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人生 | 文化名人巴南冈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左）与巴南冈
在武汉，上了年岁的人提起家父巴南冈的名字，差不多是人人知晓。他之所以著名，我想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长期从事武汉的文化艺术领导工作，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接管旧文化，发展新文化，促进戏曲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尤其在招贤引凤，团结文化艺术界人士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因为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所谓的“右倾”而历经磨难，几上几下，名声远播，成了有名的老“运动员”。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父的人品和为人,他坦荡无私，平易近人和勇于担当。至今他已去世二十多年，老人们提起他仍充满了敬意，都说他是个好领导，都能讲出许多有关他的故事。
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右）与巴南冈
家父爱看戏，也懂戏，有人说他是“戏迷”，这一点也不为过。看戏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把看戏做为工作，做为责任，那却是一件苦差事。每天看戏到深更半夜，特别是文艺汇报演出、调演等活动期间，一个月内要连看几十场戏，那更是件辛苦事。对此，我和母亲都多次劝过他“能不去看的戏就不要去”，但他却不听，说：人家请你，是人家看得起你，不去，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劝他不住，只好我和小保姆轮流陪他去看戏，母亲不放心，总是等他回来，为他准备点吃的才能休息。
而且家父看戏是不论什么剧种，不论是本地演员演出，还是外地剧团来汉演出，不论是大剧团，还是小剧团，只要有请，他从不拒绝。每次看演出，他都是早早就去，从不迟到早退，演出结束，他还要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问寒问暖。演员们也都想听听他对演出的评论，他也总是能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评价。他是把看戏作为文化局长的一项重要工作，把看戏作为团结演艺人员，与他们交朋友的重要途径。他经常讲：一个文化局长不看戏，不与演职人员交朋友，就无法做好工作。正是他的热情、平易，演员们喜欢他，亲近他,外地剧团感谢他，许多外地文艺团体因此慕名而来。
巴南冈、程砚秋、汉剧艺术大师吴天保
家父喜爱诗词，也喜欢写诗，加之他写得一笔好字，因此，向他求字的人很多。家父为人随和，只要向他求字，他都一一满足，特别是住院期间，病友、医护人员求字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于求字的人，他从不应付，总是根据当时的情景和求字人的工作性质、个人特点，构思成章书写，或赞美，或鼓励，所以他的字加上他的诗作，就成了求字人珍藏的心爱之物。
1984年，家父随《文化报》的工作人员游黄山，他为同行的每个人写了一首诗，返汉后书写成条幅以赠。这些诗都是抒发的登山感受和同行的故事，其中黄玉翠、陈秀华、徐景文、禹宏这四人游兴最浓，被家父戏称为“黄山四峰”，并将他们四人的名字以谐音巧妙地嵌于诗中，如为陈秀华题赠的是：“雨洗黄山翠，华照晨秀峰。经文书摩崖，远看余霞红。”
巴南冈挥毫泼墨
家父热爱大自然，钟情山水，每次旅游也是他诗兴大发，诗作最佳之时，他把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的追求、感悟宣泄的淋漓至尽。但他在武汉生活的49年中，有35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只是在他政治问题得以彻底平反和离休以后，他才焕发青春，得以寄情山水间。
1979年9月，为恢复“文革”中遭到摧残的武汉园林事业，他偕园林局的几位同志，赴西南四省考察，沿途得《西南行》组诗多首,诗中洋溢着对大自然的赞美，也将他思想得以彻底解放的愉悦心情跃然于中：“览胜探奇访桂林，借景移花绘江城。仰视千峰穷碧落，俯察漓桃绕城行。七星攀斗已称奇，芦笛回肠更堪惊！云作地来天皆石，玉为墙兮雪为城；瑰宝碑林人工勒，艺术宫殿自然成；阳漓江处扪象鼻，榕杉湖畔鉴倒影；还珠洞口濯漓水，南溪山上访白龙；揽月拿云愧二老，拔地柱天独秀雄。怀古记叙前人备，多情无才诗难成。美化江城巧装点，愿借八桂一枝峰。他年丹桂飘香日，抛杖再补航漓情”(《桂林颂》)
