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脉--带脉论(二)
6，带脉的起止
《难经·二十八难》：“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周。”
根据上述，我们知道，古人所谓带脉，其实是指体腔内部两个重要的膜系统，这两个膜系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行血气的经脉，而是指五脏和六腑的发生本原，因此属于内脏的范畴，而内脏与经脉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所谓带脉，严格地讲，其实不能称之为“经脉”，亦不能把带脉作为一条“经脉”来看待，这也正是《灵枢·脉度》和《难经·二十三难》所统计的全身经脉当中都不包括带脉的原因。
然而，《二十八难》记载的关于带脉的起止肯定也是有来由的，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里所谓的“季胁”，是肋骨最下缘的意思，也就是十二肋骨之端，即京门穴也。带脉为什么要起于京门穴呢？就是因为京门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肾之“募穴”。我们已经知道，募乃膜之通假，故募穴实乃膜穴，而所谓膜穴，其实就是膜上之穴的意思。故所谓肾募，其实就是指肾脏在横膈膜之上有一个根本点，即为京门穴。然而肾脏的根本又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肾主藏精”。因此，所谓“带脉起于季胁”云云，其实又是从带脉发生的角度而言：横膈膜虽然是五脏的发生本原，但是横膈膜自身也必须以先天之精为发生本原，也就是带脉发源于先天之精的意思。所谓“回身一周”，其实是描述横膈膜的物理形状，在胸腹腔之间回绕为一个四面封闭的椭圆。许多人根据“回身一周”的说法，理解为裤腰带的模样，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应该说“起于肚脐，回身一周”，或者“起于腰脊，回身一周”，才比较顺情合理，则“起于季胁”就明显地不合逻辑了，哪个人的裤腰带会系于两侧的季胁呢？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关于横膈膜的认识，与现代解剖学上的横膈膜并不完全一致，它是理想化了的横膈膜。古人把肋骨所包围的体腔统谓之胸腔，把腹壁所覆盖的体腔统谓之腹腔，而胸腹腔之间即为理想的横膈膜。故古人所认为的横膈膜，其实就是沿循着肋弓下缘移行而成的封闭筋膜。因此，对于古人所谓的带脉，我们也无须与解剖学上的膈肌严格对照，其具体的位置，有明显的外部标志，那就是肋弓下缘。这也正是《难经》称“带脉起于季胁”（即肋弓最下缘）的原因。
很显然，《二十八难》所记述的带脉，并非完整的带脉，而只是带脉中的“膏”。然而在《二十九难》又有“带之为病，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的记述，则带脉的疾病症状主要地表现为腹腔的异常，即“肓”的病变。因此，如果结合起来看，则完整的带脉，即便按照《难经》作者的意见，也仍然包括膏与肓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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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脉论
7，《内经》关于带脉在肓的有关论述
如果遽然地说腹腔的纵向中轴线属于带脉，恐怕许多人受传统说教的影响，始终以为这本来是任脉的所在，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所以，我还应该尽量地搜罗一些佐证。幸好，《内经》中还真有一段关于带脉的论述。
《痿论》：“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歧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揔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这段话中两次提到的带脉，其实都是指腹部的中轴线而言。考虑到古代典籍中关于带脉的资料极其稀少，不可有点滴疏漏，故而逐句诠释如下：
所谓“治痿者独取阳明”，是说男性阳痿之疾，可独取阳明治疗，非指足痿也。盖足痿乃为“足不任身”之肢体痿废，即截瘫也，对于这种病症，现代医学也难以能为，何况古人，更不可能有什么特效的独取之法。然而在这一段话当中，五次提到“宗筋”，而宗筋实乃男性外生殖器的称谓，即阴茎也，同时其前文中有“入房太甚，宗筋驰纵，发为筋痿……”，由此可知“治痿者独取阳明”是专门针对阴茎之勃起无力而言，即阳痿也。当然，这个“独取阳明”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足阳明经脉，而是指消化吸收系统的根本所在，实即肓也。在古人，肓又可以称之为宗筋，它也是男性外生殖器的根本。
