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是梦》：杭州需要文学么？

这段时间，读了关于杭州的长篇小说《是梦》。忽然生出作为本文标题的这个问题：杭州需要文学么？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我一直困惑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文学氛围之日渐薄弱。

去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南京被列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之“文学之都”，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称号的城市。

说实话，当时我是有些酸溜溜的。同为历史文化名城，同为中国六大古都，杭州的文学和文化氛围明显落后于南京。

当我看到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和《南京传》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南京确实当得起“文学之都”的荣誉，那里有着一大群像叶兆言那样致力于本土地域文化创作的作家。

而杭州，除了王旭烽，我真还找不出第二位以杭州历史文化为创作对象的作家。我的这位大学同学，不仅写出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茶人三部曲》，还写出了《西湖十景》系列小说，令人肃然起敬。

就在两周前，偶然间，我发现了这本被《新周刊》列为2018年十大虚构类好书第一名的《是梦》。《新周刊》在发布这个榜单时这样评论：“《是梦》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地翻。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影影绰绰地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

作为杭州原住民的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书。于是就下单买来，慢慢地翻，静静地看，真还看到了我和我周围朋友以及他们家庭的影子。

读完首先的感受是，终于有杭州作家来写杭州人的生活了。杭州这座城市，实在太需要文学了。感谢张哲写出了《是梦》。

杭州曾经是吴越和南宋两朝的首都，在宋代就是国际著名大都市，被马可·波罗誉为“天堂之城”。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在杭州留下过脍炙人口的诗文，给杭州平添了浓重的书卷气和文化氛围，被誉为中国的“休闲之都”。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杭州的文化事业却似乎慢了半拍，至少在文学创作上，尤其是基于历史文化的二度创作上，杭州落后于邻近的南京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是梦》的出现令我欣喜。年轻作家能够静下心来，写养育他的这座城市，写他身边发生的故事，无疑值得肯定和欢迎。

《是梦》讲述了一个杭州家庭三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祖辈从东北迁来杭州，父辈成了地道的杭州人，孙辈又纷纷离开这座城市，星散四方。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琐事发生在这个大家庭成员的身上。团圆和分离，出生到死亡，成熟与老去，最终拼凑成每个家庭成员平缓的生活线条。

读完之后，掩卷深思，这些从小到大熟门熟路的地方，这些在你我生活中都发生过的琐碎故事，令我心动。正如书的腰封上那句文字，《是梦》写出了“人生之难，人生之好，人生之不可追。”

但是，点子好，未必写得好；有创意，未必能成功。看完全书，还是觉得，《是梦》有些浮于表面，未能将杭州独特的环境与人物融合在一起，未能深刻揭示人物底下杭州人独有的精神文化底蕴。

《是梦》的腰封上印着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推荐语：“这本书唤起了读者对生活这股无形而强大推力的敬畏之情。面对一去不返的时代，作者追索往昔，像探手于水，能充分感受它细密的波荡和余温。”而《是梦》的行文风格，像极了金宇澄的《繁花》。

在接受采访时，《是梦》的作者张哲坦陈受到了《繁花》的影响，但强调除了语言形式的相似之外，《是梦》有诸多不同于《繁花》之处，与其说《是梦》是《繁花》的模仿之作，倒不如说《繁花》启发了长期不被重视的自然主义和城市书写在中国文坛缓慢的复兴。

所以，把《是梦》与《繁花》拿来比较就顺理成章。坦率地说，《是梦》远不如《繁花》。《繁花》从上海的豪奢贵族写到“下只角”的市井小民，从他们如花灿烂的开放写到缤纷落英的凋落，景、物、人、语的交融，几臻化境，写出了一部只属于上海人的故事，一部上海的当代史诗。

相形之下，《是梦》显然薄弱许多。就拿作者花了很多精力，也确实成为《是梦》一个亮点的杭州地域环境细节来说，就明显杂乱而漂浮，没有有机地融入故事，融入人物的性格。

我很佩服作者张哲，花了很大精力，搜集、考据杭州的人文地理资料，展现了许多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杭州各个角落的变化细节，令我们这些杭州土著倍增亲切感。但看完之后，却觉得这些细节颇有些堆砌之感，基本都浮在面上，就像炒菜时撒了一把葱花，而这葱花还撒多了。景、物、人、语的交融，实在还缺了功夫。有位作家朋友在微信里和我说，感觉有些做作。我深以为然。

写一座城市，要对这座城市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写得出这座城市的魂。就像叶兆言之于南京，王安忆之于上海，莫言之于高密。仅有场景的堆砌，语言的罗列，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不仅杭州，每一座城市，都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独一无二的文化。写出这样独一无二的性格和文化，是作家责无旁贷的职责。如果你以为杭州只有阿里淘宝，只有网络文学，那就差之千里了！希望看到更多的张哲，看到更多的《是梦》，看到更多写杭州人的小说。杭州不仅需要经济的飞跃发展，同样需要文学的与时俱进。不然，它就成了浅薄的暴发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