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人文本质

吴国盛

很高兴在五年之后再次来到东南大学。今天我为大家讲演的题目是“技术的人文本质”，实际上是在追问“什么是技术”。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通常人们把技术只看做是工具，看做是手段，所以技术往往带有一些贬义的意思。比如我们责怪他人只讲手段不重目标时，就说“你这是技术思维、技术逻辑”。长此以往，我们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技术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我试图发掘一下技术的人文含义，把近几年的一些想法、一些思考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想分两部分讲，第一部分从一般的角度讲“什么是技术”，第二部分以现代技术为例进一步阐释“什么是技术”。

什么是技术

 technology

(一) 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

什么是技术？我先给出一个一般的形式定义：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总是要从一个角度切入问题。我们往往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理解人是什么。人和动物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人是一个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是一个常见的关于人的定义。一部人类的史前史，是根据工具来划分的，比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等。这里面讲的都是工具，工具本身能够标志历史，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工具创造历史，工具标志历史。所以，从历史上看，从人类的起源看，“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个讲法是可以成立的。

把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放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如何理解技术就会如何理解人。反过来也一样，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就有什么样的技术理念。当我们对技术产生一种错误的理念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把人本身看错了。当我们把人看做机器的时候，我们的技术往往就变成机械的动作，就获得了贬义的含义。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人为什么需要一个存在方式。大家知道，所有的动物都谈不上存在方式。它的存在按照它的本能，按照自然界为它已经安排好的、给定的、既定的方式进行。但是人不一样，人有存在方式。“存在方式”的意思是说，人会更换这种存在方式，动物没有这种可能性。你让一个老虎去飞——老虎当然很厉害，是百兽之王，但这是它做不到的，所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要求让老虎长翅膀。当然我们有“如虎添翼”这样的讲法，但这么讲往往是认为“老虎长翅膀”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说“如虎添翼”。

人为什么有存在方式呢？首先的一个原因是，人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人没有本质，也就是说人没有先天的规定性。在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很有名的神话叫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大家都听说过。他是一个盗火者，从天国盗来了火。其实，他盗来了很多东西，除了火之外，还盗来了工具，盗来了技术，从此人类过上了文明的生活。但是，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给人类盗火、盗工具呢？这个你们可能不大清楚。这个完整的神话应该还包括爱比米修斯的神话。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俩人是兄弟，当年神造了万物之后，就派爱比米修斯给每一个物种分配一个本质，分配一个固有的能力。结果，这个爱比米修斯疏忽了，没计算好，把手上那些本质都给分光了，分到人的时候没有了。这就麻烦了。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本质——有些动物皮毛比较厚，所以它适合在寒冷的地区生活；有些动物跑得比较快；有的动物牙齿比较尖利；等等。每个动物都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使得它生活起来一点都不费劲，不像人那么艰难。人生在世确实是很艰难的，动物却没有这么困难。动物不需要任何设备、任何工具，它就生活得很好。人为什么不行呢？人缺乏一个先天的本能。这种缺失是人类技术的一个真正起源。所以我们说，爱比米修斯的这个失误，或者说过失，或者说人类的先天本能的缺失，是我们技术的真正起源。

普罗米修斯是他的兄弟啊，按当时的规定，他负责检查本质的分配情况。他检查到人这儿发现没东西，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普罗米修斯只好从上天偷了些东西交给人类，技术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神话讲的，其实表达了技术起源的真正奥秘，它起源于人类本身的一种缺失状态。人因为自己没有本质，没有自己固有的存在方式，所以他需要获取一种存在方式。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于是乎，技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不存在技术的文明史。一部文明史基本上首先是一部技术史。我们经常要考察各种各样的文明形态，其实在所有的文明形态里，你可以没有高级的宗教，可以没有高级的政治制度，没有高级的经济制度。可以没有一切被我们称为文化的制度，但是唯有技术这这一项都少不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人类最基本的规定性。所以，对技术的研究是对人的理解的一个关键环节。

