圳下之战，朱毛红军陷入绝境，李文林：欢迎来到灰色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合，共同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拉开了共产党人独立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大幕。

朱毛红军会师后战斗力大增，不但扩大了红色割据区域，还接连击败了前来“会剿”的湘赣两省军阀部队，影响越来越大，已惊动了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党政府。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越燎越旺，国民党的心头之火也愈来愈盛。

1928年底，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赣“会剿”代总指挥，指挥湘赣两省军阀部队8个旅18个团共3万多人，兵分六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

面对强敌压境，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主持红4军前委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团特委，红4军和红5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最终决定：

“以红4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采取围魏救赵的方针，到外线打击敌人，解井冈山之围；以彭德怀及袁(文才)、王(佐)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

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军部和28团、31团等主力部队3600余人悄悄下了井冈山，沿着山间小路，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行进。

不过，朱德和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转移竟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和危险的经历。红4军主力的突围行动不仅没有能够调动敌军主力回援，反而被敌人的追兵紧紧咬住。

开始的时候，转移并没有那么凶险。初任28团团长的林彪首战告捷，当晚，在大汾歼灭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

1月19日，红4军占领了崇义县城，随后日夜兼程，向没有敌军设防的大余县城进发。1月22日，不费一枪一弹，红军占领了大余县城。

大余是钨矿之都，县城相当富裕。红军在这里住下休整，还准备发动工人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形势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刚刚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的红军，在成长中还要经历许多。胜利的背后，危险悄悄来临。

红4军前委在城内的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28团担任警戒，军部、31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林彪受领任务后带领28团进入警戒后，便安排部队分片包干，各管一段。既没有组织指挥人员查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部队面对特殊情况的协同方案。

更关键的一点，他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早在红军占领了崇义县城时，国民党军就已察觉了红军主力下山的动向。

红军进驻大余县城后，赣军悍将李文彬旅悄悄逼近，突然发起进攻。28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很快被突破，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混乱。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毛泽东、朱德正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陈毅还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敌军。危急时刻，毛泽东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朱德组织部队掩护军部向城南方向撤退。31团与28团相互配合，且战且退，向广东南雄县的乌迳方向撤退。

曾为朱德学生和部下的李文彬深谙红军用兵之道，攻势凶猛，根本不给任何喘息机会，让红军陷入被动之中。

他在给上司王均师长的报告中说：“朱德、毛泽东窜至大余，我21旅全部跟踪追击，于1月23日在大余激战。因匪军占良好阵地，我军仰攻，延长一昼夜，至24日黄昏后，始将逆匪击溃，复经猛追，匪众四散逃窜。匪徒临走时，将枪支弃散于道，正在搜检者，尚不在内。”

这是朱毛红军遭到了下山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各部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毛泽东、朱德与前委机关也都跑散了，在县城筹款来的1万多银元也丢失了。

多年后朱德回忆此事曾说：“大余一战，李文彬再追，我们就没命了。”

杨得志回忆：“21旅旅长叫李文彬，我们和他打过几仗，都没有打好……全旅清一色的灰军装，白帽罩。那时我们对戴白帽罩的敌人有点胆怯……”

八年后已成长为百战百胜的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在讲怎样当好一名师长时，曾经阐述过这样的“九要”小结：

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级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要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在第一“要”中他这样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小结，活脱脱就是在总结曾经的惨痛教训。

教训很惨痛，部队被打散了，更令人痛心的是革命骨干的损失。28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和31团的营长周舫先后牺牲，本就缺乏干部的红4军是雪上加霜。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军的失败，才刚刚开始。

红军星夜兼程想摆脱追兵，无奈“兵败如山倒”， 敌军4个旅轮番追击，紧咬不舍。此后半个月里，红4军在经粤北南雄向赣南信丰、寻乌转移途中，不断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前后包抄和突然袭击。

平头坳、崇仙圩（与南雄紧邻）、圳下，加上之前的大余，四战四败。

之所以遭到这样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没有向导，没有情报，红军是又瞎又聋。

陈毅回忆：“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平头坳就因为找的向导把路带错了，遇到了敌人，以致吃了点亏。到南雄时，弄得我们狼狈得很。”

朱德后来回忆：“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

离开乌迳后，红军从南雄转入江西信丰境内。“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红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连战皆失利。”

没有目标的行军，没有方向的逃离，何处是个头？正当红4军痛苦不堪之时，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带来一个好消息：“寻乌境内有个罗福嶂，地形如同井冈山，可以坚守，还有土豪可打。”

按照古柏的指引，红军前往罗福嶂。2月1日，红4军途径吉潭镇项山脚下的圳下村，连日急行军的部队已是疲惫不堪。毛泽东、朱德估计尾随的敌军可能第二天早上才能赶到，决定在此休息，待天亮后行军。