古人之所以把阴茎称之为宗筋，是因为筋（即肌腱）皆富有弹性，并且以伸长和缩短为其生理特征，然而男子的阴茎也有伸长和缩短的生理特征，而古人并不知道那是海绵体的膨胀和萎缩，遂与筋的伸缩混为一谈，并且，又由于阴茎位于躯体中心的位置，具有繁育后代的作用，且伸缩的幅度特别显著，所以认为这就是人体内最根本的筋，故曰“宗筋”。
所谓“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是说阳明（胃腑）主持人体的消化吸收，而消化吸收系统又是人的后天之本，所以阳明就是包括生殖活动在内的一切生理活动赖以进行的根本保障。
所谓“主润宗筋”，是说成年男人性功能的正常与否，即阴茎能不能正常地勃起和射精，主要取决于后天的膳食营养以及消化吸收的状况。“润”，滋养也。
所谓“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是说由阴茎溢泻的精液，本来应该可以灌注于骨腔之内，起到滋养骨骼、滑利关节的作用。“束骨”不可解，疑“注骨”之误，盖音近也。《五癃津液别》：“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注于骨空，补益脑髓。”《决气》：“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古人看来，肓就是六腑的根本，而胃又是六腑之大原，二者具有同等的涵义，因此肓的所在就可以代表胃的所在。故所谓治疗阳痿独取阳明，其实就是针刺腹部中线的意思。
所谓“冲脉者，经脉之海也”，是说精液一旦灌注于骨腔之内，就立刻转化成骨髓了。我们已经知道，骨髓其实就是冲脉，而冲脉又乃原始血气的发生本原。（请参看《冲脉论》）
所谓“主渗灌溪谷”，是说由骨髓发生原始血气的过程，需要通过骨关节的缝隙进行。按照古人的观点，人有三百六十五个骨关节，遍布于全身，都可以发生原始血气，然后汇入十二经脉。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自然界中的山泉溪谷的细小水流逐渐地汇入大江大河，故把冲脉发生原始血气的过程形容为“渗灌溪谷”。
所谓“与阳明合于宗筋”，是说骨髓之精与阳明之精共同会合于宗筋。也就是说，阴茎所溢泻的精液，有一半的可能是来源于膳食当中的营养精华，也就是来源于阳明；另外有一半的可能是来源于骨腔中的骨髓，也就是冲脉。他的本意是，频繁地性交必将导致过度的失精，那么，单独依赖膳食来补充精液肯定就不够用了，势必会消耗骨腔当中的骨髓。
所谓“阴阳揔宗筋之会，会于气街”，是说在正常的保持啬精的情况下，储存于生殖系统中的精液就能够全部注入骨腔，转化为骨髓，然而在性交频繁、精液贫乏的情况下，骨髓又能够转化为精液，还注于生殖系统，以满足性欲的需求。这个精液与髓液之间出入灌注相互转化的过程，必须通过鼠鼷部位的关节缝隙来进行。我们知道，冲脉发生原始血气也要通过这个途径，此所以谓之“气街”。这个“阴阳”是指具有根本性质的原始血气，即精髓也。
所谓“阳明为之长”，是说就生殖系统中的精液来源而言，无论如何，以损失骨髓的方式来弥补精液的消耗肯定不是长久之计，那么，还是应该以膳食营养为主。很显然，这其中也包括尽量节制性欲以减少精液消耗的意思。
所谓“皆属于带脉”，是说无论来自阳明的后天饮食之精，还是来自冲脉的骨髓转化之精，归根结底，都属于带脉，也就是皆汇集于带脉之中的意思。为什么所有的精液又都汇集于带脉呢？就是因为这个带脉就是腹部正中央的“肓”。盖古人所谓“宗筋”，本来是指男子之阴茎，然而阴茎之所以能够在勃起时极度地伸长，在萎缩时又极度地缩短，在古人看来，那必然是位于腹腔内部的“带脉”在伸长、在缩短，否则的话，这种现象就无法解释了。也就是说，腹腔下部的阴茎与腹腔内部的带脉本来是一个整体，而阴茎只是带脉在腹腔下端延伸于体外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宗筋（阴茎）也属于带脉，而带脉又是宗筋之根本。因此，由阴茎所溢泻的精液，其实都源自于体内的带脉，故谓之“皆属于带脉”。
所谓“络于督脉”，是说腹腔内部的带脉前结于脐内，后系于脊椎，与督脉、任脉存在着直接联络的机制，因此也可以作为统一体来看待。他的本意是说带脉位于腹腔内部的深处，则由带脉萎缩而产生的阳痿之症便不可能使用针刺的方法予以治疗，那么由于带脉与督脉、任脉存在着形同一体的紧密联系，所以阳痿这种病就可以取督脉和任脉的腧穴进行治疗。《口问》：“黄帝曰：人之嚲者，何气使然？歧伯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嚲。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所谓“嚲”，其实也是指阳痿之症。所谓“因其所在，补分肉间”，其实就是针刺体内宗筋所在的小腹中线（即白线韧带）之意。盖阴茎之为宗筋，实乃体内之大宗筋延伸于体外的一小部分，而阴茎之勃起，实乃体内宗筋极度延伸之表现，今阴茎萎软，其直接原因就是体内的宗筋弛缓衰弱，不能强劲延伸，故因循体内宗筋之所在而补之也。
