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派与时方派
中医方脉学有两个分支,一是经方派,一是时方派。两者对于中药的理解和运用,各不相同。也许有人觉得一个中药上的差异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药为立法之根基。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
班氏《艺文志》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然而各有偏重,或 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医经、经方之学,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医经讲的是针 灸,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中医四大经典,医经、经方各居其半。医经者,《内》、《难》;经方者,《本经》、《伤寒》。说起《黄帝内经》的《灵枢》,很早就散轶了,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未敢稍加改动,且仍冠以旧称谓之《针经》九卷。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才有朝鲜使臣携《灵枢》抵达京都汴梁,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苏轼闻听此言,奋袖出臂,大呼不可,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也难怪,区区一部医书,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毅然同意交换,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宋哲宗此举,实为功在千秋。
《黄帝内经》古人常谓之“灵素”,罕有“素灵”之称,《灵枢》、《素问》孰为根基,此中原委自不必说。《灵枢》以针道安身立命,《素问》亦不离其宗。 《神农本草经.序》中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经,一 曰神农本草,一曰素女脉诀。”《黄帝针经》即包含了《灵枢》、《素问》。
《艺文志》所载四大方技,均是出自道门,且非出于医人之手。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 ,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武学、医道俱是如此,所谓“修得色身坚强了,遮风避雨好炼丹”。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然其立法之初衷,仅是为己所用。察医之为道,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不修身则不能齐家,更何谈治国平天下!
比《伤寒论》稍晚的南朝时期,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辅行诀》,其方源自伊尹《汤液经法》,为经方家正传。陶师髦年好道,年轻时便披发入山,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兼善写草隶二书。《辅行诀》顾名思义,即为辅佐修行,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
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大多只能为己所用,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再精通四柱的人,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以调配自身五行。也正因为如此,四柱学到老,总是一场空。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只能为己所用。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所谓大易者不言卜:易者,变也。明白了有变才有易,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
既然是为己所用,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上古之时,修道之人各有师承,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上古讲一个“修”字。时至东汉,世间所有神仙方术,一下子都隐没了。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魏晋好清谈。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有了竹林七贤,魏晋讲一个“谈” 字。而到了唐宋,该成的也就成了,那么没成的呢?人家也没闲着,没事就琢磨,我们怎么就不成呢?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哦,不是我们不成,是我们不想成,我们跳出去了——禅宗。唐宋占一个“成”字。最后到了明清,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穴的方法。古代针道取穴施针,穴和经井水不犯河水,且以手足四末为根本。察国学国术,多重稍节。如内家拳讲究点重身松,惊起四稍,风水堪舆之学亦同。比方说把墓安在天安门广场,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此种地方人马川流不息,杀伐之 气太重,不利于荫泽子孙。稍节则较之根节灵秀,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干而偏取其支脉,即是此意。有些事过于“规范”了往往不妥,比如医道。然而宋代“规范”成了风尚,不光针灸,就连方脉一术也在劫难逃。《和局方》颁行了,官制丸药也到街上卖了,于是百姓方便了,医生也方便了——放下现成的方书不用,谁还去研究晦涩古奥的《神农本草经》!
既然不用研究《本经》就能行医,于是一大批医学的优秀人才诞生了……倘使西医,倒是人人都能学得,而中医,决不可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徐灵胎就说过,“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泻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倘若没有大根器,是无法承载医道的,勉强也无益。况且如前文所言医道在于以正治偏,大正才可以治大偏。然而丸药出门便有,《局方》一书在手,还有什么可怕的,粗通文墨就敢开方下药。“人命大如天”也早就抛之脑后。这不,老百姓都编出顺口溜了——男用六味,女用金匮。金匮肾气丸好好一个经方就这么给糟践了。
金匮肾气丸来源于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其中肉桂一物仲师取其化气之用。肉桂温养营血之功人人尽知,而能化气,何也?时方派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回答都一样“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诸如这样摸棱两可的理论,实在误人甚深。化气这个程,有赖于肾水的充足,心肾相交,心火蒸动肾水,遂能化气。肾气丸中八味药: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同时必以苓、泽利水,遂成生化之势;水有了,就必须完成心肾相交,于是以附子振动肾阳,用来升举肾水;心火下移的重任,就交给了善于营养心阴的肉桂,化气这个工程也就完成了,肉桂之妙用即在于此。然而整个过程不是如时医一般气虚补气,血瘀活血,而是依靠三焦气化。郑钦安前辈尝言:“‘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之真机。”由此得之。
前者提过,方者,方也。所谓肾气丸倒不如说是肾气法。然而宋代医生在大的方向上脱离了《神农本草经》去研究《伤寒论》,仅仅靠这个药清肝明目,那个药燥湿化痰,实在是难以应对。朱肱,庞安时又提出了前人从未敢于碰触的“六经传变”。这个状态下去运用经方,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