巴南冈与画家关山月
1986年家父已是73岁高龄，又患严重的肺心病，他随市老干局组织的离休干部疗养，到湖南的武陵源风景区旅游，在登上黄狮寨时，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群峰笋立拔地起，陡削嵯峨破云天。千姿百态谁雕饰？形象瞬变命名难。万木争荣山披绿，岩隙虬松古藤攀；游人如蚁盘曲径，老夫又当鼓动员。谁说新闺能锁美？穷山恶水金不换。逾古策杖黄狮寨，气吁汗涔心也甘。金龟背上夸长寿，年老亦愿学少年！”（《黄狮寨》）
家父是个性情中人，他也有喜怒哀乐，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记录在自己的诗词中。家父写诗从不做作、勉强，他经常说：诗是心声的表达，不是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因此，他的诗不十分追求格律、对仗，只求意到。家父思维敏捷，加之他读书颇多，涉猎甚广，只要环境、事物对他有所触动，他随手拈来，出口成章。
京剧艺术大师盖叫天（右）与巴南冈
虽然他历尽磨难，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磨难使他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他的诗词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他的许多抒怀诗，那是他心声的真实流露。“最羡傲雪顶霜松，历尽风雨色更浓。岁月无情催人老，时光有限惜晚晴；耄耋幸闯尚康健，期颐愿为盛世翁。老骥伏枥抒壮志，春泥护花亦钟情！”（《八十初度》）“艺海浮沉拾贝忙，扪心自愧少专长。最喜年年飞针线，愿为他人作嫁裳。”（《改诗言志》）“山高人更高，松青我亦青。悠然望飞瀑，扶杖听泉声。”（《黄山喜晴》）这些诗既是他人品的写照，也是他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总结，质朴而昂扬，没有虚情假意，扭捏作态，没有说教，但却充满了哲理，给人以激励，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的原因。
家父重感情，爱交友，尊重人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在文化艺术界、园林界的老人都能讲出许多故事。五十年代程砚秋先生来汉演出，在德明饭店宴请他，家父主动向程先生敬酒，程先生见是文化局领导敬酒，就提出换大碗，家父只好换大碗。宴会后程先生照样演出，家父却酒力不胜，在剧场里睡着了。回家后说起他的酒后失礼还深感歉意。我说你的酒量不大，何必硬撑着？父亲却批评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再难也要喝下去，这是对程先生的尊重。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只有尊重人家，才能团结人家，这也是工作。
巴南冈与夫人景南在中山公园
正是这种对人的尊重，父亲与全国众多文化艺术界的名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说家父的朋友遍天下，这一点也不为过。北边的梅兰芳、马连良、张君秋、程砚秋、盖叫天、谭富英、赵燕侠、常香玉；南边的红线女、马师曾；东边的周信芳、俞振飞、袁雪芬等当代一流的著名演员，都是他的朋友，与他有着深厚的私交。前苏联的乌兰若娃、波兰的莫捷耶夫、缅甸的吴.巴丹等都向他敬过酒，合过影。这不是家父有意去结交他们，而是工作造成的机遇，他的坦诚、热情给他们以好感。至于本地的演员如京剧的高百岁、高盛麟、郭玉琨，汉剧的吴天宝、李罗克，楚剧的沈云陔等，更是我们家的常客，连打小锣的，翻筋斗的人当中，也有不少是家父的朋友。
家父平易近人，胸怀坦诚，为官不像官。对上级敢于直言，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对同级他以诚相待，是领导班子团结的胶合剂；对下级，他一视同仁，关爱有加，有求必应，从没有官架子，群众视他为朋友、为亲人，这正是群众喜爱他、尊敬他的原因。干部有困难找到他，他从不推辞，无论是工作上的事，还是家事，他都尽力帮助；干部有病痛，他总要抽空去探望，帮助他们求医找药；每逢过年，常常是他先打电话给下级拜年。连有些干部的生日他也记得，不忘记给予祝贺。
1954年巴南冈在中山公园
有一次一个企业请他去为企业书写题名，为表示感谢，给了他200元润笔费，再三推辞也没推掉。但这200元钱却成了他的思想负担。回家后与我商量，决定拿100元请家人吃顿饭，另外100元钱，他为市文化局的老下级彭玉林同志过了生日。这样他才如释重负。正是他的平易和以诚待人，我们家里总是客人不断，每逢过年过节，更是门庭若市，他们来，不是有所求，只是想和他说说心里话。
