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一个词，形容女性怎就自带“性暗示”了？
我喜欢将自己视为一个幸福快乐的女人， 我也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喜欢散步、通达世情且开朗随和的人。
但是如果换作用意大利语来描绘上述的任何一种我， 都等于在说自己是妓女。
让我解释一下。如果用来指代男性，那么前一段提及的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就完全符合其字面的意思。比如Un uomo allegro意为一个幸福快乐的人；Un passeggiatore 是指一个喜欢散步的人；un mondano 是在描述一个通达世情的人；而un uomo facile则表示一个开朗随和的人。
但是，当这些词语被用来描述女性时， 它们的意思便发生了转变。一时间这些词汇都被披上了“性暗示”的外衣，比如一个外出散步的女人，或是一个看起来开心快乐的女人，亦或是一个世俗的女人，必定被认为是一个经常有性生活的人。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不再是一个过着自己生活的普通人，而成为了一个应被羞辱的荡妇。
意大利语“passeggiatore”一词的女性版，
意思从“喜欢散步的人”变成了“经常有性生活的人”
|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意识到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世界各地的一些专家认为，语言维持着隐秘的性别歧视，这通常是父权制更为强势或更少受到挑战的时代所遗留的文化产物。
而如今，我们在思考并争取性别平等的时候，我们的母语是否正在阻挠着我们？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切呢？
当前的困境是：语言到底仅仅只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还是在参与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行为？长久以来，语言学家一直在争论“语言相对论假说（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语言中的语法或词汇，是否对其使用者强加了特定的世界观？
有些语言里就带有“阳性阴性”，但即使是不这样做的语言，人们也会产生上述疑问。比如在韩语中，21世纪初期随着韩国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个专用于称呼女性的贬义词“된장녀（doenjang nyeo）”。“된장녀”在韩语中专指那些在生活必需品上节衣缩食，却花了大量金钱在外国奢侈品上的女性。
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大酱女”，大酱是韩国一种用大豆发酵做成的黄酱。隐含的意思是无论那样的女性买了多少个香奈儿的包包，都永远无法掩盖她的韩国特性，而且这种消费是会招人嘲笑的。然而，在韩语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大酱男”这一贬义说法。
在英语中，“Spinster”表示大龄剩女，这一词汇在传统意义上具有歧视女性的负面含义，而英语中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男性用词。“Bachelor”有单身汉的意思，但它并不带有任何的负面暗示。那么韩语是否让人们觉得女性比男性更为贪婪虚荣，还是英语让人们认为大龄男性未婚是可以接受的，而大龄女性则不然？
包容性的用词，影响性别认知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语言可以影响视觉感知。在2007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一项试验中，研究者发现，比起说英语的人，俄罗斯人能够更快地识别不同深浅的蓝色，这是因为在俄语中有两个描述蓝色的词汇，浅蓝（goluboy）和深蓝（siniy），而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蓝色”。
我们还知道，语言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会说中英双语的受试者被要求对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李连杰（Jet Li）各个年龄段的照片进行整理排序。在整理布拉德·皮特的照片时，受试者会依据英语思维对时间的认知，按照从左到右进行排序。于是布拉德·皮特年轻的照片被放在了左边，年老的照片被放在了右边。
但用汉语普通话来表达“未来的一周”时，人们往往会说“下一周”；而在表达“过去的一周”时， 则会说“上一周”。不出所料，在受试者对李连杰的照片进行排序时，其中文思维对时间的认知起到了主导作用，于是李连杰的照片被由上至下排列开来，上面是少年，下面是中年。该项目的研究人员称，受试者根据与布拉德·皮特和李连杰相关联的语言对两个演员的照片进行定位，这反映了语言是如何影响了说话者的认知。
深灰：由上至下纵向排列；
浅色：从左到右横向排列 | 参考资料[5]
然而，语言是否影响了我们对于不同性别的认知，还是仅仅反映出了我们对于不同性别的认知？
对于这一疑问，牛津大学鲁珀特·默多克语言与传播学教授黛比·卡梅伦（Debbie Cameron）表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厘清其中的关系。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特定的时候改变语言确实能改变人们的认知。比如很多研究工作都表明，在向孩子们展示一些描述职业的文字时，使用包容性文字来命名职业，会让孩子们认为女性可以在该项工作中取得成功或者这份工作适合她们。一旦孩子们获得的是带有男性字眼的阳性词，他们就觉得女性在做这项工作时是不会成功的。”
上述情况无论是在如英语这种无性别区分的语言中，还是在具有性别区分的语言中都会发生。譬如，在英语中已经用无性别区分的salesperson（推销员）代替了salesman（现一般特指男推销员）。但卡梅伦教授警告说，这不会立刻根除社会的性别偏见。她提到：“由于文化观念上刻板印象的存在，我们还无法完全消除对性别的偏见，就像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认为卡车司机应该是男性一样。然而使用如administrator（管理员）这种在文化上中立的词，的的确确能够改变人们的性别认知。”