朱德、陈毅和红四军军部住在村中心一座叫“恭安围”的大围屋里，毛泽东和政治部住在了村西南角一个叫“文昌阁”的小庙里。31团驻扎在圳下以东担任前卫，28团驻扎在圳下以西担任后卫。

这一夜，静悄悄。安静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预知的险恶。黎明的时候，危险降临了。

拂晓时分，尾随而来的赣军刘士毅部一个团趁着大雾，向圳下村发起了突然袭击。而红军这边，担负后卫任务的28团团长林彪已经带领先头部队出发；担负警卫任务的特务营竟也没有发现敌情。

刘士毅属于桂系，当时地位虽然不很高，但却是连桂系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都不得不另眼相待的文武兼备的年轻战将。他的奇袭，让丧失警卫的红4军军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敌人进入圳下的时候，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还没有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经越过了他的住房。当时国民党军都在往村里冲，没人关注村头的“文昌阁”。毛泽东和贺子珍赶紧从屋里冲出去，从河上的小桥向山里跑，脱离了险境。

进入圳下村的国民党军包围了“恭安围”，从门口向里面开枪。朱德、陈毅等人被困在围屋内，在第二道门口还击抵抗。

形势越来越危急，幸好当时二纵队第九大队住在军部西北面不到500米的地方。看到军部被包围，第九大队官兵向敌人猛冲过去，打退了敌人。朱德带着警卫员冲出围屋，边打边向村外突围。

突围的路上，处处险情。红4军前委妇女组长曾志和朱德的夫人伍若兰也在往村外的山上跑。

曾志回忆：“天色刚蒙蒙亮，隐约可见枪声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跟随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班，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朱德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扔了。

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机枪声也停了。看不清四周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水田里。

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着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地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

这时，天色已经发白，我看见山下的大路上有零星的队伍在行进。我想下山与他们会合，但没走几步，远处大批敌人开枪追了过来。我只好折回又往山上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我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

不见了的伍若兰在突围中被敌军一枪打伤了腿，倒在地上。刘士毅听说抓到朱德太太，急令把伍若兰从寻乌押到赣州。伍若兰坚贞不屈，2月12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头颅被高高地挂在赣州城头。

年仅26岁的伍若兰就此牺牲，朱德获悉这一噩耗，悲痛不已，从此终生收集养植兰花，默默悼念，并把她为自己做的一双鞋挂在腰里，再不舍穿。

陈毅当时拼命向村外跑，被一个国民党士兵抓住。陈毅甩掉棉衣，正好扣在那个士兵头上，才幸运脱身。他晚年还心有余悸地回忆：

“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

那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这些后来打败了八百万蒋军的共和国领袖们，差一点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一锅端了。

部队打散后，先头出发的28团来到了山上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时为连长的粟裕和其他官兵听说军部被打散了，朱德和毛泽东下落不明，大家一下子陷入焦灼不安的状态，无精打采、毫无目的地往前跑。良久，响起了一片叫声和哭声：“军长死了。” 部队涣散了下来，士气和斗志极度虚弱。

下午时分，朱德神奇地、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部队，在一片激动的欢呼声里，一切又归于了原来。

粟裕回忆：“因为军长威信很高，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

毛泽东、朱德、陈毅归队后，红军集合队伍，翻越大山前往罗福嶂。这是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山路崎岖，即使是现在交通仍然不便利。

因为闭塞，罗福嶂还保留着当年的原貌。山顶盆地的小山村，几十户人家，若干水田。过山就是福建，房子也还是当年的土坯屋。

红军来到这里，总算喘了口气，暂时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剿。

离开井冈山的短短半月，国民党军紧追不舍，地方民团也欺负红军。红4军一败大余，二败平头坳，三败崇仙圩，四败圳下，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好觉，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感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红4军官兵还没缓过劲来，令人痛苦的消息又来了。古柏前来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包围。这简直是又要来一次井冈山大转移！

全军只好立即动身，北上向瑞金方向行军。

这段路相当难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更难走的是官兵们的心路历程，红军连吃败仗，被国民党军连追着屁股打。

衣衫褴褛，冻饿难耐！环顾四周，茫茫山野！红军的路在何方，哪里是落脚点呢？

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手里都拿枪，凭什么老被赶着走？被国民党军这么个撵法，不如拼了！

2月9日，红4军到达瑞金城郊的乌石龙，因不知城内虚实，先派少量红军进城侦察，大部队在城外待命。结果，28团又被国民党军追上了。

战士们憋着一肚子气，正好朱德在旁边，战士们故意大声喊：“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

朱德也憋着一肚子火，吼道：“你们要打吗？打就打！”说罢，把大衣一甩，命令：“全团一个方向。1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2、3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