所谓“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是说某个人如果放纵性欲，则精液数量就会严重亏损，而阳明所提供的膳食营养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日常需求，于是就会发生阳痿之疾，既不能勃起，自然也无法正常射精。“纵”与“引”原本是形容弓弦的松弛和紧张。“引”是指拧紧弓弦，则弓弦必然紧绷绷的，在此即表示阴茎勃起时的强劲坚硬；“纵”是指旋松弓弦，则弓弦必然松松垮垮的，又谓之“弛”。故所谓“宗筋纵”（或者“宗筋弛纵”），即表示阴茎的萎缩软弱，也就是阳痿。所谓“带脉不引”，是说阴茎萎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腹腔内部的带脉不能强硬。而带脉之所以不能强硬，又是因为精液的匮乏。再进一步的原因，就是“阳明虚”，也就是膳食营养不能满足供应。
所谓“故足痿不用也”，是说疾病的发展趋势。如果不彻底改变纵欲无度的生活习性，那么无论怎样调理膳食营养，即便暂时治愈了当下的阳痿，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最后势必淘空了骨髓。那么，由于骨骼无以滋养，关节无以强健，血气也将无从发生，最起码，势必会影响到运动功能，那么出现肢体痿躄之疾，也是早晚的事，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实际上，这段话就是对精髓本体论（精者身之本也）的一个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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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脉论
8，皇甫士安的问题
后世医家之所以对带脉产生诸多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皇甫士安的影响。盖《甲乙经》有明文记载：“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由于《甲乙经》是第一部系统讲述腧穴位置的著作，而“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又与《难经》的“带脉起于季胁”相差无多，后人遂以为带脉穴就是带脉的起点，于是才会进一步把带脉理解为裤腰带的形式。因此，若欲明确带脉的实质，还必须指出皇甫士安的错误所在，以彻底消除其影响。
皇甫谧，字士安，公元215年--282年在世，是西晋时期的大学者，虽然著述很多，然而并不懂医学。其四十多岁时患了风痹病，加上苦聋百日(大约就是半身不遂)，因而开始自学医书，卒年67岁，满打满算也就是二十来年的学医历程。由此可以断定，他不可能有多少临床实践经验，更不可能有什么独出心裁的医学发明。那么，他的医学知识，充其量就是裒集了西晋时期医学典籍之大成，其所著《甲乙经》，顶多也就是抄录于相关典籍而已。实际上，也正如其自序所称，除了《内经》、《难经》以外，又取自《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因此，《甲乙经》其实就是由这三本书拼凑而成的一部合集。那么，根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这个书名就可以断定，凡是《甲乙经》之中关于腧穴名称、腧穴部位、腧穴主治之类的内容，肯定是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抄录下来的。
然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并非古医经。《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其中没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名，甚至没有《明堂》之名，故知其非经。又医经七家，亡佚六家，只剩下《黄帝内经》，汉末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序中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未曾撰用其它的医经，仲景批评当世医生“不念思求经旨”，则其本人想必渴念思求经旨，故知诸医经一定亡佚在仲景之先，所以不曾撰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著《脉经》，自言“撰集歧伯以来，逮于华佗”，而《脉经》所论，也无非《内经》、《难经》、《伤寒论》中的内容，其中关于带脉的所在，也仅仅抄录《二十八难》中的一条，可见作为西晋皇家医官的王叔和也没有见到过其它的医经。而皇甫士安又在仲景、叔和之后，更不可独得也。由此可知，古医经确实已经亡佚，而《明堂孔穴》之类，肯定不属于古医经。
然而关于腧穴位置及主治之类的知识，实乃针灸家日常所习用，故六经虽佚，其中关于腧穴部分的内容，或经口耳相授，而流传于民间者，亦或有之，皇甫谧所见到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想是根据这些口授家传的材料，整理而成。如果我们仔细揣摩其关于人身腧穴的每一个命名，都不免感觉奇趣盎然、颇具古风，故士安称《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黄帝歧伯遗事”，概由乎此。