这种刻板印象并非只在人类语言中长期存在，在机器语言中也是如此。2020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谷歌翻译软件（Google Translate）在将其他语言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常会预设科学、工程技术和医学领域的任职者是男性。
匈牙利语的中性代词，根据职位被译成不同性别 | 参考资料[3]
而另一项2015年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在谷歌图片软件（Google Images）中检索“作家”或者“CEO”等词条时，所返回的图片检索结果严重偏向于男性。事实上，当时美国的女性作家多于男性作家，并且27%的CEO为女性。可是，当你看到那些检索结果时，你肯定会得到一个不同的印象。
有些语言歧视更加隐秘
让一门语言更加平等，并不单纯是为了消除我们在描述职业时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20世纪90年代，卡梅伦教授曾提出了“言语净化（Verbal hygiene）”这一概念。“言语净化”的意思是，人们尝试通过论述和实践等方式来“清理”语言，使语言的结构和用法更符合人们所追求的理念——美好、真实、效率、逻辑、准确和文明。
现在开展的言语净化行动，很多已经都广为人知。比如，使用中性代词；使用包容性词汇来描述与性有关的话题，不只讨论异性恋，也讨论同性恋，变性者等等。
但还有些需要被清理的词语和短语，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在她的《话语荡妇：夺回英语的女权主义指南》一书中谈到，“插入式的性”其实是从男性的角度来描述性行为。她建议假定性行为是女性对男性做的事，而不是反过来，比如用包裹和纳入来描述性行为。她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语言把女性设定为任何性爱场景的主角，会不会一提到性高潮，人们就会想到女性的性高潮——而不是男性的性高潮。而女性的性高潮也会被视为最终目标？”
类似的例子还有，世界各地对于女性的称谓，常常由她们的婚姻状况所决定。而对男性的称呼则与他婚否无关。
现在的我已经快30岁了，正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
有的西欧人会称我为signorina或mademoiselle（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小姐”），有的则称我为signora或madame（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夫人”）。
而他们将所有的男性均称呼为monsieur, señor或 signore（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里的“先生”），并无关乎他们的婚姻状况及年龄。
在北印度的印地语中，未婚者同样被贴上了性别标签，新娘被称为kanya，也就是处女的意思。新郎则被叫作doolha，但该称呼与他以前的性经历毫无干系。
在南亚的乌都语中并没有描述离异男性的词，但却有talaq yafta这一带有贬义的短语用来描述离异女性。
英语中，对女性的称谓与其婚姻状况有关，
对男性的称谓则与婚姻状况无关 | medium
社会理论家和活动家杰克逊·卡茨（Jackson Katz）在TED演讲中说过一句经典语录，每当有女性遭受性侵和性创伤的事件成为新闻头条时，这句话就会疯传开来：
“我们总是讨论去年有多少女性遭受强奸，而不是有多少男性强奸了女性。
我们总是说去年在校园里有多少女孩受到了骚扰，却不去说有多少男孩骚扰了女孩……
由此可以看出被动语态的使用是如何产生了政治影响，它将焦点从男人或男孩转移到女人或女孩身上。
甚至'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描述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被动的叙述结构丝毫没有涉及到主动的施暴者。”
当我在维基百科上浏览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文章时，我惊讶地发现在我会说的三种语言所写的解释中，均未在首段中提及男性。或许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数据收集的问题或是对受害者的重视。但这是让男人脱身的理由吗？
在日语中，性骚扰者一词的汉字写法“痴漢”，由两个字符组成，一个字符意为愚蠢，另一个则指男性。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就暗示着性骚扰者仅仅只是白痴而非罪犯。研究尚未揭示，这些特定的日语汉字是否真的导致了人们对于男性暴力有着更大的接受度。而对于卡茨所关注的被动叙述结构的使用是否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去重视针对女性的男性暴力行为，相关的研究也未得出定论。
一些语言净化行动
有一些社会团体在积极地开展言语净化的倡议活动，通常也被称为女权主义语言计划，这些基层组织或政治运动旨在改变语言代表性别的方式。
这些活动大多为小型项目或宣传噱头。马来西亚TypoKaki设计公司出版了一本有关新造字词的书《女人的字》，其中通过编造新字词以试图颠覆汉语普通话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他们通过将汉字中表示女性的部首“女”增加或移除来改变其意思。比如，将部首“女”与表示毛发的字“毛”组合在一起，合成一个新字“㚪”，它表示女性也可以有很多体毛。再有，将部首“女”插入到表示疼痛的字“痛”里，形成了全新的 “痛” 字用来特指经期疼痛。
《女人的字》 | TypoKaki
在日本的“创造新汉字”比赛中，有人创造了这个有“女”的字，
意思是坚强勇敢又充满活力 | SOUSAKU KANJI CONTEST
2021年，西班牙的一家通讯公司发明了“matrocinio”（女性资助艺术）一词，它是与“patrocinio”相对等的女性用语，就像英语里的patronage和matronage，指的是某人对艺术的支持。在国际妇女节当天，该公司还帮助策划了一场在马德里皇家剧院举办的名为“女性赞助产物”的演出，意思是“支持或资助那些促进性别平等的活动”。
但是，要让这一切坚持下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卡梅伦教授说：“这样的活动有很多，但它们的影响力以及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长久存在，普通民众能否接受它们。强加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是很容易的事，但要将某种改变融入民众真正使用的语言却困难得多。
