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 什么才是书法之魂?

【北齐】杨子华 《校书图》


书法的魅力,在于书写具有不可预测性。书家作书,不能像绘画那样先拟画稿,也不能像治印那样打印稿,难以预知完成的样式和效果。书写之际(特别是行书、草书),只能随机调控,做到以意率笔的“心手双畅”,就很不容易了。

书写贵在“气韵生动”,最忌填描,特别是行草书,一填描,点画就呆板,有如“美女眇目”。书写时,能将手中的笔正用侧用,顺用逆用、重用轻用,实用虚用;能快能慢,能擒敛能纵放,才能写出生动有势的姿态。

汉字书写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毛笔居功至伟。殷商时代,先民已经使用锥体毛笔作为书写工具。现在所见最早的古笔,是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的毛笔。出土时,毛笔套在一枝小竹管内,竹制笔杆长 18.5 厘米,径0.4 厘米,笔毛长 2.5 厘米,笔锋尖挺。

长沙左家公山墓出土毛笔

毛笔是有弹性的软笔,能写出各种形态的点画,呈现生动丰富的笔势,所谓“笔软则奇怪生焉”。书写时,笔毫会变形——笔头弯,笔锋分叉或扭绞,又可谓“笔软而麻烦生焉”。因此,习书练字也是训练使用毛笔,学会控制毛笔。书家书法水平的高下,也由用笔的能力见分晓。

书写有“法”,法是通行的规则。书写有“道”,道通书者的意趣。唐朝张怀瓘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书写之妙,“可以心契。非可言宣”,“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文字论》)。

1.书写与笔顺

书写是按笔顺把笔画搭构成字,逐字延伸,成行成篇。笔顺是运笔的“路线图”。所谓书写的“不可逆”,书法的“时序性”,说来玄妙,其实本于汉字的笔顺。

笔顺规则随字体的演变而逐步形成。古文字时代,字形繁,笔顺关系疏阔;今文字时代,字形简,笔顺规则严密。

殷商甲骨文中,“鹿”、“马”、“车”的笔画是摹物状形的线条,写这类象形字就像画字。西周以来,以至秦朝,篆体笔画越来越简约,“写”意日增,大体形成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的笔顺规则。但是,篆体笔画盘曲(“宀”的第一笔两次改变运笔方向),笔画仍繁(“氵”要五笔写成),总体看,篆书的笔顺规则并不严格。

隶书的成熟,标志汉字进入今文字时代,彻底蜕去了象形的痕迹,结构平直化,上下笔之间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笔顺关系,书写的笔势也随之增强。楷书脱胎于隶书,笔顺承袭隶书。但是,写隶书、楷书都是一笔一断,形态上看不出笔顺关系。

行书、草书的笔画牵连映带,运笔的轨迹很清楚,由笔画形态可以看出笔顺关系。例如“火”的笔顺,先写外侧的点、撇,再写中间的长撇、长捺;“忄”先写两点,再写竖;“万”字最后一笔写撇。行书、草书是快写体,为了笔势的顺畅,有些字的笔顺与隶书、楷书有所不同。如行草书的“臣”字,第一笔不是写横,而是先写左边一竖;又如“里”先写成“甲”,再写下面两横。杨凝式草书《神仙起居法》还有一个极端的“倒写”例子:第七行“冬殘”两字,因笔势疾速,“殘”字先写了右边,再移笔写左边的“歹”。

五代杨凝式草书《神仙起居法》

“冬殘”两字,因笔势疾速,“殘”字先写了右边,再移笔写左边的“歹”。

2.书写的笔法

用笔的技法,由简而繁,与书体息息相关。篆书时代,笔画不外曲线、直线和点,写字动作简单,相当于拿笔划道道,引笔而书即可,没有复杂的笔法可言。隶书“解散”篆书弯曲回环的笔画,有了横竖撇捺点,笔画形态各异,用笔有顿挫、轻重、转折、纵敛的变化,所以隶书的笔法要比篆书丰富。写隶书,每一笔画大体是朝一个方向运笔。草书、行书形成之后,又出现一些新的用笔方法,如翻转、连绵。晋朝以来,人们学书率由楷书人手。唐朝书家将楷书的基本笔法与“永”字的点画联系起来,所谓“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张怀瓘《玉堂禁经·用笔法》),名日“永字八法”。初学写字,笔法是规矩:入门后。笔法是为人所用的话法。书家作书。笔鋒的正側向背、运笔的提按快慢,随着手势动作随机转换。有笔势,显笔意,变化微妙。所以唐朝草书家张旭说:“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也。”(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永字八法图解