然而正因为其口授家传，或转相抄袭，历数百年，便难免有鱼鲁之误，亥豕之嫌，则其中记载之内容，就不那么完全可靠了。如《灵枢经》言天容穴属足少阳，而《甲乙经》谓手少阳；又如《素问·刺热篇》言“四椎下间主鬲中热”，是当有穴，而《甲乙经》阙其名。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另外，《伤寒论》中屡言“刺期门”，而搜遍《内经》和《难经》，并无“期门”之名，则仲景在古医经之外，一定还有其它的理论依据。由此可知，仲景其实未尝不读《明堂孔穴》之类的书籍，然而序中不录，盖亦嫌其失去医经原貌，只宜参考，不可据信了。
因此，《甲乙经》所谓“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云云，实属讹传所误。盖古人凡言经脉起止部位，皆有其深刻的生理学意义，表示该经脉的根本之所在，“季胁”与“季胁下一寸八分”，尽管在部位上相差无几，但在概念上已相去千里，《二十八难》既言“带脉起于季胁”，就绝无“季胁下一寸八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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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冰的问题
然而《甲乙经》所谓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并不言属何脉气所发，而其它的腧穴皆有某某脉气所发云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明堂孔穴》未言，则士安无所据也。然而《明堂孔穴》所以不言，其实是想表明带脉为一独立之脉，故与它经无涉也。今世之人皆谓带脉穴属足少阳脉气所发，又是受王冰的错误影响。
《气府论》王冰注：“带脉穴为足少阳、带脉二经之会。”
王冰，于公元710年--804年在世，晚于皇甫士安五百年，其于腧穴分寸、脉气归属，不宗《明堂孔穴》（盖又亡佚也），专崇《中诰孔穴图经》，又称《经脉流注孔穴图经》。然而《中诰孔穴》的内容，真伪杂遝，更有甚于《明堂》者。观王冰根据《中诰》议论冲脉之义而终于未能得其究竟，可知。故《甲乙经》所谓带脉穴本欲明带脉之起于季胁，未有与足少阳交会的意思，唯“一寸八分”衍文而已，至王冰则复增迷惑，而带脉乃成一团乱麻。
另外，《甲乙经》固有五枢属于带脉之穴的记载，然而未言属何脉气所发，是《明堂》本有带脉独立存在之意，当然不会属于其它的经脉。把五枢归属于足少阳脉气所发，也是始自王冰。以至于如今我们看足少阳经脉的循行，在日月、带脉、五枢、维道的地方二曲三折，与《灵枢·经脉》所描述的足少阳循行方式迥然大异，则古人关于带脉之实质，在王冰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茫然无所寻了。
实际上，所谓“五枢”，即五脏在带脉上有五个根本点的意思，也就是有五个五脏募穴的意思，为其代表五脏之中枢，故谓之五枢。所谓“维道”，一名“外枢”，又曰“日月”，是指胆募而言。胆虽然属于六腑，但与其它五府有显著的不同，《五脏别论》所谓“奇恒之府”有六，胆乃其中之一，为其藏有饮食之精，具有生命本原的意义，《六节脏象论》所谓“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概谓此也。故外枢与五枢并列于横膈膜之上，而皆属于带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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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脉论
10，五脏的根本点在膈肌上的顺序排列
《诊要精终论》：“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刺避五脏者，知逆从也，所谓从者，鬲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
由这一段叙述可知：（1），鬲上是有腧穴的，否则不会有刺之而病愈的事情。（2），鬲上的腧穴肯定不是一个，否则不会有“皆为伤中”的事情。（3），鬲上的这些腧穴又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腧穴，否则不会有刺之而致死的事情。（4），那么可以推断：鬲上的这些重要而关键的腧穴其实就是五脏在膈肌上的根本点，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膈肌之上即有五脏。而所谓“刺避五脏”的意义，只是为了避免刺伤膈肌上的五脏。