但非常可惜的是，技术这个关键环节长期以来被哲学的主流所忽视——技术哲学至今还是一个新鲜的学科。为什么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技术是一个“自我隐蔽”的东西。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在座有不少戴眼镜的同学。这个眼镜呢，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眼睛越是看不见它。如果你的眼睛能看见眼镜的话，就说明你的眼镜有问题了。所以，技术在它正当地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是“自我隐蔽”的。同样，所有的人体器官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胃，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器官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们感觉不到胃的存在；只有胃坏了、胃疼了，有胃病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得到它。所以，技术的那种自我隐蔽性或者说透明性导致了技术处于一种自我遮蔽状态，因此很多人觉得技术不重要。比如我们经常问“你这是原则性的还是技术性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原则性的东西是重要的，技术性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们的主流学术总认为技术性的东西是细节，是旁枝末节。当然现在大家慢慢地知道，细节决定生命。这个说法其实很深刻，从哲学上说就是，技术决定人的存在。宏大叙事的那个东西往往并不起决定作用。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一部西方学术的历史，或者说西方科学或哲学的历史，是一部理论学术的历史，是讲理的历史。为什么是讲理的历史呢？从希腊开始，西方学术传统就不去追究我们的外在操作方式，它只注重内在的理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都知道，科学是讲道理的，道理是内在的、演绎的、证明的、推理的。在推理、证明和演绎的过程中，它是可以不诉诸外部经验的。它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且，思想被认为是构成人的一个根本条件。从希腊以来就一直有一个主流，要去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但这个误区又是非常伟大的，人类的思想往往是行走在一个一个“伟大的误区”之中。思考只有小误区和大误区之分，是不可能没有误区的，你每走一步都有误区。这个伟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它赋予人类一个本质，认为思想是人的本质。法国作家帕斯卡对此讲得很好，他说人就像一棵芦苇一样，非常脆弱，一滴水就可以把他压弯。人是很渺小的，但他又说，这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因着他的思想而获得他的尊严， 获得自己的伟大。所以呢，西方思想的主流一直是把思想作为人类根本的本质。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进行过反省的生活、没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反思本身构成生活意义的来源。整个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主流学术的历史都认为思想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准。亚里士多德就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理性”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近代以来，这个标准也在慢慢地改变。美国的开国领袖，也是一个科学家，叫富兰克林，他就认为人是一个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作为tools user的animal。马克思也是赞成这个看法的。不管“使用工具的动物”也好，理性的动物也好，它都试图赋予人一个本质。不管这个本质是思想，还是使用工具。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本质主义。

这个本质主义在现代遭到了挑战。什么是理性？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理性？西方的理性和东方的理性是不是一样？资产阶级的理性和无产阶级的理性是不是一样？穷人的理性和富人的理性是不是一样？所以，有“谁的理性，何种理性”的问题出现，对传统理性的颠覆企图已经出现。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的本质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人究竟有没有本质？我似乎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人的本质是自我构建出来的，他没有一个先天的本质。这个“构建自我本质”的重要环节就是工具、就是技术，所以技术问题开始在现代慢慢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范围。特别是在今天，许多哲学家开始把“隐蔽和彰显”这样一对范畴作为哲学的中心范畴，技术问题才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思想的一个中心领域。在过去，尽管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部分，但它向来没有成为精致的文化。技术都是一些工匠和下层社会的人做的事情，上流社会从来不屑于谈技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现代人开始意识到，技术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深刻得多。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铺垫、一个引子。

(二)  “技术中性论”是有问题的

下面第二个问题，是要讨论传统的“技术中性论”。它是怎么出来的？它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广泛流行的看法是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价值中立”的意思是说，有人用技术干坏事，干坏事的这个人要负责任，而他采用的技术本身没有责任，或者为其提供技术的这个人本身没有责任，这叫“技术的中性论”。就是说技术是价值中性的：原子弹虽然是我造的，可不是我扔的。我是只管造不管扔，负责任的是扔原子弹的人。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制造毁灭性武器，也是因为他认为技术的东西是价值中性的，是不应该不必要负责任的。但是，这个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慢慢被人们质疑，特别是当核武器真的造出来了、真的扔下去了的时候，它的严重后果迫使科学家们开始反省这个事情。人们逐步觉得，过去广为流传的这个“技术中性论”恐怕是有问题的。

“技术中性论”的问题在哪里呢？举一个主张技术中性论的人喜欢举的例子：一把切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你要是拿把切菜刀去杀人，这责任不能在刀啊，刀是中性的。这个讲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刀这种工具的意向结构。什么是刀的意向结构？所有的刀都指向它的切制功能，这是刀的意向结构。由于有这个意向结构，你一使用刀，就意味着你要进行切割活动，虽然你可以切割动物也可以切割植物，可以切割活的动物也可以切割死的动物。正因为刀有这样一种意向结构。因此它经常被列为凶器，公安机关也经常收缴刀具。其实所有的工具都有个意向结构。一个锤子，它的意向结构就是砸。在一个拿锤子的人眼中，世界就是个钉子。他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就是砸。如果你老带着刀的话，那么用刀就很可能成为你的存在方式，遇事用刀来解决问题。有些粗犷的游牧民族经常带着刀，平时吃肉用刀，切西瓜也用刀，跟人吵架的时候也用这把刀，用刀说话，不用嘴讲废话。当然，嘴也是工具，但是它们的“意向结构”是不一样的。