笔法的增繁,也与执笔姿势的变化相关。唐朝以前,人们写字的执笔姿势是“单钩斜执”。大约唐朝中期以来.执笔变为“双钩直执”,笔入纸的角度与古人不同,摩擦面不一样。运笔的灵活程度也不同。这样一来,临摹古人书迹则难尽笔意,就要改变用笔动作,或者增添一些用笔动作。也就衍生出一些新的笔法。书家讲述笔法心得,初见唐代书学文献。传为欧阳询的《用笔论》,以对话的方式讲说用笔之法。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说:“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书谱》)后世盛行的藏锋之说,也始于唐朝,徐浩《论书》云:“用笔之势,特需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学书作书讲究笔法,虽不能说始于唐人,俱盛于唐朝却是事实。此后,书家视笔法为书法的“核心技术”。用笔技巧本出自书家个人的经验,一些书家归纳经验心得,著于文篇,启发后学。人们择取行之有效的经验而从之,代代相传,就是我们今天习见的那些常规笔法。千年以来,笔法无论怎样衍生,无论如何变通,基本笔法一直管用,并不神秘。赵孟類说“用笔千古不易”,颇受今天书家的质疑,若将“不易”的用笔理解为基本笔法,则可息讼。

唐代孙过庭《书谱》

古人所说笔法,包括执笔法。唐朝盛传一篇托名卫夫人的《笔阵图》,言笔法而先说执笔:“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学先大字,不得从小。”执笔得法,便于用笔,而用笔贵在笔力:“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唐朝以来,书家所说执笔法,日见琐细。晚明书画家陈继儒批评:“古人论书有双钩悬腕等语,李后主又有拨镫笔法。凡论此,知必不能书,正所谓死语不须参也。要诀在提得笔起,于转处有力。”(《妮古录》卷二)

书学中,笔法属于经验性理论。历代书家所说笔法,具体而微,积累下来的名词概念甚多,可分为“执笔法”和“用笔法”两个部分。

执笔法:如单钩、双钩,如五字执笔法、回腕法,以及手指执笔位置的高低。

用笔法:如提按、顿挫、转折,如中锋、藏锋、侧锋,如曲直,向背、如轻重、疾徐、虚实,等等

3.执笔姿势的变化

今人写字,执笔姿势有两种:平常拿自来水笔写字是三指执笔,食指外钩(包),大拇指在内侧,中指在下托住笔,笔管是斜的,是“单钩斜执”法。写毛笔字则不同,大拇指橫撑,食指、中指外钩(包),无名指内抵,小指靠无名指为辅助,笔管直立,是“双钩直执”法。今人以为,古人一直是“双钩直执”。

古人写字,最初是左手握简牍(纸),右手单钩斜执笔。沙孟海曾经注意到古人执笔姿势,列举了五幅古代名画(宋画或唐画宋摹本),画中人物执笔写字,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手中的笔管都是斜的。日本中村不折收藏一件吐鲁番发现的唐画残片,一人面对卷子,执笔欲书,是斜执笔。榆林石窟第二十五窟唐代壁画,绘有一人在树下抄经,也是斜执笔《《沙孟海论书丛稿·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

【晚唐】 《说法图》﹙部分﹚ 敦煌壁画

大英博物馆藏

斜执笔与先民的坐姿相关。自殷商到魏晋,华夏民族是席地而坐,双膝曲而接地,臀股贴坐于双足跟上,与“跪”相近,相当于跪坐。殷商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像,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长信灯宫女像,坐式都是这样合乎礼节的标准坐姿。那时的“跪”姿也是双膝接地,但是臀股与双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果臀股不着足跟,而且挺直腰,则为“踞”。长沙出土的西晋青釉对书俑坐姿还是华夏古风。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上面的魏晋名士也是席地而坐,而将腿伸到身体前面。那是南朝画匠表现名士“居傲无礼”的坐姿。北朝流行的“跂坐”,两足垂在身体前面,足趾着地而足跟不着地,是坐在高坐具上的姿势,属于虏俗胡风。据文献记载,南朝皇宫里也出现了中原地区胡人的垂脚坐姿(杨泓《寻常的精致·说坐、跽和跂》)。