人们往往把“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理解为禁止针刺实体的五脏，然而那就没有临床意义了，正如把“脾肾之处”理解为实体的脾脏和肾脏，也就失去了临床意义一样。这是因为，根据古人当时的解剖水平，他们不具备探究五脏（内脏）的确切位置及其确切功能的条件，因此并不知道真实的五脏到底在哪个部位，而只能按照由外推内法，来推测五脏的位置及其功能。因此，古人所谓的“刺避五脏”，只能是纯粹理论上的五脏，也就是主观认定的五脏，而非解剖学意义上的五脏。
对于以针刺为专长的古代医生而言，真正的五脏的确切位置，譬如脾脏具体在哪儿？肾脏具体在哪儿？他们并不在意，也无从探悉，然而他们必须要了解，哪些具体的部位，属于针刺的禁忌点，一旦误刺，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那么，凡是能够给人体造成致命伤害的针刺点，其内部一定存在着最关键的脏器--五脏，然而那其实并非真正的五脏，而只能是理论上的五脏。
因此，实际上，这一段话是为了表明理论上的五脏在体表的对应位置，告诫人们在针刺治疗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务必不可刺中的意思。那么，理论上的五脏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古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鬲”，所以才有“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的说法。
所谓“脾肾之处”，也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脾脏和肾脏，而是指理论上的脾脏和肾脏，是说脾肾二脏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对应于体表的一个确切位置，也属于针刺的禁忌点，其实就是肚脐。
肚脐是胎儿在发育过程中联系母体的唯一通道，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整个胚胎发生和发育的根本点。从生命发源于先天之精的意义上，它就是肾脏的根本点，盖肾主藏精，为先天之本。同时，肚脐又是胎儿汲取营养物质的源泉，从后天之精来源于消化吸收系统的意义上，它又是脾脏的根本点，盖脾主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即乃后天之本。
因此，之所以提出“鬲与脾肾之处”，该作者的本意是，鬲上的腧穴和肚脐都是禁止针刺的，一旦刺中，就伤害了五脏，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也就是说，五脏在膈肌上的根本点，是以腧穴的方式存在于膈肌之上的。因此，所谓“五脏横连膜原”，就是说五脏以五个腧穴的形式在膈肌上横向相连。
《刺禁论篇》：“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这一段话与上一段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也是指五脏的根本点皆集中于膈肌，因此属于针刺的禁忌，只是五脏所在的位置说得更加具体了。
“脏有要害”之“脏”不是泛指内脏，而是指膈肌。当然，这是古人理想中的膈肌，即肋骨的下缘一线。盖膈肌作为胸腹腔内的一个组织，其本身也可以称之为“脏”，而且作为五脏的发生本原，它还是更加重要、更为关键的“脏”，当然也是更具要害作用的“脏”。《长刺节论篇》：“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脏，迫脏……刺之迫脏，脏会腹中，寒热去而止。”《寒热》：“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是皆指膈肌为“脏”。“要害”，谓关键点也。
以下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云云，则是详细地讲述膈肌上有五个关键点的具体位置。“肝生于左”，是说肝在膈肌的下半部，“肺藏于右”，是说肺在膈肌的上半部。盖古人有尚右的习俗，故以右为上，以左为下也。“生”谓发生，“藏”谓藏匿。生与藏在这里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脏的根本点，此避重复，以求文字生动，则发生之点亦即藏匿之点，藏匿之点亦即发生之点，也就是根本点、要害点的意思。后人往往理解为“肝主升、肺主藏”，那就显得过于生硬死板了。
所谓“心部于表，肾治于里”，是说心在膈肌的最上部，亦即最高处；肾在膈肌的最下部，亦即最低处。盖“表里”本来就有上下内外的意思。
所谓“脾为之使”，则是说脾在膈肌的正中间部位。“使”谓使节，意思是上下内外的联系中枢。因为脾属土，土居中央，中央的脾具有上下联络、左右沟通的作用，故谓之“使”。
盖古人所认为的膈，实指肋弓的下缘一线，而肋弓下缘并不是水平线，而是一个弧形，故谓之肋弓。那么，按照《刺禁论篇》的观点，五脏的根本点在肋弓上的具体位置应该这样排列：