考虑到技术的意向结构，我们就知道，所谓技术是中性的，只能在很局限的意义上讲。因为任何意向结构，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由技术的意向结构所规定的这种价值取向，我们也称作技术的逻辑。不照着某种技术的意向结构所指定的方式去做事情，我们说这是不合技术逻辑。技术的逻辑会迫使你去做某些事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就不是中性的。“技术中性论”恰恰是忽略了工具的意向结构。这个意向结构的理论是近一百年才慢慢开展出来的。我们过去看一样东西，容易把这个东西看死，不知道每个东西本身都散发着意向性的光辉。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特定的意向指向。

为什么事物的“意向性”有这样一个消失和发现的过程呢？这和我们近代科学有关系。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扫除希腊人的目的论解释系统。整个希腊科学，都是目的论的科学。它把我们的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事物看做一系列由目的导引着的存在之链。高级动物不用说是有目的的，植物也是有目的的。目的是telos，teleology就是目的论。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向性——你想干嘛呀，你想到哪儿去啊，这都是目的论的讲法。动物也有目的性，一只小狗就想把那个骨头叼过来，你让它叼，那就符合它的目的；不让它叼，就阻止了它实现自己的目的。植物也有目的，一棵小树苗意欲成为一棵参天大树，这就是它的目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甚至一块石头从天上往地下掉这件事情，也是目的论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那本书里，给出了一整套关于地面上物体运动目的的解释。简单说来，他有一个“天然处所”的概念，认为每一种物质都有自己的“天然处所”。世界由四种元素构成：土、水、气、火，土的天然位置在底下，火在上面，气在火的底下，水在土的上面。一块石头，它的主要元素是土构成的，所以它的“天然处所”是在地面上，它之所以从高处往下掉，原因是它必须回到自己的天然处所，也就是要“回家”。重物下落的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质上是一个回到天然处所的目的论过程。

近代以来的科学彻底地否弃了希腊人的目的论。从伽利略开始，科学从研究这个why转向了那个how。目的论是关于why的学问：你为什么要往那边走啊，因为那是我家呀；你为什么到食堂去啊，因为我要吃饭啊；这个石头为什么掉下来呀，它也要回家啊，它家在地上。这是目的论解释。近代科学不承认有why的问题——why的问题或者是个伪问题，或者是不可解的问题——他要研究那个how，怎么样运动，如何运动，而不研究为什么。所以，近代从伽利略以来——伽利略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原因也在于此——改变了科学的目标。

这样一种目的论世界体系的解体，导致了“世界的去意义化、去价值化”。反映在技术哲学领域，就是“技术中性论”。世界自身的“意义结构”消失了，物的意向结构被否定。如果说人工产品有指向的话，那也是人赋予它的。人成了一切意义的来源，一切意向性的来源；刀本身没有意向性结构。这是“目的论科学的退场”和近代数学化科学登场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图景导致我们彻底忽视了工具自身固有的意向结构，因此导致“技术中性论”。

（三）技术是构造人和世界的环节

在破除了“技术中性论”之后，我们来讲第三个方面，即技术是人的自我构造和世界构造的一个环节。刚才我们讲过，人是没有本质的，人是通过技术来进行自我构造的。我们也讲了，这个世界实际上也是通过技术构造出来的。所以下面我就要讲一讲，人的世界构造和人的自我构造是如何通过技术这个环节来完成的。

首先讲人的自我构造。人的自我构造首先是身体的自我构造。通常人们谈到技术，总是指一些工具、设备。其实，人的最基本的工具、最基本的技术是我们的身体技术。身体技术也是一个被忽视了很久的东西。一个原因就是近代哲学把心和物给分开了，把身体和心灵给分开了，身心是二元的。人的本质在于心，而身体这一部分呢，好像没什么可讲的。身体被认为是羞耻的，被认为是羞于见人的。对身体本身的压抑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而这其实已经就是身体技术了。我们要穿衣服，这是对身体的一种修饰，遮羞是人类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原始人，脸上都是涂得花里胡哨的，头上插个羽毛，身上纹个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很好笑。其实呢，这是人类对自己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在自我塑造的时候首先是塑造自己的身体。