43岁的朱德端着步枪，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一个反冲锋，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敌人没有想到红军会突然来个反冲击，吓得转身逃跑了。当晚，红军到了瑞金城北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大柏地。

这一天是除夕夜，村里家家户户正在准备过年。听说来了军队，老百姓都吓得从家里逃到山上，躲了起来。红军来到了地主家，一看桌子上摆着鸡鸭鱼肉，还有酒，高兴地坐下大嚼起来。粟裕说：“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个精光。”

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加上之前反冲击的胜利彻底激发了大家的斗志，红军干部战士纷纷围住朱德和毛泽东，说不走了，就在这里跟白军拼了。

朱德、毛泽东查看了地形。大柏地是瑞金通往宁都的重要隘口，四面环山，地势险要。从隘前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十里的隘路，当地称为麻子坳。

麻子坳两边丘陵不高也不陡，林木茂盛，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红4军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刘士毅部。深夜，在大柏地的王家祠，红4军召开干部会议，对第二天的战斗进行部署：

28团两个营和31团一个营埋伏在峡谷的东面山上，31团两个营和28团一个营隐蔽在峡谷的西面山上，形成夹击之势；特务营和独立营摆在入谷小道的丛林中，担负引敌人上钩的任务。

为了确保敌军上当，朱德命令战士将一些烂草鞋、破衣服和几副伙食担子丢弃在山间小道上。

第二天，大年初一。天蒙蒙亮，红军战士进入了预定阵地。灰蒙蒙的天空下起阵阵小雨，战士们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等待是烦人的，也是激动的。这将是红4军离开井冈山之后扭转乾坤的关键一战！

下午3时许，刘士毅的先头部队两个团出现了，他们看到道上的烂草鞋、破衣服和伙食担子，以为红军刚刚逃走，便一头闯进了大柏地谷口，进入了红军布下的“口袋”。

朱德一声令下，埋伏在峡谷两边的红军向敌军发起了攻击。敌军进退不得，只好拼力死战。

同样濒临绝境的红4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

情势危急之下，朱德亲自带队冲在前头，就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

双方肉搏激战，鏖战至次日下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萧致平、经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

大柏地之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一举改变了红4军自井冈山出发以来近一个月令人沮丧的失败态势，摆脱了被动局面。

刘士毅闻讯，不敢再战，率余部退回赣州。

红军终于赢得了一场扬眉吐气的胜利，但下一步该怎么办？

胜利的背后，人生地疏，伤员无从安置，给养无法补充，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红4军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

厚积薄发，张弛有度，才是胜道。部队长时间行军作战，急需一个休整的根据地。革命的火种究竟能不能传播下去，焕发燎原之势，关键是看有没有落脚的地方。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大家焦灼之际，朱毛红军与附近的共产党领导的东固根据地取得了联系。

2月中旬, 红4军途径宁都县城，守敌国民党团长赖世琮闻风而逃，红军取道黄陂、小布来到邻县永丰的君埠、龙冈地区。

在当地，红4军得知了东固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根据地的消息。毛泽东考虑“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他们派信使去找东固党组织。

接到红4军的消息时，东固根据地的领导人，红2团团长兼党代表李文林正与刚刚成立的红4团在兴国县莲塘整训。

李文林立即安排2团其他指战员连夜开回东固，做好会师准备工作；自己亲自带领一个连的战士赶往龙冈迎接。

2月20日下午，朱毛红军在李文林的引导下翻山越岭来到了东固，这里四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百姓们挑着猪羊慰劳远道而来的红军，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百姓家里，300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

自离开井冈山以来，红4军四处受袭，疲于奔命，一路艰苦奋战，忽然来到家一样的根据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官兵们的欣喜之情真是难于言表。

4团老战士，解放后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卓雄深情地回忆了会师的热烈场面：

主席台上，红2团团长兼党代表李文林，介绍了红4军的毛委员，2、4团战士举枪敬礼，吹欢迎号。

接着，毛泽东讲话说：“我们从井冈山出发，天天讲到东固见2、4 团，过去我们4军有的同志说没有2、4团，现在见到了，没有吹牛吧。”

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接着他表扬了红2、4团的勇敢战斗精神，并称“红4军是铁军，红2、4团是钢军”，“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的新根据地，现在井冈山与东固山终于联结起来了，最终要联结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朱德则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 们也变成'朱毛’了。”

后来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后到了宁都，发现有两团红军，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发现”二字，正可表达毛泽东、朱德等红4军领导人到达东固后的惊喜之情。欣喜之余，陈毅谱诗一首：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红4军在东固得到整整一个星期的休整和补充，并将300余名伤病员安置在东固继续治疗休养。对于东固短期休整，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4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