最高处的肋弓顶端（即心口窝，也就是第七肋骨与胸骨下端的连接点）就是心脏的根本点，而肋弓的最下缘就是肾脏的根本点，在肋弓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中间则是脾脏的根本点，肺脏与肝脏的根本点则分别位于心脾之间和肾脾之间。
这样一来，五脏的根本点就都有了确切的位置。那么，所谓“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肝，五日死……”也就有了确切的着落。根据现代的解剖学，我们知道，肋弓一线的内部主要是肝脏和脾脏，而肝脾二脏都比较柔嫩，且血液丰富，那么一旦刺中，就容易造成肝脾破裂出血而致死。另外，肚脐之内细菌极多，古人又不讲究消毒，一旦施加针刺，很容易造成腹腔内部的细菌感染，也有生命危险。这就是古人把“膈与脾肾之处”明确列为针刺禁忌点的原因。
所谓“胃为之市”，其实是指心口窝以下肚脐以上的上腹部。人吃饱饭以后，上腹部会明显膨胀，而胃是受纳饮食的所在，所以在古人看来，上腹部就是胃的位置，而上腹部的中心线，就可以代表胃脏的根本点。《说文》：“市，买卖所之也。”即集中财货的市场。人的胃不但受纳各种食物，而且能够根据需要予以消化吸收，汲取精微，排泄糟粕，与人类社会的市场的功能相当，故谓之“市”。
所谓“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刻意地强调横膈膜中央和大网膜中央的重要性，是说鬲之中央有父，肓之中央有母。谓“父母”者，在于明确人体两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根本点，分别位于膏的中央和肓的中央。其实就是心口窝的巨阙穴与肚脐眼的神阙穴。所谓“小心”，仍然是指肚脐，此乃相对于心口窝的“大心”而言。是说心口窝的巨阙内部藏有“大心”、为“父”，而肚脐眼的神阙内部藏有“小心”、为“母”。所谓“七节”，谓七寸也。按照古制，长度单位皆以人体为法，正常人的手中指之中节即为标准寸，而从巨阙到神阙正好是七寸。
实际上，“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与《九针十二原》中的“膏之原出于鸠尾，肓之原出于脖胦”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出这两个部位分别是五脏与六腑的根本点，只是其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么，综合起来看，则膏肓其实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以从根本上治疗五脏六腑的疾病，也能够从根本上给五脏六腑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这就需要在针刺治疗的时候务必小心谨慎，务必采用正确的操作方法。所谓“从之有福，逆之有咎”，与《诊要精终论》的“知逆从”也是同一个意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针刺，而是必须小心谨慎，禁止卤莽孟浪。“从之有福”是说“鬲与脾肾之处”本来能够用来治疗五脏六腑的疾病，如果谨慎小心、遵从正确的方法，就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逆之有咎”则是说不正确的操作，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同时也给医生本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说文》：“逆，迎也。”“迎，逢也。”“逢，遇也。”总之是直接抵触的意思。则“逆之有咎”就是指针刺过深，针体直接触及到了五脏，因此对五脏构成了实质性伤害，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说文》：“从，相听也。”即仰面而听，是毕恭毕敬的意思，其中就含有小心谨慎的意思。
《长刺节论篇》之所以有“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脏，迫脏……刺之迫脏……”的训诫，也是强调凡针刺膈肌上的腧穴，必须轻缓地浅刺。《说文》：“迫，近也。”就是靠近，然而并不直接接触。则所谓“刺之迫脏”，就是针体只能靠近于“脏”，却不允许直接接触到“脏”，其实就是浅刺的意思。
《寒热》在分析了“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之后，所提出的治法是“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这个“请”字似乎多余，但是如果知道了这个“从其本引其末”指的就是针刺膈肌上的腧穴，就会明白这个“请”字之中所含有的恭谨、敬畏的本意。那么在针刺的过程中就一定会轻轻地、慢慢地、小心地、慎重地操作，当然，这其中势必还有浅刺的含义。由此可见，古人的意思，膈肌上的腧穴并不是绝对不许针刺，只是在针刺膈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绝不允许有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