精度发生了质的飞跃，大规模生产由此成为可能。这一时期，钢铁工业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技术变革。
1856年，英国工程师亨利-贝塞麦（Henry Bessemer，1813—1893年）发明了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用鼓风动能直接吹炼铁液炼熔池的工艺代替原来的人工搅拌工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1865年，法国的马丁（Pierre Emile Martin，1824—1915年）采用了英籍德国人西门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年）取得的蓄热法专利，发明了平炉炼钢法，扩大了炼钢原料来源，提高了钢的质量。
1879年，英国的托马斯（S. G. Thomas，1850—1885年）发明了碱性底吹转炉炼钢法，解决了高磷铁水在炼钢过程中的脱磷问题。
电弧炉是继转炉、平炉之后出现的又一种炼钢方法，它是1899年由法国人埃鲁（Paul Heroult）发明的。
革命性炼钢工艺技术的发明以及在全球的迅速推广和应用，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萌发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2.内部环境——求强求富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一样。”[1]
中国近代先贤与仁人志士们开始思考民族的出路何在。19世纪60年代，一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以自上而下为特点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启。1895年，晚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以失败收场，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种子却在洋务运动中得以萌芽、成长。近代中国早期的几家钢厂开始进入历史的视野。
三、几家近代早期钢厂的创建
面对西方列强猛烈的炮火，洋务运动将重点首先放在创办军事工业上。要制造舰船、枪炮必须得有钢铁。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对此心知肚明。
1.贵州青溪铁厂
贵州有丰富的资源。晚清贵州巡抚潘霨受洋务派思想影响，一直想利用贵州丰富的资源开办新式厂矿，为军事和民用工业提供原料和燃料。《洋务运动（七）》中记载：“黔省地瘠民贫，尺寸皆山，矿产极多，煤铁尤盛。各省机器局及大小轮船，每岁所用煤铁以亿万计，现又设立海军、制造铁甲，实在需要，更属不资。查此二项为黔省大宗，开采易见成效。如能合用，则可运销各省，源源接济，亦免重价购自外洋之失。”[2]意思是说，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矿和铁矿。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展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的煤铁资源。贵州这方面资源得天独厚，如果能开发起来供全国之用，国家就可以避免从国外花重金购买这些资源。
经过数年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资，潘霨创办的青溪铁厂终于建成，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式出铁。然而，由于资金、燃料、运输、人才、管理等复杂原因，青溪铁厂高炉运行了很短的数月时间就停工了。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青溪铁厂停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为商办，但再也没有开工生产过。
回顾青溪铁厂从酝酿、建设到关张这一历程，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青溪铁厂还谈不上什么正式运营，便已“香消玉殒”，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青溪铁厂失败的原因何在？杨开宇、廖惟一在《洋务运动中第一个钢铁企业——贵州青溪铁厂始末》一文中有这样的分析：
“并不是铁厂工艺装备有问题，也不是铁厂不具备冶炼条件，而是因为其生产布局不合理和技术人才缺乏造成的。在生产布局方面，钢铁厂离煤矿很远，因而产品成本高，原料供应困难。在技术人才方面，铁厂真正懂现代钢铁技术的只廖廖一人，那就是潘霨的弟弟潘露，除他之外没有懂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青溪铁厂炼铁高炉开炉一个多月，潘露便病死。贵州省当时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方现代钢铁生产技术的人员，因此潘露死后生产无法继续下去，被迫塞炉停产。”[3]
2.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建设与曾国藩密不可分。同治四年（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收购美商旗记铁厂的基础上设立。同治六年（1867年），从上海虹口迁至高昌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工业企业之一。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南机机器制造总局增建了1座炼钢厂。说是炼钢厂，实际是1座炼钢车间。建成初期，炼钢车间有以下设备：从英国购买的1座15t酸性平炉，1座卷枪筒机。设备生产能力如下：每天可产钢3t，可以制作枪100支。作为1家军事工业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为什么要增设1座炼钢车间呢？这源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刘麒祥的1条建议。
《江南制造局记》有这样的记载：“造炮所需之钢料钢弹，造枪所需之钢管必须购自外洋，其价值运费已不合算，且平时购运往来虽尚称便，诚恐一旦海上有事，海程梗阻，则轮船不能抵埠，而内陆又无处采买，势必停工待料，贻误军需，关系实非浅鲜。”[4]
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车间投产。光绪二十年（1894年），炼钢车间第二座15t炼钢炉投产，并添购大量钢铁加工设备，钢铁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并可轧制出方钢、圆钢、角钢、扁钢等型材和钢板、钢片等板材。李海涛在《近代中国第一家炼钢厂的历史命运》中记述：