人生下来之后和动物不一样，不能马上像成人那样地活动。人类的婴儿有一个漫长的受教育时期。从生物学上讲，人类都是“早产儿”。人类的直立行走对于女性的骨盆是有要求的，太宽了就不好走路了。可是这种骨盆的限度与这个人类大脑的急剧发展有严重的冲突。结果就是，只有早产才能解决这个冲突。生物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像人类这样的大脑脑量，大概需要21个月怀胎才行，可是直立行走的人类女性的骨盆没法分娩出这样足月怀出来的孩子，因为头太大了。结果是，现存的人类都是九月怀胎，都是“早产儿”。所谓人类先天的缺陷，有这样一个生物学上的根据。人类生物学上的缺陷是与生俱来的，他刚生下来不能做任何事情，人类的婴儿是完全无助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人类的这种先天缺失，导致了他很大一部分能力是在后天自我塑造出来的。

人类身体的想造是人类自我想造的第一件事情。比如说，婴儿刚生下时眼睛是看不远的。为什么看不远，倒不是眼睛有毛病，而是我们人类的眼睛需要在一种活动的过程中来学会对焦，在动态的过程中慢慢来把我们的眼睛长全了。我们手眼之间的协调也是学习、训练的结果。初生婴儿的手并不是想指哪就指哪的，他要慢慢训练它，使手眼协调，最终眼疾手快。进一步，人体所有的器官都是通过自己的后天活动规训出来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谈论人的风度、举止作派，我们才能说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人、这个人一看就是坏人。因为我们身体是被规训出来的，从身体本身透露出很多信息，很多并非动物身体的信息。从一个动物的面相上，你是看不出好坏的，你不能一看就知道是一条好狗还是坏狗。而人不一样，他的身体揭示了他的自我。

在人的身体的成型过程中，伴随着心灵的成型。认为身体不重要的人经常说，要追求心灵美，外表不重要。这个是鬼话，谁相信这一点呢？谁不愿意娶一个漂亮的姑娘，女孩子们谁不愿意找一个有风度的男孩？如果身体真的不代表一个人的自我，那这种追求岂不是很荒谬、很无聊吗？然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的追求，充分说明了身体本身绝不是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单薄、无内容，而是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好的风度和气质没有经年累月的训练是出不来的，但这个训练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和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世界有关。身体携带着大量生活世界的信息。

人类的自我规范首先从身体开始。人类通过对身体本身进行控制，来表达控制的一般理念、般模式。控制身体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功。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身体不能有效控制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如果他的身体控制模式，不适合文明世界，那么我们会说这人不适合在文明世界生存，是个野蛮人。现在很热，但你不能想脱就脱，那不行，得看这是什么场合；或者在图书馆的自习室，你大声嚷嚷，那不行。这个身体的活动本身受制于整个生活世界的逻辑，而且在这个生活世界逻辑的导引之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塑造。自我塑造首先是身体的塑造，这里面内容很多，我们今天只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下面说说知觉的塑造。我们过去在机械唯物主义影响之下，认为人就是个照相机，是个自然之镜，执行反射的功能，好像我们的眼睛就是空洞的。其实不是。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含情的，都是有情绪的，非常有底蕴的。没有一只眼睛是空洞的，空洞的眼睛本身也是一种底蕴，不可能有一种完全没有内容的空洞的眼睛。就算是空洞，本身就是一种底蕴，表示他绝望，他灰心丧气，表示他的冷漠，等等。所以我们说，没有表情那是最严酷的一种表情， 在知觉的问题上，我们的眼睛从来不是空洞的，我们的知觉从来不是反射镜。

知觉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方式。有一幅很有名的面，用来进行心理学测试的。有的人看出是一个老太太，有的人看出是一个小姑娘。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知觉里面有你的背景和你的情绪，知觉的构成是很复杂的。知觉的构建过程，是和身体构建结合在一起的。过去因为不重视身体，因此就不知道知觉实际上是与身体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关于上下左右的空间概念，实际上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知觉概念。如果我们人类，不是直立行走的动物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有明确的上下概念。由于人的这种直立的本性，导致“头脑”所处的空间位置跟着头脑本身的重要而变得特别重要。由头在高处、足在低处，结果衍生了一批关于上下的引申义。比如说你是“上头”来的，你是“上”级，你是在“上”流社会，等等。为什么这个“上”就那么好呢？这跟我们人类直立行走的状态有关系。人类的三维空间概念，实际上跟我们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

