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 我的天津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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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津缘
天津 张曼君
我的籍贯是河北省丰润县，而我是生在天津、长在天津的天津人，和平区陕西路144号是我住了18年的家。
我家的房子不大，院子也小，但那里让我魂牵梦绕，那是我梦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我从很远、抑或是很近的地方走到那个院子里，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妈妈在忙来忙去。我敲门，敲了又敲，妈妈就像没听见，根本不理会我。我急了，大声喊着妈妈，却一下子惊醒过来，满身是汗，再也不能入睡。我记得万全道的那个早点铺，那不停地翻滚着的、冒着热气的豆浆和炸得金黄喷香的大餜子；我也记得，我和姐弟妹妹手里攥着妈妈给的零钱，走到包头道的小人书铺，在人头攒动中挑出几本最喜欢的小人书借回家看。我还记得，每到下班时间，我都会和妹妹或弟弟站在门口，朝着鞍山道的方向翘首以盼，盼着爸爸下班。我清楚地知道，陕西路144号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暖暖地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让我永远不能忘记。
陕西路144号在鞍山道和万全道中间，左边100多米是万全道，右边100多米是鞍山道，它属于日租界。我家周围有好几个大院儿，对面的65号据说是阎锡山的公馆。那些大院儿里的布局各异，深邃悠远，是我们藏猫个儿的好地方。我们经常在那里藏得灰头土脸，跑得满头大汗，不想回家，忘了吃饭。除了这些大院，鞍山道上的“大罗天”也是我们的乐园。 出了家门右拐，就走到了鞍山道，再左拐，走一个小路口就是山西路。在鞍山道和山西路的交口，有一座神秘的大楼。说它神秘，是因为时时有门卫把守。那时候，这座大楼叫“天津日报”。好奇心驱使我多次在门前偷窥，终未得全貌。此楼和旁边的一所学校所占的位置，曾经是著名的游乐场“大罗天”。楼很高，下面有一大片空地，儿时觉得它好大好大，那就是我们心中的“无边无际的大罗天”。白天，我们在那里跳房子跳绳跳猴皮筋儿，跳得精疲力尽。晚上，靠墙的一排报箱灯光亮起，那里的夏天，风儿习习，是我们每天必去的避暑胜地。
大弟淘气，经常蹦上天津日报门前的台阶，绕着上面的柱子跑来跑去。这样的行为，一次次地被门卫阻止：“这是嘛地方儿？那边儿玩儿去！” 谁知大弟长大后成了“日报人 ”，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那个门儿。我就没有这般幸运，一次去大楼里找一个在里面工作的同学，先被盘问，后又登记，还要打电话确认，才能真正进入那个门儿。见到同学不禁感叹：你们这里，还像我小时候那般“戒备森严”！
大楼的斜对角有一个院子，它曾经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露香园”，后来改名为“张园”，它是“中国近代陆军第一人”张彪于1916年创建。1924年，孙中山携夫人北上与冯玉祥将军共商国计，下榻于“张园”月余。1925年，末代皇帝溥仪带着全家老小、宫女太监一起逃到天津，“张园”则成为溥仪的“行宫”。他选择的住房及新床摆放的位置，与之前孙中山的住房及床的摆放位置竟然分毫不差！一个是民国之父，一个是逃亡逊帝，道不同，命各异，在“张园”的不同时间里，选择了如此相同的栖身之地，这令人称奇的细节，造就了“张园”的传奇。
出了家门走到鞍山道，右拐不远处，也有一个大院子，那就是闻名遐迩的“静园”，溥仪在“张园”居住四年后搬到这里。此园原名“乾园”，为了“静以养吾浩然之气”，溥仪将园名改为“静园”。它占地三千多平米，儿时心里的“静园”就是一个有漂亮洋房的大院子。院内草木茂盛，杨树遮天蔽日。院子的大门总是关着，只开旁边的一个小门。虽无人看守，但小小的孩子推开那个有一点沉重的小门也是需要胆量的，每一次都要先探头探脑，再小心翼翼。我们常在秋天叶落时推开那个小门，在沙沙作响中寻找健壮的树叶。几个口袋都装满，再也塞不下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到家后，揪掉叶片留下根儿，焖熟之后，它就成了又粗又大、战斗力极强的“老根儿”。“静园”的老根儿和别处的老根儿一较高下时，必是赢家。
我家周围有那么多的“院”，有那么著名的“园”，那种深邃，那种文化，儿时并未有过多的感受，现在想起很是自豪。
我出生的时候白白胖胖，五岁以前，一直强强壮壮。五岁时出了麻疹，自此，我就成了家里的小病秧儿。那个年代，出麻疹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我这个普通的麻疹出好了之后，没有给妈妈留一点歇息的时间，又出了一脸的黄水疮。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腿突然不会走路了，妥妥地瘫在了床上。自己没有摔跤，别人没有碰到，为什么就走不了路了？妈妈心急火燎，抱着我四处投医，最终还是离家不远的甘肃路卫生院医好了我的黄水疮，治好了我的腿。我的脸上没有留下疤痕，我又重新活蹦乱跳。因为我的病，因为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因为有一位杨正权医生，甘肃路卫生院就成了妈妈看病必去的医院，也基本上是唯一去的医院。
