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上海滩第一个梳“油条辫”发式的美女

首席名媛裘丽琳


民国时期的上海,周信芳是最火的角儿。
他6岁时在武师陈长兴门下练功学戏,7岁登台,便小有名气。12岁去上海演出。当时演出有贴海报的惯例,每个角儿都要提前向前台管事报告艺名。那天,管事将周信芳的艺名“七灵童”,误听成了“麒麟童”。这一误听,歪打正着,成就了一代表演大师的终身艺名。
1909年,周信芳14岁,变声时嗓子坏了,嗓音由过去的清灵,一变而为沉闷沙哑。别人都以为他再也吃不了唱戏的饭了,而他终究凭借数年的探索和钻研,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涅槃重生,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演唱技巧。
当听惯了柔美圆润唱腔的观众,听到周信芳沙哑低沉、苍凉遒劲的嗓音,非但不觉得哪里不好,反而深受震撼,沉迷于他那种独特的唱腔。
随着周信芳演出技巧越来越趋于成熟,人们将其独有的唱腔与富有节奏感的表演称之为“麒派”。
1923年的一天,18岁的裘丽琳坐在上海丹桂剧场的戏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28岁的周信芳。一曲《鸿门宴》下来,周信芳的嗓音,一招一式的表演,已经完全迷倒了裘小姐,使其不能自拔。
从此,只要是周信芳的戏,裘丽琳每场必到。
裘丽琳的身份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裘天宝银楼的三小姐,外祖父是苏格兰裔海关官员,父亲裘仰山同时拥有谦和茶庄与致和钱庄两家产业。裘丽琳从小锦衣玉食,接受了非同一般的教育。18岁时毕业于上海法国教会学校,由兄长裘剑飞引领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上海社交圈中的首席名媛。在上海滩时尚女士中,她是第一个梳“油条辫”发式的美女。
梳油条辫发式的裘丽琳
为了不动声色地与周信芳来一次邂逅,裘丽琳特意策划了张园慈善义卖会,邀请了全上海的京剧名角,借此机会结识了周信芳。在接下来的轮番进攻中,周信芳被天生丽质的裘丽琳所倾倒,两人的约会越来越频繁。因为彼此身份的差异,约会的地点往往选在郊区偏僻的乡间。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两人约会的场景被小报记者拍到,“海上名媛幽会麒麟童”的新闻见诸大小报端,一时间传播得沸沸扬扬。
消息传到裘府,裘丽琳母亲气愤难平,自己的女儿竟然和戏子幽会,成何体统!老太太一面把女儿软禁起来,一面托人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对方的聘礼。
眼看情势紧急,裘丽琳趁家人看管疏忽时,偷偷溜出家门,先坐黄包车到朋友家,让朋友通知了周信芳。当晚,两人碰头后一同私奔,连夜去了苏州。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大哥裘剑飞当即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在火车站听人说周信芳去了苏州,他带人连夜追到苏州。但查遍了苏州城内各大旅馆,未见踪迹。原来周信芳把裘丽琳藏在了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周信芳又连夜赶回上海,参加第二天的演出。
找不到裘丽琳的裘家恼羞成怒,公开登报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裘丽琳给母亲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周信芳也受到裘家威胁。裘丽琳只好换用一种方式保护自己,她通过著名律师在几家大报刊登启事,声明自己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将委托律师依法提起诉讼。
这样一来,事情才渐渐平息下来。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裘丽琳回到上海,租了间弄堂房子住了下来。
当时,周信芳唱戏虽然很红,场场满座,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裘丽琳跟周信芳到戏院去了几次,很快就发现这里面不合理。她找到戏院老板,要求通过票房提成,实行分红制,和戏院三七分账。老板们开始不愿意,后来在强硬的裘丽琳面前还是同意了。这之后,周信芳领到的剧院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再后来,夫妻二人还自己租剧院,周信芳是主演兼经理,裘丽琳负责财务。从前的大小姐,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理财能手,被人称作“铁算盘”。
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演出环境日益凶险,日本人到处搜捕京剧大师为其服务。为避祸,程砚秋种菜养家,拒不出山;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演出。当有人问到周信芳,还唱不唱戏的时候,周信芳瞪着眼说:“唱!为什么不唱!抵御外侮,战士有枪,我周信芳有京剧,京剧就是我的枪!”他接连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抗日救亡戏,当他威风凛凛地站在台上,借戏中人之口说:“卖国汉奸何其多”的时候,满堂皆惊,全场震动。
1949年政权更迭前夕,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周信芳联系,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留在大陆。周信芳因为自己的观众在上海这边,所以选择了留在上海。这一年,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对周信芳来说,50年代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这让他有扬眉吐气之感。