“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管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约2000t。江南制造局炼钢厂使用蒸汽动力，采用西门子平炉炼钢技术，生产兵器配件，钢铁加工能力相对较强。其产品主要包括枪炮钢料、机件钢料、汽炉板等。”[5]
3.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的建设与张之洞密切相关。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被调任两广总督。其实，张之洞两广总督任职中，便计划在广东建设1座联合钢厂，而且已经在英国购买一些设备。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奏请将在广州购置的设备转移到湖北。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汉阳铁厂。光绪二十年（1894年），汉阳铁厂建成。汉阳铁厂建成后，因经费、市场等原因曾一度无法维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汉阳铁厂招商承办，晚清另一名重臣盛宣怀接手该厂，汉阳铁厂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盛宣怀派郑观应前往汉阳铁厂担任总办。
汉阳铁厂生产出的产品因为磷含量过高，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因此，盛宣怀曾经派李维格赴欧洲考察学习。李维格回国以后，调整了汉阳铁厂的炼钢工艺，用碱性炉代替酸性炉，含磷高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汉阳铁厂的产品质量大幅提高以后，成为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博览会上的明星产品，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品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可以说，汉冶萍经历了从1908年开始后近10年的辉煌时期。以1925年汉阳铁厂停产为标志，汉冶萍从此走向黯淡。
四、近代钢铁工业发端再辨析
如上所述，由于3家钢厂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早，因此哪家钢厂能代表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发端，或者说哪家钢厂是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肇始的标志，这个问题在近代冶金史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支持贵州青溪铁厂是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起点的理由，主要考虑了时间维度。
从奏请创办时间看，尹成国在《我国第一家机器钢铁厂的考证》中认为：“我国第一家机器钢铁厂是贵州省的青溪铁厂。贵州省青溪铁厂是贵州巡抚潘霨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奏请而开办的。形式是官督商办，机器是从英国购买回来的，最初的建设规模是'每日夜应出铁二十五吨，炼钢现有别色麻炉（贝塞麦炉）两座，每两刻能炼钢一吨，炼熟铁炉设有八座，轧条机现备十三付，轧板机一付，能轧四尺，宽长则随便。’”[6]而汉阳铁厂奏请创办时间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车间的奏请创办时间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均晚于青溪铁厂。
从投产时间看，青溪铁厂也是最早的。据青溪铁厂奏请创办人潘霨奏折记载，青溪铁厂炼铁高炉的开炉时间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而汉阳铁厂炼铁高炉第一次开炉投产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开炉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资料记载它的主体工程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的，开始炼钢至少也应该是1893年之后才开始的。
汉阳铁厂奏请创办的时间晚于青溪铁厂，但是其不同于青溪铁厂官商合办的体制，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厂，这一点是明确的。而且从影响力、运营时间、流程完备性等维度考虑，汉阳铁厂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轫是被接受的。何太平在《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钢厂》一文中说：“在辛亥革命前，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全流程钢铁厂，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西方称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汉阳铁厂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轫，其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7]
汉阳铁厂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周积明、徐超在《汉阳铁厂商办时期张（之洞）盛（宣怀）关系研究》一文中写道：“在历史的实践中，汉阳铁厂开启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工战第一炮弹’，并为后来者提供了钢铁工业从冶炼技术到公司体制的经验和教训，其培养的技术人员和购进的冶炼设备为后来的钢铁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8]
青溪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仅仅投产数月，便因潘露去世以及缺少专门的技术经验等原因停工。其后也尝试各种办法试图复工，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避免完全停产的命运。光绪十九年（1893年），青溪铁厂彻底关停。关停后，青溪铁厂完好的设备转入汉阳铁厂，还有一名技术人员被汉阳铁厂所聘。刘兴明在《中国首个钢铁重工业——青溪铁厂》一文中说：“青溪铁厂倒闭后，大部分完好的设备，陆续被运往汉阳钢铁厂。1896年，张之洞将徐庆沅聘到汉阳钢铁厂制钢股任职。徐庆沅到汉阳钢铁厂后，表现出很好的业务水平，成为汉阳铁厂的骨干之一。”[9]