甘肃路卫生院在多伦道242号，这座院子是杨正权的私人宅邸。1924年，她买下这座占地一亩九分一厘的宅院，与同学何震女士共同创办了“震权诊所”。她医德高尚，医术高超，声誉极好。1937年，日寇侵华入津，看上了她的宅院，派人与她“洽谈”租用，作为长官的住所。杨医生义正辞严，宁可搬走，也绝不出租给日本人。抗战胜利后，她才收回自己的房产，“震权诊所”才得以重新挂牌开诊。解放后公私合营，诊所转为国家门诊部，成了甘肃路卫生院，杨正权医生依然日日坐诊，服务百姓。而她的这座私宅，几经周折，最终也没能让自己安然地居住其中。1966年，85岁的杨医生，更是在一间占地八平米、油毡顶、无卫生设施的储藏室里居住了11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以如此高龄，被医院安排清扫公共厕所，每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不管待遇怎样的不公，不管经历怎样的磨难，她都坦然以对。虽然不能出诊治病救人，每日依然把阅读英文医学书籍作为功课，依然把医学事业视为生命。99岁，她因脑血栓卧病在床，八年后逝世，享年107岁。
作为著名的医学博士，杨正权医生所经历的生活上的苦难、精神上的折磨、不能治病救人的煎熬，我们不能感同身受。但她始终平静安详，始终以微笑示人。她的一生，承载了社会变迁带给她的沉重，想想我们曾经的痛不欲生，在她的沉重面前，竟感觉如烟云般轻盈。
小学毕业后，妈妈让我上了南开女中。学校离我家非常近，从鞍山道走到甘肃路，往左边一拐弯儿，很快就可以走到。妈妈的理由很简单，希望我将来当医生。因为南开女中的校址在1958年前是天津医科大学附属中学，改成南开女中后，旁边的院子依然是医科大学的一部分。妈妈觉得，南开女中与医科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上医科大学会方便些。虽然我的一生都在医学的边缘徘徊，但一直没有让妈妈的愿望实现。多年后妈妈还和我开玩笑：“原来想让你从南开女中毕业后，一翻墙，就跳到医科大学。没想到，你一煽翅膀，就飞到了内蒙。”现在想起妈妈的话，还是内疚满满。因为，如果我能加把劲儿，妈妈的愿望或许就能够实现。
南开女中是被尊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张伯苓先生在1823年创建的。他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用一生的努力实践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陶行知先生评价南开学校：“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巨擘”！这样的南开学校，身在其中，深感骄傲。在南开女中听课，是一种享受。老师们治学严谨又幽默风趣，每个老师都是我们喜欢的老师，每个老师的课，都是我们爱听的课。教语文的韩老师用那样的表情、那样的手势、那样潇洒地说出的一句那么普通的话——“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让我总是恍如昨天刚刚听到。以至于后来做了教师，我也学着老师的样子，努力让枯燥的理论变得有些许味道。参加南开女中的课外活动，也是一种享受。喜欢球，篮球排球网球垒球应有尽有。体操、田径的训练规范严谨，只要喜欢又肯练，就可以出成绩。吹拉弹唱跳舞蹈，哪一种天赋都让你释放得淋漓尽致。学校没有男生，我们这些女生便有了全面的锻炼。学习了知识，提高了体能，升华了精神层次，理解并实践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虽然我没有机会在南开大学接受教育，但南开女中的三年，也是我一生的自豪。
我虽然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但有时会质疑自己和天津的缘分。一来，我的父母不是老天津人。再者，我十八岁上山下乡，四十五岁重回天津，缺失了二十多年的天津生活。还有，我的先生不是天津人，我的孩子上初中才回到天津。但是，当我回忆着陕西路上带给我无限温暖的家、回忆着让我的童年无比快乐的大罗天、回忆着让我骄傲的“张园”和“静园”、回忆着让我自豪的南开女中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与天津的缘分。我在离开二十七年后，放弃了内蒙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回来，这就是我解不开的天津情结，这就是天津对我的呼唤，这就是我与天津扯不断的缘分。
张曼君，退休教师，曾任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甜园文学社”笔会编辑，文字的业余爱好者。每天写几个字，证明自己的身体，芬芳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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