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景帝因为一双筷子选择放弃了周亚夫？
筷子事件是汉景帝刻意安排的一次测试，目的是为了最后一次确认周亚夫的“职场态度”；可惜的是，周亚夫给出了最糟糕的回应。
按理说，凭借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劳，周亚夫应该被皇帝当成宝才是。不过这种思维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封建政治的逻辑并不是这样。
古代统治秩序的本质是家天下，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有一个让人无奈却又客观存在的规则：识时务者为俊杰。啥叫“识时务”？揣摩出统治者的想法，其后顺势而为。
身处权利核心圈，若想有所作为（无论好坏），必须先获取统治者的认可、支持；无论是那些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忠臣，还是一手遮天、为非作歹的奸臣，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与统治者的诉求保持一致是基本前提。
举个例子：在唐玄宗李隆基前期，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啥能成为一代名相？因为他们吻合了李隆基励精图治的需求；到了后期，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啥能成功排挤张九龄、兴风作浪十余年？那是因为他吻合了李隆基加强皇权、享受权利的渴望。
而周亚夫和他的父亲周勃有些类似：爷儿俩之所以饱经官场沉浮，是因为他们的作为与统治者的需求并非一直处于同步状态。当双方步伐一致时，周氏父子就是国之栋梁；否则，他们就成了威胁统治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我们先看周勃的案例。在《史记》中，他与萧何、曹参、张良一样被归为《世家》之列，可见他被司马迁视为汉朝的核心功臣。作为一个曾经以编蚕箔、在丧事上奏乐维生的底层穷苦人，他抓住秦末乱世提供的机遇、跟随了一个正确的领导（刘邦），靠着努力得以封爵绛侯、官升太尉，实现了人生的成功逆袭。
经常有朋友表示好奇：为什么刘邦那些出身“屌丝”的沛县老乡个个能成为一代名臣，难道他们都天赋异禀？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如果你自身态度端正、学习能力没问题，再加上跟对上级、站对队伍，成就一番事业并非奇迹。
对于周勃的特点，刘邦临终前曾经做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论断：“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由于出身的原因，周勃没什么文化水平，但性格耿直、质朴，为人靠得住，对刘邦家族有很高的忠诚度，所以被视为能够为刘氏后人保驾护航。
刘邦不愧为洞悉人性的一代英主，周勃在后来的表现一如其所料。吕后掌权期间，周勃与陈平等功臣群体审时度势、虚与委蛇，暗暗保存实力；吕后去世后，他们立即翻脸暴起，联合宗室以“诛不当为王者”的名义举兵反吕，不分男女老少、把吕氏全族诛杀殆尽，随后把代王刘恒（汉文帝）扶上皇帝之位。他可谓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安刘氏”的重任。
当然了，周勃之所以如此卖力，自然也有维护功臣集团利益的考虑。当他的这一诉求与与刘氏一致时，他就是刘邦口中的“安刘”者；但一旦统治者需要强化皇权时，他这种能够左右诸吕生死、轻易废立皇帝的功臣首脑，无疑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因此，当汉文帝稳住阵脚后，一步步对周勃下手。这位“安刘”的大功臣，两次被免去宰相之职、遣回封地。后来甚至被人告发有谋反意图，被关进了刑狱、饱受狱吏的羞辱，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太尉由此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后来靠着薄太后的关照，周勃才免去了牢狱之灾、得以善终，并且得到了“武侯”的谥号。
一朝天子一朝臣，周勃在文帝期间虽然经历了些许波折、领略了帝王权术的威严与无情，但毕竟他曾久经复杂的政治斗争考验，对于君臣关系总体把握得当（比如被汉文帝暗示退休时，他几乎没有丝毫迟疑），总算惊险过关。但他的儿子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周勃去世后，儿子周胜之曾继承爵位，但后来犯事被废黜；几经波折，周氏诸子中最优秀的周亚夫被封条侯、子承父爵。他遗传了父亲的耿直性格与杰出军事能力，可惜并没能学到那份职场生存之道。（也许是因为周亚夫没能像父亲那样，得到陈平这样的搭档指点）
到了公元前158年，“细柳营事件”让周亚夫名噪一时，但若推敲其中的利害关系，其实让人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
当时匈奴大举入侵，汉文帝安排三位大将领军备战，他们分别是宗室刘礼、开国老将侯厉、周亚夫。能够与皇室、元老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周亚夫被汉文帝寄予了厚望。
随后汉文帝亲自劳军时，在刘礼的霸上军营、侯厉的棘门军营都畅通无阻，但在周亚夫的细柳营却吃了闭门羹，军士甚至公然宣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直到汉文帝亲自下诏给周亚夫，才被允许进入细柳营。
周亚夫的这一举动其实是兵行险招。连续两次拒绝皇帝的队伍入内，保不准他是怀着故意作秀的心思，想以此体现自己具备兵圣孙武之风；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汉文帝赞他为“真将军矣”。但他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军队说到底是汉文帝的，如今面对御驾亲临，这支军队竟然敢理直气壮的声称“不闻天子之诏”，是不是意味着周亚夫由此具备了发动叛乱的能力？
若我们站在汉文帝的角度来看，周亚夫要是心无二志，确实是一位驭军有术的统帅；但如果万一心有不忿，那无疑也是一颗极具毁坏力的暗雷。至于是哪种情况，那既要看皇帝是谁，也要看当时所处的具体大环境如何。
