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交恶曾国藩之谜,学者研究之后感慨:这是一场精彩的大戏!

1864年,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攻克南京,随后就向清廷作了汇报,并特别指出:城破之后,伪幼主(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一封奏章,凸显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

不料,左宗棠也上了一道密折,称金陵难民的消息,洪天贵福没死,而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左宗棠获悉洪天贵福下落后,毫无和曾国藩通气的想法。

于是,这两封不一样的奏章,让清廷对曾国藩非常不满,让他给一个解释。随后,曾国藩上书反驳左宗棠,坚持洪天贵福已死,左宗棠痛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就这样你来我往,曾国藩幕僚薛福成记载,“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也就是说,这一件事之上,左宗棠主动交恶曾国藩,此后两人算是绝交了。

尽管事后证实,左宗棠的消息正确,曾国藩的确“谎报”了,但左曾二人从此不相往来了。于是,这也成了近代史上的一个谜团。

曾对左是亦师亦友亦伯乐!

如果是政坛倾轧,左宗棠这么做,一点都不奇怪,但问题在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可以说,曾国藩是左宗棠的亦师亦友亦伯乐。

1852年,曾国藩创办湘军时,就和左宗棠(一生没有进士及第)有了往来。由于曾国藩能做到知人善用,所以1860年时,曾国藩正式聘请左宗棠为幕僚。别小瞧这一职务,给弗格森、穆里尼奥做助理的人,都能在一家普通豪门做主教练了。

不久之后,由于战局胶着,所以曾国藩又向咸丰推荐了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此后左宗棠才一路高升,很快就成为一个“封疆大吏”了。

在和曾国藩交往中,左宗棠虽然桀骜不逊,所谓“宗棠向喜与国藩争,国藩尝礼下之”,但对曾国藩还是很尊敬的,基本上是执弟子之礼。

总得来说,曾国藩对左宗棠至少有二大恩情,即:老师,伯乐!没有曾国藩,可能就没有左宗棠的传奇。既然如此,为何左宗棠主动交恶曾国藩,难道左宗棠是忘恩负义之辈?

左曾交恶是有目的的演戏?

对于左宗棠的行为,有学者研究之后却给予高度评价,甚至由此而感慨:这是一场精彩的大戏,左宗棠难怪敢自称“今亮”(当今诸葛亮)!原因很简单,左宗棠和曾国藩在演戏,主要是为了“自保”。

湘军最巅峰时,有一个“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出了一定事实。当时,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可以说湘军占据了半壁江山。客观事实是,曾国藩有足够的实力推翻清朝。

面对这样一个“权臣”,清政府寝食难安,尤其在攻克南京之后,清廷满蒙主力就在一旁监视,高度关注各地湘军主力的动向,就是怕曾国藩造反。况且,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还是汉人,而清朝一个国策是“防汉”,从清初到曾国藩之前,手握重兵的汉人几乎都没什么好下场。

所以,曾国藩即便没有造反之心,但面对这一形势,也处于危险之中。这时,在湘军攻克金陵之后,左宗棠立即看到机会,主动交恶曾国藩,而曾国藩也心领神会,所以全力配合,上演了一幕好戏。这样一来,湘军分裂了,清廷放心了,可见左宗棠的心机之深。

试想一下,如果湘军铁板一块,左宗棠和曾国藩关系很好,那么清政府能安心吗?相反,如果左宗棠和曾国藩关系恶劣、互相制衡,那么朝廷才会安心,放心使用左曾二人,这也是清朝“以汉制汉”的国策。总之,左曾失和,对左曾和清廷来说,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另外,还有不少历史证明,左宗棠交恶曾国藩是在演戏。比如,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评价非常高,也点出了曾国藩是左宗棠的恩人。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女婿聂仲芳等,都得到过左宗棠非同一般的照顾。如果真交恶了,左宗棠还何须如此?

其实,对于“汉人一强,满人则弱”的清朝而言,即便没有左宗棠交恶曾国藩,清廷也会在湘军中培养一些人对抗曾国藩,这是统治的需要。既然如此,不如左宗棠来主动站出来交恶曾国藩,对曾国藩而言更安全,所以左宗棠不愧是敢自称“今亮”的人,谋略之高,让人叹服。

让人遗憾的是,曾国藩为了表示忠心,主动裁军,并交出兵权,于是不可一世的湘军,就逐渐消失在历史烟云中,而没有在清朝抗击外辱上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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