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医生的自我救赎

鼎鼎大名的香港导演杜琪峰最近拍了一部《三人行》，票房和口碑都不错，讲述了一个警察、一个医生和一个悍匪在狭小的病房里发生的惊心动魄故事。

杜琪峰曾经因《黑社会》、《大块头有大智慧》、《PTU》和《枪火》两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三次获得最佳导演奖。他的影片具有鲜明的个性，黑色哲学、简约手法、暴力美学、阳刚硬朗是其主要特征。《三人行》自然也延续了这些特点。

悍匪张礼信头部中枪，被送进了医院，需要立即手术。但为了逃脱，他坚决拒绝手术。脑外科医生佟倩坚持要进行手术，并帮助张礼信打电话给朋友。孰料这竟是一个通风报信的电话，张礼信的同伙闻讯赶来营救。总督察陈伟乐为了掩盖同事违规开枪的事实，企图获取张礼信先开枪的伪证。当获知张礼信的同伙要来营救时，陈伟乐又布下罗网，想在一网打尽匪徒的同时打死张礼信。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即将在逼仄的病房里展开，警、匪、医三位主角将在决战中得到救赎。

当然，警匪对决只是《三人行》的外壳，导演杜琪峰真正想给观众看的是，在警匪对决外壳之下的警察、匪徒和医生的自我救赎。但从完成的影片来看，在三位主角的救赎中，钟汉良饰演的悍匪张礼信的救赎最为浅薄。影片过于渲染他的睿智、狡猾、残忍、毒辣，似乎无所不能，一切皆在其掌握，最终却躺在病床上成了植物人。这样的人物和故事直白有余，内涵不足。有意思的是古天乐饰演的警察陈伟乐和赵薇饰演的医生佟倩，很有值得我们咀嚼之处。

陈伟乐是一名资深警探。当看到自己的手下违规开枪，击中悍匪张礼信头部时，他决心要帮助同事脱罪。先是把手枪放在快餐纸袋里骗取张礼信的指纹，造成张礼信先开枪的假象。然后又计划在吸引匪徒来营救张礼信时把他们一网打尽，全部干掉。这样的情景令我想起了当下在政法机关热议的规范执法行为的话题。

在政法机关工作了三十多年，深知执法办案不是想当然地那么简单。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破不了、查不清的案件有的是。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办案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无法禁绝。影片中，陈伟乐对同事有一段话发人深思：“我们不帮他，燊仔就倒霉。不合法开枪是犯法的！不管他是冲动也好，是愚蠢也好，他也是想抓贼，也是想维护法纪的。犯法，也是为了执法！”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语境，我们是不是很熟悉？

在《三人行》中，陈伟乐不是刻意地去陷害张礼信，而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同事洗刷在执法中的过失。从他的立场出发，这种选择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一个上司对部下该有的作为。但是，从公平的角度，从法治的深度，更是从人性的高度来看，陈伟乐的行为无疑又是卑劣的。所以，在经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后，陈伟乐选择了实话实说，交出了自己的警徽，“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我差点干掉他。对不起，长官！”这样的自我救赎，依我看来，对我们今天认识规范执法行为颇有意义。执法中的乱象是客观现实，是多年办案陋习和执法水平低下共同造成的。我们既要严肃对待，坚决纠正，也要实事求是分析执法违规现象的本和原因，不因规范执法而打击政法干警工作积极性，造成政法工作的不作为现象。

佟倩的自我救赎则让我想到当下的另一个热门议题：医生的自我认知和医患矛盾的化解。在影片开始时，脑外科医生佟倩和她的主管霍显辉医生有段对话。佟倩说：“我从17岁来到香港，学广东话，学英文，考进医学院，成为一个脑科医生，做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从来都不是靠运气！病人的命在我们手里啊，关乎生死！”霍显辉说：“医生是专业，但有的事我们控制不了的，尽了力就好了。”佟倩又说：“很多人都会说尽力，尽力，尽力，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尽力！”这段对话鲜明地展现了佟倩的性格。

她总是对自己的职业、职责耿耿于怀，总是希望治好一切病患，总是用尽全力，但现实却总不能那么如意，失败总是伴随她左右。这样的人物我们在现实中也见过不少。他们的紧张、在意恰恰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医学是一门很特别的科学。人体的奥秘我们远未全部了解。疾病治愈与否更是取决于各种因素。医生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医生与患者之间需要谅解与支持。所以，影片最后，当佟倩学会在手术室用音乐舒缓自己的心情时，观众的心情也放松下来。生活就是这样，太在意自己，往往就适得其反。里约奥运会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非常可惜的是，这两个值得深思的自我救赎故事却因为演员的表演问题而浅尝辄止。古天乐的警察和赵薇的医生都演得非常肤浅和做作，加上钟汉良演的悍匪，《三人行》里主要演员的表演是失败的。古天乐只有耍酷，赵薇只有呆滞的大眼，钟汉良只有嚣张的表情。表演符号化，简单化，表面化，缺少生动而有内涵的细节展示。片尾陈伟乐和佟倩的自我救赎转折更缺少铺垫，显得非常突然。一场打斗就造成了人物180°大转弯，实在是有点弱智。这在杜琪峰这样的大导演手里，有点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