但渐渐的,过去唱过的很多传统京戏,像《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到了1965年,周信芳接连被上面点名批评,他编演的戏剧被批成是“不积极”的作品。遭到否定的周信芳意识到,恐有不测降临到自己头上。
让周信芳卷入灾难的,是一部《海瑞上疏》的戏。1959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建议周信芳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一向响应号召的周信芳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排演了《海瑞罢官》。两个只知唱戏的人,怎么也没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周信芳也未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周信芳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动的进攻。
66年5月,上海京剧院来人,直接将周信芳从家中带走隔离。走前,周信芳对妻子说:“我走了,你多保重。”随即,关于他的污名便开始在上海各大报刊出现,有称他“京剧界南霸天”的,有说他是“反动老手”的。民众还看见这位昔日风光的名角,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被押着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反动权威周信芳”的大牌子。
他的家被造反派砸毁,家中的墙壁上写满了“打倒周信芳”的标语。妻子裘丽琳第一个受到牵连,她被人拖上卡车,押到一所中学,被人用木棍和铁管轮番乱打。也曾押着游街,受到摧残。有好心人劝她躲避,她说:“我避开了,周先生怎么办?”
这个出生高贵的女人,她以为凭借自己的坚强,可以保护自己心爱的男人。殊不知恶人一旦作恶,就连孩子,也下得去手。这伙人在周家打砸时,先是打晕了周信芳的儿媳黄敏祯,后又对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动手,将她的头发剪成了“牛鬼头”。玫玫在惊吓中突然疯了,被送进了上海市精神病医院。
看着一家人病的病,伤的伤,疯的疯,周信芳心如刀割。但他已经自顾不暇,不但再一次被带走隔离,还失去了组织身份,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3月24日,裘丽琳在又一次批斗中肾脏受伤,躺在周信芳的书房里疼了三天后,被送到了医院。可医院不让她进病房,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裘丽琳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面的走廊上,痛苦地等待生命的结束,当天半夜时分裘丽琳离开了人世。死时63岁。
临走前,裘丽琳交代儿媳黄敏祯,嘱咐她照顾好周信芳。事情还没交代完,裘丽琳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1969年,74岁的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先后获释,家里人没敢告诉周信芳关于裘丽琳逝世的消息,只对周信芳说,裘丽琳还在住院,医生不让探望。周信芳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实际仍处于软禁状态,每天会有一个人固定看守着他。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周信芳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5年,周信芳在上海华山医院含冤病逝。当他的遗体被推出病房时,凡知道他是周信芳的患者,所有能下床的都下床站立目送。
三年后,上海为周信芳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暨骨灰安放仪式,好友巴金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又时隔27年,周信芳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与妻子裘丽琳合葬一墓。
这个躺在墓中的女主人似乎早有预感,总觉得会来一场大风波,把一家子全淹掉。她的小女儿周采茨后来一直在想,他们的母亲怎么会有那种直觉呢?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周信芳也很配合,从不阻拦。他常说妻子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出去。大女儿周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女儿周采芹和儿子周英华。到1950年代末,最小的女儿周采茨才13岁也送往了香港。
这些子女分别在美国、英国、香港读书,除了次子周少麟留在国内,其余五个,都安全了。
而且,在和小女儿周采茨分别时,她还特别叮嘱:“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这个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是怎么先知先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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