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难怪张仲景的老方子不灵光，原来这么多年剂量全弄错了

我们都知道，与西医相比，如今中医效果难言，包括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诸多中医经典记载的老药方，通常疗效极为缓慢，甚至有沦为养生学的趋势。然而，古书记载的中医非常神奇，对症下药之后可以“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盏茶功夫就能治愈，效果立竿见影。那么，究竟是古人夸大了效果，还是中医传承出了问题，或者是古今“天地灵气”的差别影响了中药药效？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中医传承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上世纪以来，考古专家在诸多汉墓中发现“权衡”，揭开了《伤寒杂病论》中的张仲景老方子为何不好使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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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一个基本常识，即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耍流氓。中医传承中，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以《伤寒杂病论》用药剂量考证为例，张仲景老方子中的一两，在每一个朝代折合多少？古人对此进行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扫灭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但之后岁月变迁，历朝历代都颁布新的度量衡，导致每个朝代度量衡差别很大，于是越是久远的中医书籍剂量就越难辨别清楚。

唐朝时，孙思邈《千金药方》：“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以四分为一两秤为定。”

宋朝时，沈括《梦溪笔谈》：“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

明朝时，李时珍《本草纲目》：“古今异制……古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古一两为六钱，古一升为三合三勺。”

清朝时，徐灵台《医学源流论》：“汉晋升斗权衡，以今较之，不过十之二。即仲景一两，谓合今之二钱。”

现如今，全国统一教材《伤寒论讲义》中，采取李时珍的说法，通过折算明朝计量单位，将张仲景的一两定为一钱（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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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张仲景的数百个老方子，效果是“效如桴鼓，覆杯而愈”，而如今按照李时珍计算的剂量，却几乎没什么疗效。同样的药方，为何古今效果不一，难道真是古今“天地灵气”导致药材出现了差别？上世纪以来，随着汉代古墓中“权衡”不断出土，终于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权即秤砣，衡即秤杆，权衡本意是指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根据学者姜波发表于2012年的《秦汉度量衡制度的考古学研究》论文，迄今为止一共发现33件东汉权衡，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东汉铜权上铭文“官平秤，褪 ( 锤 ) 重一斤八两”，实重332.3克，折合每斤为222克；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石权上铭文“百一十斤”，折合如今每斤为218克。

因此，学者综合东汉出土的权衡数据，最终推算出东汉每斤重量为如今的220克。按照旧制换算，一斤为十六两，东汉一两即为13.75克。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将张仲景的一两定为一钱（3g），两者相差近5倍。

如此用药，焉能有效？

张仲景的“经方”，需要根据病人复杂多变的情况灵活用药，但主药剂量减少三四倍，比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原方剂量为1斤，如果按习惯仅用10～30g，又如何获得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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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考古发现的汉代计量单位下药，那么张仲景的药方是否能够达到“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的效果，能否治疗重病、大病、急病？上世纪一位“赤脚中医”有过实践，用汉代以前的中医治疗过诸多西医无法治疗的危急重症。

李可（1930—2013，见上图），山西灵石县人，毕业于西北艺专文学部，边行军打仗边学习，同时兼任军报记者。新中国建立后，李可在逆境中自学《易经》、《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从赤脚医生做起，致力于传承汉代以前的中医学，诊治了各种疑难杂症及纯中医抢救心衰、呼衰等濒危病人，创造出了许多起死回生的奇迹，成为我国运用纯中医的理法方药从事急症救治、独具特色的当代临床大家，尤擅长以重剂救治急危重症，医术高超，有“现代张仲景”之美誉。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说，以往中医被认为是“慢郎中”，但李可让大家改变了这一传统印象，“广州一个70多岁的心衰男病人，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家属找李老试一试，用的就是破格救心汤，3天后病人居然就能下地了！”

那么，李可是如何做到的呢？以“回阳救逆第一品”之称的中药——附子为例，由于附子有毒，一般中医根据《本草纲目》或其他医学经典，最多只敢开出几十克的剂量，而李可按照他对汉代以前附子剂量的理解，面对濒临死亡的病人，经常开出数百克的剂量。李可一生之中，用去附子5吨，骇人听闻，却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的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就有100余人，堪称传奇。当然，李可使用“大剂量附子”，并非盲目使用，而是根据病人实际状况对症下药。

李可生前曾说：“我没有创什么流派，不过是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中医之路，若一定要冠一名称，用彭子的‘古中医学’吧。”

2600年前，晋景公病重，秦医医缓给晋景公看病，“病不能治了，病在肓的上边，膏的下边，灸不能用，针达不到，药物的力量也达不到了，不能治了。”所谓膏肓，即古以心尖脂肪为膏，心脏与膈膜之间为肓，膏肓之间是药力不到之处。虽然如今不知道医缓判断对不对，但以这一番描述可知，古人对人体构造非常熟悉，在没有现代器具的情况下诊断出的是难以想象的重病。如果再联系到扁鹊见蔡桓公等医疗案件，无疑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医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至汉朝华佗、张仲景时达到一个巅峰。但在之后中国先后出现五胡乱华与南北朝对峙，持续数百年战乱，或许由此导致中医药方剂量等传承出了问题，以至于到了近现代，中医被污为“巫术”，或沦为“养生学”。

简而言之，以此推而广之，秦汉唐宋等的中医经典药方，后世使用时可能也存在剂量问题，由于达不到中医经典上药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于是后世使用同样的药方，也就远达不到典籍中描述的神奇疗效，不仅无法“效如桴鼓，覆杯而愈”，而且更无法治疗大病、急病、重病，于是在近代西医的冲击下，曾经璀璨夺目的中医逐渐没落。

不过，在李可等实践推动下，如今不少中医从业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使用传统中医救治了不少西医无法救治的病人，但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中医复兴之路还很漫长。

参考资料：《伤寒杂病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