汉阳铁厂则不同，其为中国钢铁工业培养的人才，形成了一支本土的工程师队伍。方一兵、潜伟在《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化进程中的首批本土工程师（1894—1925年）》一文中说：“为了获得本土的技术能力，汉冶萍公司先后选送了约10名中国学生赴英、德、美等西方国家学习冶金技术，从而产生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化的首批本土工程师。这批工程师在中国从西方移植冶金技术的早期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
如何客观定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呢？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最初是以一个车间的状态存在，随着其生产设备的增添和产量的增加，虽然也一度尝试独立市场运营，但并没有获得成功。《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有这样的记载：“成立初期，如刘铎等人曾向政府当局建议，将炼钢厂与军械厂分开，使炼钢厂专属营业性质，未获结果。即使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把持炼钢厂的各军阀穷兵黩武，不会放弃其军事生产功能，转而投入巨资追求钢铁市场利润。”[11]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只有炼钢工序，没有炼铁工序。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记载：“1905年以前，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拥有的设备有：3 t炼钢炉1座，15t炼钢炉1座；煤气炉7座；化铁炉2座；烘砂炉2座；烘模炉2座；炼罐子生钢炉1座等。”[4]炼铁是钢铁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序，也是钢铁联合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从奏请创办时间、投产时间、市场主体性、冶炼工序完备性角度看，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作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起点缺乏事实支撑。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辨析，近代早期哪家钢厂能够成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肇始，不仅需要根据不同语境作出判断，而且更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如果考虑奏请创办时间、投产时间，贵州青溪铁厂作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发端是毫无争议的。如果考虑创办体制，汉阳铁厂作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第一家官办企业也是无可辩驳的。
然而分析、梳理、总结历史，特别是要作出一个历史结论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客观维度和价值标准，而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
例如，如果仅仅考虑奏请筹办时间，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锤铁厂和拉铁厂应为中国最早的钢铁加工企业。它的创建是否能够作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起点呢？显然不能。因此，必须从时间维度、运营稳定性与效果、工序完整性和技术实力、传承与影响力等综合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
从创办时间和投产时间看，汉阳铁厂不是最早。但是从运营稳定性与效果、工序完整性和技术实力看，汉阳铁厂要明显优于其他两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传承方面，其他两家都无法与汉阳铁厂比肩。1925年汉冶萍走向衰落，但是抗战爆发后汉阳铁厂的大部分设备都迁往大渡口，在重钢获得血脉传承。这也是为什么宝武重组重钢后，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130年前的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影响力方面，主要体现在其人才培养。正是由于汉冶萍对本土首批工程师队伍的锻造，才使得近代中国钢铁工业早期技术基础的建立和积累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 杨开宇，廖惟一.洋务运动中第一个钢铁企业——贵州青溪铁厂始末[J].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4）.
[4]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5] 李海涛.近代中国第一家炼钢厂的历史命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6] 尹承国.我国第一家机器钢铁厂的考证[J].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5（2））.
[7] 何太平.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钢厂[J].冶金经济与管理，2020年（2）.
[8] 周积明，徐超.汉阳铁厂商办时期张（之洞）盛（宣怀）关系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4）.
[9] 刘兴明.中国首个钢铁重工业——青溪铁厂[J].文史天地，2016（5）.
[10] 方一兵，潜伟.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化进程中的首批本土工程师（1894—1925年）[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29（2）.
[11]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二册）［M］.北京 ：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87.
（本文发表于《冶金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5期，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