华夏民族的坐姿渐由跪坐而跂坐,这是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产生的变化。但是,反映唐以前生活场景的《北齐校书图》中,人物是“趺坐”的姿态,执笔仍然是单钩执斜法。大概南北朝时期只是改变了坐姿,而写字的执笔姿势尚未改变,也就是说,写字的坐姿变为“胡”式,执笔姿势仍然“古”式。

西晋青釉对书俑两人相对跟坐,中间是一个长方形尖脚案,案的一端置一长方形书箱,中间有笔架,可以平放三支笔。左边一人手中执笔为斜执法。

唐朝前期书论家孙过庭说:“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这种指导学童习字的《笔阵图》,流传民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孙晓云《书法有法》附有日本空海《执笔图》【图1·21,图中题为“执笔法”,绘有三指执笔的手姿,后有说明文字(附图不全,只见三行):

置笔于大指中节前,居转动之际,以两小指齐中指,兼助为(力)。

这段文字。结合图中执笔示意图看,是“单钩直执”法。空海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日本书法史上的“三笔”,他在9世纪初以学问僧来唐朝长安访书求学,书学王羲之。空海《执笔图》应是摹自唐朝流传的某种执笔图。

唐朝韩方明《授笔要说》录有唐朝中期书家徐浩的“执笔法”,与空海《执笔图》上的说明文字相近:

徐公曰:“置笔于大指中节前,居转动之际,以头指齐中指,兼助为力。指自然实,掌自然虚。虽执之使齐,必须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笔当节,碍其转动,拳指塞掌,绝其力势。况执之愈急,愈滞不通,纵用之规矩,无以施为也。”

这段文字前几句讲手指执笔的位置,言“以头指齐中指”,显然是“双钩”执笔法。这一句,空海《执笔图》是“以两小指齐中指”,乃“单钩”执笔法。空海《执笔图》是当时墨迹,可信程度高于文献相传的徐浩“执笔法”。传为徐浩的这段文字。可能在传抄过霍中曾被改窜。

日本空海《执笔图》

晚唐,吴县人陆希声已言及“双钩”执笔法。《陆希声传笔法》曰:“钱邓州若水尝言:古之善书鲜有得笔法者。唐希声得之,凡五字,日:擫压钩格抵。用笔双构,即点画遒劲而尽妙矣,谓之拨镫法。希声自言,昔二王皆传此法。自斯公以至李阳冰得之。”《墨池编》卷四)陆希声称此法传自东晋“二王”,当然不可信。执笔法在唐朝发生了变化:初唐还是古代的“单钩斜执”大约中唐变为“单钩直执”,而后过渡到“双钩直执”。

宋人执笔,通行“双钩直执”法。北宋朱长文(1039 — 1098)《墨池编》卷四《执笔五法》说:“第一执笔”,注曰:“平腕双苞,虚掌实指,世俗多爱。单苞则力不足。书无神气。”第二簇笔,注曰:“聚五指,笔头在其中心也。”第三撮笔,注曰:“五指头聚笔,泥也。”第四握笔,注曰:“以四指押笔于掌心。”所道执笔要诀,皆属“双钩直执”。

黄庭坚题跋中说到双钩执笔:“凡学字时,先当双钩,用两指相叠蹙笔压无名指,高提笔,令腕随已意左右。”(《山谷题跋·论写字法》)又说:“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用笔之法,欲双钩回腕,掌虚指实、以无名指倚笔,则有力。”(《山谷题跋·跋与张熙载书卷尾》)所谓“无名指倚笔”,就是“双钩直执”的特征。他还说,苏轼写字“不善双钩悬腕”(《山谷题跋·跋东坡论笔》),可见双钩直执法要悬腕。黄庭坚写字不但“双钩”、“悬腕”,而且“高提笔”,他的一些大字书作的长笔画出颤笔,与这样的执笔法有关。

4.书写之“势”与书写的手势动作

书法之神采。生于用笔,故书家无不重视用笔技巧。用笔之活法,系于笔势,故书家尤其强调书写之势。南宋姜夔说:“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出锋),有无锋(藏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续书谱·草书》)