想想人们对于人称代词使用的争论吧。对我而言，不清楚一个人的性别时，很明显就会选择用they（意为他/她们）来指代。但如果你上社交网站时，你会发现数百条不同的建议，而没有一条真的流行起来……如果人们能想出一个词来填补词汇的空缺，或是选择一种语言上自然的改变，那会远胜于外来的或新造的字。”
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在瑞典，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没有一个中性词来表示女孩的生殖器官，如今 “snippa”一词填补了这个空缺，而且已经被大众文化心理所接受。“Snippa”不仅出现在儿童读物中，也出现在竞选活动中。而且在2006年，它还被收录于瑞典皇家科学院词典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性教育中得到使用，并被纳入旨在讨论学龄前儿童性知识教育的项目中。
在瑞典，小男孩有不带贬义的“小弟弟”（snopp），
现在小女孩也有了不带贬义的“小妹妹”（snippa）。
| 为儿童制作的动画短片《Snoppen och Snippan》
瑞典索德脱恩大学（Södertörn University）文化与学习系高级讲师卡琳·米勒斯（Karin Milles）认为，这一成功案例代表着一种颠覆性行为：“它强大到足以改变我们理解女性性别的方式，并且让我们去质疑社会在性方面对女性的限制。
过程中总会遇到阻力，
我们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语言清理。有一次，我发的短视频开头引用了杰克逊·卡茨在TED演讲中的那段经典语录，许多男性用户在底下评论说，“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如此”——仿佛我提出 “男性往往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者”这一事实，就等于我在谴责所有男性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
卡梅伦教授还说：“当你尝试各种革新时总是会遇到阻力。你不能强迫人们使用。我并不推崇'语言使用准则’。我认同人们应该使用他们想用的词。但我认为，人们不再有权说'我用这个说法， 因为这是传统的说法’。你是有选择，有自由的。你的选择应该被解读为有意，而非无责的。而不能再因为哪些词是传统的和惯用的就去使用它们。如果有选择，就要做出选择，并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如果其他人都在使用无性别指代的'chair（主席）’一词，而你却仍在使用具有男性指代的'chairman’，你其实就是在声明某种立场，而人们会意识到你的声明。”
联合国性别包容性语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传染病的大流行让我们认识到，身体的卫生和健康需要付出代价，比如无法用最简单而舒适的方式生活。如今， 我们与其他人之间都保持2米的距离，戴着口罩遮挡我们的脸，并陷入了彼此回避和不断洗手的循环中。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良好的言语净化也许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就像去商店时我们都会记得戴口罩一样，我们也要时刻牢记，将类似的正念不断地灌输到我们的语言中。女性应该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不仅应该表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更需要在人类的诸多语言中得到体现。
编译来源
[1]Galer, S. S. (2021, April 30). The languages with built-in sexis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10408-the-sexist-words-that-are-harmful-to-women
[2]Winawer, J., Witthoft, N., Frank, M. C., Wu, L., Wade, A. R., & Boroditsky, L. (2007). Russian blues reveal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4(19), 7780–7785. doi: 10.1073/pnas.0701644104
[3] Prates, M. O. R., Avelar, P. H., & Lamb, L. C. (2020). Assessing gender bia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with Google Translate. Neural Comput. &. Applic., 32(10), 6363–6381. doi: 10.1007/s00521-019-04144-6
[4]Who’s a CEO? Google image results can shift gender biases.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edu/news/2015/04/09/whos-a-ceo-google-image-results-can-shift-gender-biases
[5]Miles, L. K., Tan, L., Noble, G. D., Lumsden, J., & Macrae, C. N. (2011). Can a mind have two time lines? Exploring space–time mapping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speakers. Psychon. Bull. Rev., 18(3), 598–604. doi: 10.3758/s13423-011-0068-y
作者：Sophia Smith Galer，翻译：程呈，来源：果壳，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仅用于学习分享，若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