当时的汉文帝外有如狼似虎的匈奴，内有蠢蠢欲动的藩国，而周亚夫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姑且将其视为可控的军事人才。
而汉景帝即位后，则根据汉文帝留下的遗嘱将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新领导上任就提拔老领导留下的部下，这明摆着是要收买人心。
不久后，七国之乱爆发，升任太尉的周亚夫不孚众望，果真圆满完成了任务。由于解决了汉王朝的心腹大患，随后周亚夫官升宰相，一时间位极人臣。
做个小结：截至此时，周亚夫的仕途一直顺风顺水，那是因为他的能力完美契合了两任皇帝的诉求——抵御匈奴、对付藩王内乱，他的所作所为也长期与帝王的诉求一致。因此，在文景二帝这里，他就是一位可靠的忠臣、能臣。
不过随着藩国的威胁被消除、汉朝又不会对匈奴大举用兵，周亚夫的才能并没有之前那么不可或缺了；相反地，如果不能在新的岗位上妥善处理与统治者的关系，那他在帝王眼中极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象——权臣。
我们在上文说过，在封建政治逻辑中，贴合统治者的诉求的大臣，那就是识时务者；相反，如果知道统治者想法，却有意无意的作对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认死理的腐儒，二是自以为能主导帝王的权臣。
周亚夫接下来的表现，体现出他不是个识时务者；更要命的是，他也不是腐儒。
首先，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曾根据实际需要，献上了让梁国充当肉盾吸引火力、自己寻找战机抄叛军后路的作战方案，得到了汉景帝的准许。后来朝廷军队得以顺利平叛，确实得益于这一战略。
但梁王毕竟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期间梁国危在旦夕时，汉景帝曾下诏周亚夫立即出兵救援，却遭到了拒绝。梁王及窦太后（汉景帝兄弟俩的母亲）由此对周亚夫怀恨在心。
但这一点并不是致命的，毕竟周亚夫是为汉景帝办事，为了解决危及中央统治权的七国之乱，就算真的牺牲了梁王，相信汉景帝内心也不会拒绝；事后如果指责，大不了拿“周亚夫拒不听令”为由给天下人个交代。（毕竟为了争夺政治舆论，他可以毫不迟疑的斩掉自己的老师晁错）
而真正把周亚夫逼上绝路的，是他对汉景帝权威的挑战。
周亚夫升任丞相后，一度得到了汉景帝的器重，甚至连窦太后、梁王的坏话也没有影响这一关系。但当汉景帝决心要改立太子时，却遭到了周亚夫的极力反对。
立后、立储，向来是封建政治中的敏感地带。它们虽然是国事，但说到底更是家事，若帝王决心已定，臣子还执意唱反调，那只会招致反感、甚至会留下“权臣”的嫌疑。历朝历代，凡是踩了这条红线的，基本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唐代的长孙无忌（反对武则天立后）、张九龄（反对李隆基改立太子）。
因此，周亚夫也毫无意外地付出了代价，他没能阻止刘彻登上太子之位，而且“景帝由此疏之”，遭到了汉景帝的疏远。加上窦太后、梁王的煽风点火，周亚夫以往的老账都陆续被翻了出来。
后来，汉景帝曾想封大舅哥王信为侯，被周亚夫用“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祖训怼了回去；公元前147年，匈奴小王徐卢等人投降，汉景帝为了分化匈奴贵族群体，封这几个人为侯，又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不过这一次汉景帝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在不久后免去了周亚夫的宰相之职。
用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周亚夫的上述所作所为仿佛只是由于性格耿直；但在封建政治逻辑下，他战功赫赫、威震海内，却处处跟皇帝对着干，已经具备了权臣的嫌疑。
公元前143年，即汉景帝驾崩的前两年，他意味深长地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酒食，但只是给了一大块完整的肉，甚至也没配筷子。
这一幕似曾相识：当初的鸿门宴上，项羽赐给了贸然闯入的樊哙一条生猪腿，后者是怎么做的？慨然接受，就地生吃。
汉景帝为什么要为难周亚夫？其实跟项羽当初一样，看对方听不听话、是否对权威心存畏惧、敢不敢跟自己讨价还价。
樊哙表现顺从，客观上帮助了刘邦逃离生天；周亚夫心生不满，自行招呼宫内官员给自己筷子，其下场可想而知。
对于周亚夫的表现，汉景帝的表态让人恐惧：“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这难道还不能让你满意吗？但周亚夫的应对是灾难性的，他起先脱帽谢罪；其后更是趁着汉景帝起身，自行快步离开皇宫。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这位敢公然表达对皇帝不满的大臣，今后怎么可能辅佐年幼的君主？汉景帝看着周亚夫背影所说的话，已经宣判了这位功臣的死刑。不久后，周亚夫就因私买殉葬用的盔甲，被冠以“想在死后在地下去造反”的罪名，被逼在狱中绝食而死。而在他死后不久，汉景帝立即封自己的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谓无比讽刺。
对于周亚夫之死，司马迁认为是源于“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即满足于自己的功勋、地位而不虚心学习，能谨守节操但却不知道对帝王恭顺，这一总结非常客观。封建政治，本就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赌博，周亚夫的耿直与自信，在不同阶段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与帝王利益一致时，他是能解决问题的忠臣能臣；当两者诉求相冲突时，他在明知对方意愿的情况下却固执己见，成功让自己成了一位威胁皇权的权臣。
周亚夫死得并不冤，已经位极人臣，却因为一点不满就给皇帝脸色，这让未来的年轻皇帝如何镇住他？确实“非少主臣也”。我们别忘了，当初吕后死后，周勃凭借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立即发起了政变，废掉了幼主；而周亚夫在军中的威信与父亲相比也不逊色，更可况其后的“少主”刘彻，当初登上太子之位时曾经被周亚夫极力反对。这一巨大风险，任何有责任心的帝王都不可能视若无睹、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