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的法国作家靠仇恨来创作么？
文章摘自《法国文人相轻史》
我有两种朋友：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更确切地说，我有三种朋友：爱我的、背叛我的和恨我的。
——维尼《诗人日记》，1844年3月
“您有敌人吗？”巴尔扎克在1832年11月18日写给同行欧仁·苏的一封信里这样问道，他时年33岁。28岁的欧仁·苏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敌人？噢！问得好，当然有，而且有不少！”
巴尔扎克
这两位年轻文人当时都还不太有名。他们装模作样地表现出一副老江湖派头，但做作的劲头和语气中流露出的嘲讽仍难掩盖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上布满的艰辛和苦难。投身文学就意味着要面对失望、嘲笑、流言蜚语，还有19世纪常用的那个词—抨击。必须拥有真正的抗打击能力才能面对如此多的抨击。仇恨如洪水猛兽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挡住作家前进的道路。龚古尔兄弟感叹道:“如果读者们能了解到那一点点名气是用何种代价换来的，要忍受多少侮辱、诋毁和诽谤⋯⋯他们肯定会可怜我们的。”
看到这样的感叹，我们会因此流下哪怕一滴眼泪吗？恐怕不会。今天的弱者也绝不会坐以待毙，也许明天他就能出奇制胜。作家们比旁人更清楚，进攻通常就是最好的防守。
什么样的进攻？举个例子。巴尔贝·多尔维利认为梅里美的文风过于枯燥乏味，曾作出这样尖酸的评价：“他的腿像孔雀一样，只是他没有孔雀的尾巴。”那么，多尔维利是否喜欢雨果略显啰唆的《沉思集》呢？绝不可能。“它简直冗长不堪！”他对左拉的评价又如何呢？“左拉就是大便一样的米开朗琪罗。”
梅里美
如果作家不攻击对手的作品，就会拿对手身上的小缺点取乐。除多尔维利之外（他自己因穿着打扮风格怪异而遭到讥讽，尤其是他那顶镶着宝石的蓝色狐皮帽），一些职业讽刺文人，如居斯塔夫·普朗什（个人卫生奇差，经常因此遭到批评）、龚古尔兄弟（两人因一起生活，形似夫妻而备受质疑）或莱昂·布洛瓦（经常打嗝，喜欢向别人借钱），都拥有自己一套恶毒、尖刻的语言体系。在批评对手时，一切都可以用来当作借口，即使有失公允也在所不惜，而且这样的批评经常是粗俗、卑劣的。据说梅里美被评价为长着一个张扬的鼻子，“活像狄德罗的首饰①”。朱尔·勒纳尔把乔治·桑比喻成“文学界的布列塔尼母牛”。亨利·德·雷尼耶提到妹夫皮埃尔·路易时，说他是“被凶手杀死后随意丢弃在雨中站立着的尸体”。龚古尔兄弟是怎么评价年迈的泰奥菲勒·戈蒂埃的？“一个掉进粪桶里的、失败的机灵鬼，一头没精打采的河马。”他们又怎么评价埃内斯特·勒南呢？“他像长着红斑的小牛头，或是磨出老茧的猴屁股。”
别再列举了！面对如此恶毒的攻击，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
因为仇恨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像夏多布里昂一样
雨果年仅14岁的时候，就在作业本上吐露出自己的雄心：“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不知天高地厚？雨果伟大的一生证明他当时并非在痴人说梦。他从小就开始寻找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和赶超的对象，他写出了伟大的《悲惨世界》，有过许多对手，但成就他的人却是《勒内》的作者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
司汤达也一样。在整个一生中，他矢志不渝地对夏多布里昂进行着攻击。在他眼里，夏多布里昂的一切都应该被否定：无论是他的社会地位（夏多布里昂曾担任外交官，这是司汤达梦想的职业），还是他的政治观点（与司汤达对立），以及他的文风（司汤达认为夏多布里昂文风过于“自负”—《巴马修道院》中埃内斯特·拉努斯四世之所以偏爱这种风格，看来并非随意的情节安排）。司汤达总在不停地拿自己和伟大的夏多布里昂做比较，并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文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荷马写出《奥德赛》，就是为了超越《伊里亚特》。而超越正是巴尔扎克在1834年读完圣勃夫的《情欲》后萌生的念头。当时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巴尔扎克终于可以借机侮辱对方一番。“我要用我的笔刺穿他的身体！”巴尔扎克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确实采取了行动—把《情欲》的情节加以改编，创作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幽谷百合》。
我们不用有所顾忌，不妨直说吧。所谓的好胜心也好，嫉妒心也罢，甚至还有仇恨，无论什么形式，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不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同行便不是真正的同行。无论是在实际接触中，还是仅仅停留在脑海里的想法，只要对手的影子一出现，就能激发你去超越他。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把对立关系分为两种：一种危害很大，可能导致战争；另一种有积极意义，“让穷人嫉妒穷人，歌手嫉妒歌手。”文学界的对立关系无疑属于第二种，它能给创作提供动力和绝妙的灵感。很多作家像波德莱尔一样，在谈论这种对立关系时语气近乎虔诚：
仇恨是一种珍贵的液体，比波吉亚家族的毒药更贵重，因为它是用我们的血液、健康、睡眠和三分之二的感情炼成的！不能将它轻易予人。
左拉
左拉的表述也很直接，他在《我的仇恨》开篇这样写道：
仇恨是神圣的。它是从坚韧的心中发出的怒火，是愤怒的战士对平庸和愚蠢的蔑视。恨就是爱，就是感知灵魂的炽热和慷慨，就是对耻辱和无能的不屑一顾⋯⋯如果说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话，那是因为我桀骜不驯，胸中有恨。
正是仇恨激励着作家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直至成为浩瀚文学天空中璀璨的明星。19世纪的年轻文人们无不怀揣着这样的梦想。对于刚踏上文学之路的人来说，如果他出身贫微，前方的道路将会很漫长。如果他是外省人，那么他“上”到巴黎之后，通常要在简陋的阁楼里熬夜写东西。在某个剧场经理采用他的剧本或某家媒体主编发表他的爱情诗之前，他只能满足于给报纸提供些零碎文章，或在某个行政部门从事低级工作。多么凄凉！
如果他有幸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会惊恐地发现，自己将要面对更多新的挑战：如果他的作品卖得不好，如果外界评价太差，如果在奥德翁剧场或法兰西喜剧院观众心目中，对手已经取代了他，那他就完蛋了。即使他战胜这些困难，他的成功又能持续多长时间？一旦他不再富有，他用所有收入供养的珠光宝气、欲壑难填的情人会不会弃他而去？再往后想，他是否有一天能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头戴桂冠成为法兰西学术院的一员？他每走一步都源于攀比，都有同行在前方指引着他的脚步，让他能承受住如此多的艰难。
由此可以看出，作家获得的荣誉和他的敌人数量成正比。“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被人嫉恨的人。”年老的雨果在1866年这样写道。遭人嫉恨恰恰是一部作品或一个角色获得成功的最好证据。1857年，当龚古尔兄弟发现多尔维利猛烈抨击他们刚刚发表的作品时，他们为自己“遭到曾批评过雨果的人的批评”而感到高兴。看来他们的高兴不无道理。
这就是作家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