既然不管用,就不用!“君慎勿滞仲景纸上语。”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寥寥数语,字字振聋发聩。张从正之前的时代,由于官制丸药大行,百姓服药成风,大多补益过度。于是张从正大胆投之以寒凉,一改前人习气,不泥于古方。其大胆创新,灵活应变,令人叹为观止。此前的刘完素也完全依仗医经识证谴药,不再遵循经方之法。此时的经方一道,对于医人来说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了。
然而真正结束了经方时代的人,要数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相传刘完素晚年不巧得了伤寒,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治愈。对于一位屡起沉疴的名医来说,无疑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身为后生的张元素登门自荐的时候,刘氏向隅而坐,不与答言。可老天偏偏还是让张元素成就了,不仅漂亮地治愈了刘氏的病,还引得其连连大呼“后生可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不让他名噪京师。
张洁古的医术,来源于医经一脉。有个故事,说张元素学《素问》学得刻苦,有回做梦就梦见有人把他的肚腹剖开,放进去一部医经,从此术业大进。张氏在很大方面继承了《中藏经》,《中藏经》为华佗所传。相传华佗创制“九针之喜”以考验弟子术业,即以古制九针逐一刺入公鸡之身,必令针柄尽末而鸡不得稍痛。如此刺满六针,华佗方准其下山行医而不辱门庭。医经之学本于针道,张洁古将针灸的思路,大胆用在了识证、遣药上,果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于是方脉一途终于也可以脱离本草汤液的根基而另立门户。
然而张元素更大的动作,在于其创造了“药味归经”理论。“药味归经”的出现,标志着经方时代的结束,而新的方脉流派得以现世——时方派。时方派和经方派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对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如葛根,时方派论其归于阳明。经方本草则察其根系深长,如人身之太阳经;葛根善从土中土中吸水以上达藤蔓,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达于肺。仲师以葛根治太阳痉病,意即在于此。《本经》谓葛根“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亦不在阳明之列。
由于时方派不习《本经》,“药味归经”又着实给药物的应用思路打了折,才使得后世出现了“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笑话。学生曾经在世一堂当了几天跑堂打杂的,其间发现店里的老药工虽然不懂医理,却深知各药的生性喜恶,其每每以单味药治病,也真让我长了见识,不由得叹服本草之学的博大精深。
据说张元素著《医学启源》是为了引导李杲入门。察其全书,虽以六经为纲,内容却与《中藏经》一脉相承。关于张洁古,还有另一种传闻,即张氏在传授李杲的同时,还留下了另一支脉络,即王好古,两家合而为一才能成为真传。
金元寒凉攻伐太过,又引来了明代温补学派与之竞荣。时医各派,就如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其间亦不乏伤寒注家,然而鲜有得其经诣者。大多数都是在用时方派的理论去解释经方派经典,就像今天的西医看中医,就是一个劲地往上套,能套上他那个东西那就是精华,套不上就是糟粕……所以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堪入目,一观《医宗金鉴》所注伤寒便知。
时至清初,医界有双璧,一为江南叶天士,一为洄溪徐灵胎。叶天士的医术就如同晋代王右军的笔法,飘逸洒脱;徐灵胎则好似大唐鲁公颜真卿,年老手硬古拙雄浑。叶天士可谓时方派集大成者,将时方之学运用到极致,组方精细入微,一方之中药向不出七味。其法飘逸,故时人有半仙之誉。叶天士虽说自幼丧父,但怎么说也是有家学渊源,受过正规教育。而与其并称的徐灵胎则不同,徐氏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曾参与修订《明史》,家中藏书万卷。徐氏本来是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做为的,由于家人接连患病,使得其痛失至亲,便立志行医。于是尽弃诸业,每于房中日夜披览家中所藏医书,上溯汉唐,下追明清。打个比方,如果说叶天士是二郎神,那么徐灵胎就是孙悟空。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规军,孙悟空则是天生地养,石缝蹦出来的一灵猴。实质上徐灵胎是有师承的,只是老师没有显世罢了,就像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没有在野而已。正因为徐氏受时医的影响很小,因此才可以探及医源。所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实得经方派《本经》真传之三味。
正如前文所言,明清讲一个“集”字。那时候的医家,追赶潮流,动辄就出大部头的书。官家修书,民间也争相仿效,以至于明清医书繁杂无序,浩如烟海,一时间诞生了一大批高产作家。比如张景岳,真无法想象他行医之余,哪来的功夫著书立说……抑或是他写书之余,从哪抽的空给人看病。话说回来,张氏的书再厚,也未跳出“张熟地”的美誉,莫非熟地一味药就抵得上洋洋万言!
再比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代医家多有微辞,如唐容川评价其“泛而无当”。其实在考证道地药材及论述药物炮制方面,《纲目》还是很详尽精当的。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徐灵胎的《百种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启发了其后诸多医家的思路,经方本草得以复兴。蜀中唐容川著《本草问答》,文章侃侃而谈,将药物合而论之,比较了各药性味、生长、应用,兼述医理。然而限于篇幅,论述未能畅快。还有一部邹澍的《本经疏证》,有《疏证》十二卷及《本经续疏》六卷。邹澍在应用经方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减各味药物,便体察到了各药的功用。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各药的在《伤寒论》中的功用,俨然与《本经》所述如出一辙。至此遂知《本经》、《伤寒》实为一脉相承,古之人不余欺也!
正因为此,在学习《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可以利用《伤寒论》,以互为印证。如芍药,《本经》谓其“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其主治为“邪气腹痛”,在《伤寒论》就有“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服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除血痹,破坚积”,则有“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至于“寒热疝瘕,止痛”,又有“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寒热往来,奔豚汤主之。”……
《本经疏证》是对药分而论之的,在阐述各药联系方面较《问答》稍逊。因此二书可以相互参照。由于经方派疗效显著,时至晚清,便出现了诸多经方派大家。民国之后,中医 横遭劫难,余云岫一部《灵素商兑》,几乎把中医葬送了。听说连蒙受中医救命之恩的胡适都不敢站出来为中医说句话,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满纸酸楚,不提也罢。
现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神派,实则就是出自经方门庭。然其失于偏颇,过犹不及。一次我听老师谈及火神派,谓其过于偏执,已失经方派神韵,用来纠温病的偏倒是正好。然而老师同样提到,火神派之于理论临证,确有独到之处,其论阳主阴从为经方家要义,所用对待之法也非时医所能比拟。
很长时间以来,四大经典中的《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成为了形式上的“四大经典”,从堂到临证,已罕有人问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欲使经方一脉发扬光大,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辙,望与诸位老师同好共勉。
作者:陌路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