古代书家言“势”,大致有两种角度:

一种是以字画形态比况势的奇妙,实为审美鉴赏。如东汉蔡邕《篆势》所谓“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西晋索靖《草书势》所谓“逸游盼向,乍正乍斜”。另一种是从用笔角度谈势,'实是传授用笔方法。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所说“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南朝庾肩吾《书品》所说“或横牵竖掣,或浓点轻拂,或将放而更流,或因挑而还置”。

势乃书写之活态,不为法度所限。书写经验丰富的书家,下笔莫不得势;凡是通晓书理者,言书莫不宣导笔势。书家好谈笔法。而笔法接通笔势才是活法。所以清朝康有为说:“得势便,则已操胜券。”(广艺为双辑:缀法第二十一》)

从学书、作书的实情来看,得法是人门之阶,得势才算登堂入室。

(1)书法之势

书法有“势”。用笔有笔势,结字有字势,书体有体势,还有形势、气势之类。种种“势”,基于贯穿书写始终的笔势。前人所说背势、向势、侧势、偃划势、奋波势、直波势、绰勾势、虿(chai)尾势等等,皆指笔势。所谓笔势,不但有速度(变速),有力度,更有用笔技巧。用笔有势,才能写出生动的形态(点画.结构)。

晋朝书家论书,以“势”为先,而且把“势”看作书写技艺。杨泉《草书赋》曰:“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说:“崔氏(崔瑗、崔寔)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书·王羲之传》)。

自晋以来,书家兼善草书、楷书,南朝人合称为“草隶”或“隶草”、“真草”。这两种书体,一动一静,各有书写要领。孙过庭总结:“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书谱》)使与转,系于笔势。写楷书,点画难显笔势。所以强调“使转为惰性”;草书之势显于点画,故以“使转为形质”。

书家作书、“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后人临摹前人书迹,“学者鲜能具体,窺者罕得其门”。为此,南朝庾肩吾提示:“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书品》)虞氏生活的时代去晋未远,所道“尽形得势”之诀,应是他对前代书家作书经验的总结。庾肩吾曾经这样品评汉晋大书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的长短: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而工夫过之。

王羲之平安三帖

“工夫”是时间累积的功力本领。“天然”指不假雕饰的自在品格。张芝、钟繇各居第一,而王羲之在“工夫”与“天然”之间、因而成为“中和”的典范。如果我们把“尽形”看作“工夫”的总著标志,把“得势”看作“天然”的基本品质,玉羲之兼而有之,所以风规自远。

书家的匠心巧艺,经由用笔作用于形,见诸于形。而势是用笔之主,得势之形,神采焕然;无势之形,徒有躯壳。因此唐朝张怀瓘说:“夫人工书,须从师授。必先识势,乃可加功。”(《玉堂禁经》)

( 2)书写的手势动作

古今书家的书迹,为什么会因人而异?概而言之,师法各取所好,学成各有心得,作书各用所长。因此我们看到:师法刘德昇的曹魏书家钟繇、胡昭,俱学行书而各有其巧,所谓“胡书肥,钟书瘦”。东晋王羲之小楷学钟法,却与“钟书”不一样。元朝赵孟類的草、行、楷书师法右军,人们视为右军正脉,却与右军不一样。清朝钱沣以颜体楷书著称,却与颜真卿不一样。名家之间,无论唐朝“欧虞褚颜柳”,还是宋朝“苏黄米蔡”,书法各尽其态。那些出自无名氏之手的汉碑隶书,同在陕西的《华山碑》与《曹全碑》不一样,立于曲阜孔庙的《礼器碑》与《史晨碑》不一样。唐人写经,高宗朝的小楷写本尤为精整,看似相近,仍见差异。即使书家讥为“千人一面”的馆阁体,各人的笔迹细节也不一样。

如果从书写角度看,书家的审美取向的心意气质,用笔的技巧,字画的“尽形得势”,皆由书写的手势动作得以实现。而各人的手势动作并不一样,写出的书法形态也就各有特点了。


【作者简介】
刘涛,1953年生于汉口。1982年初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调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2013年退休。1985年以来,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著有《书法谈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书法鉴赏》《中国书法》和《极简中国书法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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