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造像的艺术传承和特色
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汇中国古代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教造像的起源，根据佛经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佛在世时，其目的在于弘扬佛法、供人敬奉，以及庄严殿堂等等。
从印度出土的实物看，此时的造像有显著特点：形象多为体魄强健的伟丈夫形态。
佛坐像 383年
现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伴随着佛教在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统治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印度佛教造像艺术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并在各时期形成了诸如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波罗风格等特色鲜明的造像风格。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这些风格与传入地的雕塑传统和审美要求相融合，使佛教造像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貌。
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活动，其工艺手法多样。古印度造像简洁质朴，藏传佛像华丽庄严，中土造像庄严静穆\气韵生动。中国各个时期的佛教石刻造像个性鲜明,极具时代特征!
佛像是随着传教者进入汉地的。初传汉地的佛教造像似乎和金铜有缘。史载，汉明帝刘庄有天晚上做梦，梦见一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然而至，绕屋飞行不绝。早朝时，有大臣解释是西方大神佛陀。明帝于是派遣使者西行求法，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不期而遇前往东土弘法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为他们驮经卷和佛画像的白马。到洛阳后，明帝给了他们极高的礼遇，在西雍门外造了一座“卿”才能享用的“寺”，因白马的功劳和圣灵，取名“白马寺”。据说，白马寺曾供奉过一尊成人拇指大小的金铜佛，就是根据明帝梦中金人模样制作的汉代佛像。
洛阳白马寺山门全景
虽然这段东汉早期的佛教传播史料不被史家看好，但长江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125）铭青铜摇钱树残件上的佛像，证明了至少在东汉中期已开始铸造金铜佛像了。
东汉摇钱树干青铜饰佛
从两汉到三国西晋，无论是青铜还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与神兽、神人并列于同一器物上，被当作一般的神明来奉祀，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膜拜。
随着《僧祇戒心》等佛教仪轨的弘传，单体佛造像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三国笮融曾造金铜佛像，西晋时高僧竺法护在洛阳造菩萨金铜像12尊，但都没有实物传世。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佛像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四年(338)铭款铜鎏金坐佛造像。
十六国佛立像
十六国铜鎏金佛坐像
董钦造阿弥陀像 隋开皇四年（584年）
铜鎏金高41厘米 座宽29厘米 厚24厘米
1974年陕西省西安市南八里村出土 现藏西安博物院
这铺铜鎏金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人物组合，加上台座和狮子，保存完好，鎏金精美。台座后侧所刻发愿文称：“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可知这是公元584年所造的一铺阿弥陀像。主尊肉髻低平，脸型偏圆，眉毛以阴线刻出，双目细长，嘴角上翘，面带微笑。身着袒右肩袈裟，左手向前平伸，右手抬起，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姿态清秀自然。佛的两侧立胁侍菩萨，体型细瘦，宝珠形头光，头戴宝冠，缯带从宝冠左右垂至膝侧，下着裙，披挂璎珞等饰物，帔帛搭于两臂，垂于体侧，跣足立于莲花座上。左侧菩萨右臂自然下垂，平托一莲蕾，左臂上举，捏宝珠。右侧胁侍菩萨右手举与肩平，持莲蕾，左手置于胸前，手心朝下。两菩萨的前面是二力士，稍稍侧身握拳，竖眉鼓目，嗔目怒视，衣裙随着人物的姿态动作飘向一侧，与相对静止的佛与菩萨形成对比，渲染出一触即发的力量感。两力士中间为地神托举博山炉，地神一手撑地，另一手与歪向一侧的头部承托底盘，圆形平托上有莲花与莲叶簇拥的博山炉。带有护栏的台座四边开壸门，前面两侧有相向蹲立的狮子，昂首挺胸，前腿伸直，筋肉鼓起，充满着紧张感，似乎随时都会一跃而起。这铺铜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均十分考究，是隋代金铜造像中的精品。
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南朝佛教艺术的盛况。南朝虽经宋、齐、梁、陈四朝，然而政治中心一直是今天的南京，政权更迭并未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造像也随之发展而变化。南朝造像普遍形体瘦削，气质温雅。佛身不穿印式袈裟，而着褒衣博带式的袍服，胸前露出带结，类同南朝文人衣着样式。
南朝飞天两身饰件
唐代是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唐的佛像气度不凡，面相丰满而圆润，佛像头部皆饰螺发，头部高昂，展现了既内省又开朗、既沉静又温和，既有出世神韵，又有入世情怀的天朝盛世的精神面貌。
唐鎏金狮子
▲雄狮青铜铸造，扭腰甩头，张口獠牙，目瞪前方，两耳竖起，胸口宽厚肌肉凸起，身披锦鞍驮宝瓶，四蹄蹬地威猛雄劲，势不可挡。狮子非中国本土所产，西汉时已入贡。唐太宗贞观九年，康居国进贡狮子，唐太宗命浙东籍宠臣虞世南作《狮子赋》。这时各国已大量进贡，唐朝也是塑造狮子最辉煌的时代。
唐卧姿菩萨像
形式服务于内容，佛教传布过程中教义的变化直接导致造像的改变。由于重文，宋代的文化前所未有的昌盛，佛教完全被改造成“披着袈裟的老庄”，其造像也与古印度的梵相大相径庭，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中国面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布袋和尚（弥勒）、泗洲大圣（观音）、女相观音、罗汉等，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真人并无二样，但道行极高，神通广大，救苦救难，深受百姓的膜拜。
宋洛迦水月观音像
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汉地造像的影响，但因地域文化不同，这些地方的佛教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鼓起，有伟昂刚健之势，与南方造像注重内省、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明显区别。
辽佛坐像
元明清时期，佛教造像的形态向着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官方因统治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传佛教造像；民间膜拜汉传佛教造像，并依照宋代的样式造像。但由于思想的钳制和文人地位的下降，民间想象力和创造力大不如宋，造像仅仅是膜拜对象，并不追求艺术水平，因此造像艺术大有“今不如昔”之慨。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将关公拉入释班，将其作为武财神和伽蓝菩萨供奉，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大理国漆金迦楼罗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