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遮眼明月何时-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与“人之性善”的悖论-焦子栋 / 开普饭

浮云遮眼，明月何时-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与“人之性善”的悖论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并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后又称王文公。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在讨论宋神宗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有一个说法就是用人不当。此说有其合理成分，但归根结底是在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按常理而论，秉持“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与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的荀子应是天道观上的同盟军与知音，荀子学说应该成为他变法图强的参稽之根基，可是他却对荀子“性恶”说大加鞭笞，写下《荀卿论》《周公》等文，坚信性善，反对性恶，很明显的是尊孟抑荀。这与司马光的尊荀抑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王安石在世时与司马光形同水火，但王去世后，司马光却请求朝廷对王“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这从侧面反映了宋神宗所主变法不能长久的深层文化原因。

司马光推崇礼治虽有保守之嫌，但其固本清源却是不可更易；王安石推行变法却坚信人之性善，这就从顶层设计上埋下了先天不足，也就是低估了人们借善行恶的强大力量，虽然变法图强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一旦触及一些人的根本利益时，那就会出现强烈反弹，也就是说“人之性善”在面对根本利益进行选择时，人们会采取各种办法来极力地保护自己已有的既得利益，进而产生强大的反抗力量。这样又回到了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理论假设上来。

王安石“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初心不可能成为现实中人共同的“善端”，而把这个不确定的“善端”作为变法图强的内在依据，这必然遭到失败。保守固本的司马光充分估量到了“人之性恶”的应对难度，变法创新的王安石却过分乐观地认为“人之性善”，这是留给后人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其实与王安石同时代的郑獬已经给出比较客观的解释。那就是孟、荀“二子法虽不同，亦必俱法其是者也。因迁就之，使合于一。又折之以孔子之言，庸非通乎?”

“天命不足畏”与“人之性善”的悖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似乎也能从王安石的某些诗文中得到一些臆猜。

《游褒禅山记》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意志力固然重要，然能定而不能应（无有与志向匹配的能力，不能“善假于物”）那也是功亏一篑。

《登飞来峰》诗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或许就是“人之性善”这片浮云遮住了他的双眼。

《泊船瓜州》诗云：“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或许就是“人之性恶”的明月之光还没照亮他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