事实证明，东固会师后，改变了红4军离开井冈山以来的命运，成为红4军由被动到主动、由疲于奔命到焕发生命力的转折点。

因为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不仅仅是恢复了官兵们的体力和信心。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红2、4团和东固根据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红4军前委领导成员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雏形。

有人断言，战争就是破坏。但“李文林式根据地”——东固，当时的情形却令人瞠目，邮路正常、商贸依旧、物资充沛、经济繁盛且常常支援朱毛红军。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五县交界的山区边境。以东固圩为中心，纵横三十余里，散布着罗坑、六渡、黄沙、南龙和三彩等大小村落。

四周有养军山、洞源岭、方石岭、九寸岭等大山分布于东西南北，崇山峻岭，峰峦重叠，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当地居民依靠五条羊肠小道，曲折地通向山外。日常生活用品也是由小商贩翻山越岭运来。

但是东固盆地水源充足，土质肥美，物产丰富，盛产水稻、茶叶、油茶、油桐、毛竹、杉木、药材等，当地农民过着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活。

东固远离县城，介于数县边界，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在革命运动兴起之后， 其四周反受影响。东固在军事上战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尤其是养军山上有座二十多户的村庄，有二百多亩可耕田地，很适合于囤兵养马，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无论从物资、群众和地势上来看，东固都具备了创建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优势条件。

最早在东固干革命的是赖经邦、曾炳春等一批知识青年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赖经邦的队伍骨干是“三点会”，是段起凤、段起龙兄弟在兴国搞的土匪武装。他俩是赖经邦的亲戚。赖说服段氏兄弟改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队伍编为第7纵队。人员四五十，枪二三十支。

他们以东固为根据地，白天训练，晚上出去打土豪。平时集中，敌人来时分散隐蔽。1928年6月下旬，红7纵队赖经邦、段起凤策划攻打毗邻的兴国县枫边圩。战斗失利，赖经邦牺牲。

此后，李文林成为东固革命的领导人。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曾炳春等中共党员秘密恢复党组织，并参加了东固暴动。赖经邦牺牲后，1928年9月，李文林、曾炳春将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红2团）。

李文林

经历了南昌起义和东固暴动失败的李文林改变策略，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而以发展队伍、控制地盘为主。在东固悄悄地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维持正常的经营生产。

他们还集资建立了平民银行，发展经济，积累革命经费。东固的封闭环境，使这里的各村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即使打土豪和国民党，也到山外的地区去作战。

平民银行旧貌（标语为后来所题）

在李文林的领导下，东固根据地悄悄地发展壮大起来了，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000 平方公里，人口达15万。

来到东固的萧克发现了一个与井冈山完全不同的根据地：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割据’的形式。在井冈山、赣东北、鄂豫皖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这些革命政权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下，挺然屹立，形成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

……我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割据还有其他方式，都认为要革命，就应该旗帜鲜明，公开割据，就是只能打起红旗，绣上镰刀斧头。

但是，我军占领宁都城后，军中传闻，说西去不远的东固山，那儿有苏区，有李文林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我们连日向东固进发，走了两三天，据说是进苏区了。

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第二天到东固所见亦如此。在此之前，红四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

然而，红四军三千余人一到就有军需供给。不仅有饭吃，还有蔬菜、猪肉吃，经常有人送东西来。我们住了六七天，没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较好。

在东固，红军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师，我们一起开了个会师大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

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战斗力强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能打他一两个团。

我们对于这位不像军人的代表的讲演，既惊奇，又有好感。后来，我们了解到，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据的武装斗争形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

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由于党部和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是秘密的，敌人来了找不到目标。

二、四团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纵横驰骋，消灭了许多靖卫团队，还打败过敌人的正规军一个团。他们的士兵伙食每天是一角五分，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对比之下，我们觉得东固的这种方式很有意思。”

毛泽东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和策略感触很深：原来除了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之外，居然还有通过合法斗争建立“灰色根据地”的。

他在1929年4月13日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说：

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败完了，即此问题即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

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

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

由二十五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

不仅是在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术方面，在建军原则上，东固根据地也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启发。

后来，毛泽东在游击赣南闽西的战斗过程中，通过对红4军、红5军和红2、4团的比较、考察，曾深有感触地给林彪写信，极力称赞、表彰红2、4团的领导体制。信中道：

“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 ……

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简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

东固的经验启发了毛泽东，使他清晰地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思想形成，是由许多地方的经验综合而成的。可以说，统一战线的思想，秘密斗争的策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都有来源于东固根据地的思想灵感。

有了东固根据地的休整和经验研究，通过这一路边打边走边看，朱毛红军对江西中南部有了切身的了解。毛泽东基于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决定回师赣南，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逐步扩大至闽西，发展成中央苏区。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