家父是个胸无城府，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1958年反“右倾”，他成了武汉市头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掉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降级，从一个中央直管的正局级领导干部，下放到工厂当一个车间的副主任，这种处理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他委屈，他苦闷，可是又不能对人诉说。那真是“离魂失魄万头绪，个中滋味对谁语”,“血压频增难浇酒，方寸益乱不思书”（《蜗居吟》）。
赵毅敏夫妇在中山公园合影
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家父的老朋友原中纪委副书记赵毅敏同志来武汉参加会议，住东湖。特邀请我母亲去东湖客舍叙旧，为避闲没有请我父亲。父亲知道这是赵毅敏同志对他的爱护，但还是十分难过，他在诗中写到：“长者来武汉，寄语住泽畔。邀妻不约我，防为闲者传。怀旧情难禁，羞见故人面”。但即便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也总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工作为重。不管是把他放在哪里，他都以高度的责任心把工作搞好。
下放到工厂时，他与工人打成一片，重活累活一样抢着干，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与尊重，说他怎么看也不像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调到东湖管理处和园林局工作，当时正处于百废待兴，工作十分难做，既要处理好两派的团结工作，又要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园林工作，家父不顾个人得失，顶着种种压力坚持拨乱反正。正是在家父的坚持和努力下，公园里才开始恢复种花种草，东湖风景区才开始整体规划和建设，这为后来我市园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过他、斗过他的人，他也总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有一个干部被认为是家父身边的红人，但在1958年文教工作会议上，他却落井下石，竟把家父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的档案搬出来，断章取义的作为批判材料，这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他的行为为同事们所不齿，我也十分恼怒，多次劝父亲别与这种小人往来，但父亲却不以为然，还批评我心胸狭窄，说：做为一个领导干部，胸怀要宽阔，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特别要设身处地的替那些反对你的人想想，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为了自保，做出一些错事也是难免的，应该加以谅解。
家父就是这么个人，为别人的事，他总是热心快肠，对工作的事他总是勤勤恳恳，对自己的事，对家人的事他却很少操心。对位子、房子、车子、票子等，他更是不计较。我们家很多同志都去过，这房子住了几十年也没换过，至今还是公租房；为后事他写下遗嘱，葬到长江里。他从1938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到死他仍是一个“无产者”，上无属于自己的片瓦，下不占有国家的寸土，有的只是银行存折上的两万元钱，这是他历年从工资收入中积存下来，以防中风卧床不起时请人照顾而备用的。
父亲写过一首《兰颂》诗，正是家父人品的写照。
兰颂
淡雅清悠闲，碧蕊素心牵。
葳蕤缀珠玉，高洁贯贞坚。
羞于粉黛比，甘伴烟霞眠。
芳馨深谷锁，欲阻香益延。
家父去世22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怀念他，正是因为他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因为他是在以自己的行动，发扬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的坦荡为人，他的亲民作风，他的敬业精神，他的不谋私利等等人格魅力，放在当今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些品质是家父留下的一笔丰厚遗产，我将作为家风，教育子孙永远传承下去。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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