人的自我构建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部分就是心灵这部分的构建。过去的哲学家认为有一个单独的、唯一的、固定不变的理性，成了人的一个本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你有你的逻辑，我也有我的逻辑；你有，你的办事原则，我有我的办事原则。问题是，为什么他采用这种理性原则而不是另一种？我的回答是，技术实际上潜在地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逻辑。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Powerpoint的使用。我在做公共讲座时一般不喜欢使用Powerpoint。不要以为Powerpoint只是一个讲演工具。它绝不是中性的，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讲和听的方式。柏拉图已经提出，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使我们记忆力丧失。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现在许多事情脑子都记不住，因为高度依赖笔和纸，任何事情都记在纸上，这个纸要丢了就完了。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写过，方鸿渐就是搞丢了发言稿，结果乱讲一气。当然，柏拉图所说的记忆还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记忆，他讲的是人类最本原的知识。柏拉图不是强调知识就是回忆吗？文字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阻碍了我们达到这个本真的知识。同样的道理，Powerpoint的使用让“看”代替了“听”，用“演示”代替了“讲演”。这是我们这个技术时代造就的一个新的人类生活方式，所谓“读图时代”说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看代替听的后果就是听众不能专注地参与听讲过程。从讲演者的一方来看也是一样。讲演具有一种当场化的特点，讲演者会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大家如果认真听、专注地听、跟着我的思路走，那我越讲越有意思，我的思路就越来越凝练，越来越汇聚，新思想就不知道从哪里都出来了；如果不认真听，慢慢地我就会分散心思，那些灵感、那些美妙的思想就出不来。现场化有它特殊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尽管现在有高级录音技术，但依然不能代替现场听。反过来说，录音技术的出现恰恰是“现成化”的思维逻辑的产品。照相术、录音录像本都是如此，都是想把世界、把事情现成化，存贮化，消解其中的现场性、一次性、不可再现性。听是种参与，因而是一种现场的行动。现在录音科技很发达。音乐唱片很多，似乎我们可以更多地去聆听大师的演奏艺术，其实不然。听唱片恰恰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听。回到PPT这个问题上来，它的使用会极大地限制讲演者的思路的开展。有了PPT之后，我就变成读了。变成我来读，你们来看，于是，我们大家都变成受某种技术逻辑影响的工具。我们都变成了技术的工具，这就是技术逻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PPT不是不能用，但要看场合，看讲演的内容，看听众对象。如果你单纯用PPT来代替这个讲演，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同样的道理，每一样技术，在它取得某些进步的地方，必定有所丢失。我们在赞美新技术的时候需要搞清楚，失去的是什么。以通讯技术为例。通讯技术的出现，是不是真的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真的扩大了我们的交往？不一定。有的人认为书信比电话更重要，电话比E-Mail更重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个里面是否包含了更多的现场感。这个现场感是由身体知觉来测试的。在你的声音里面，是否有温情，这个温情是需要声音或者气息来表达的。

现代的交往过程是快了， 但并不一定真把我们拉得那么近。最早的通讯工具是电报。当时的美国作家梭罗（一位著名的环境主义作家）就指出过，电报的出现并不能真的把人们拉近，电报也就是传递了一些哪个公主咳嗽啦，哪个女王感冒了之类的消息。梭罗倒还真说对了，现代的传媒，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搞这些八卦，比如今天刘德华又到哪儿去了，他穿了什么衣服，衣服上有几个扣子，就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所以，通过现在的技术我们轻易获取大量信息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我们丢失的东西是什么。“丢失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讲现代技术时还要讲到。现代技术的无所不在可能使我们更加难以搞清楚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一旦我们问起来，我们差不多就失语了。因为甚至我们的语言都已经不能帮助我们表达这种失落了。

技术除了担当自我构造的中介，它还是世界构造的中介。世界构造的内容很多，我只讲其中两种，一个是空间构造，一个是时间构造。大家知道，世界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空间、时间在牛顿力学中被认为是一个空的框架，是一个单纯的、纯粹的框架。就像是一个空的篮子可以往里丢东西，像一个空的书架，可以把书往那儿摆。空间、时间本身是没有内容的，是虚的，是所谓虚空。近代科学造就了这样一个世界概念，这个世界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概念，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一样，没有差异。既然到处都一样，那我们在这儿不在这儿就没有什么理由。时间上也是，过去现在都一样，那我活着不活着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样从本体论意义上，就造就了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实际上，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 就是“去意义化”本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意义悲剧。但是实际上，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到处充满意义的世界之中，到处充满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先说空间问题。空间是什么？空间就是你的位置，你位居高位，位居第一，“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说的都是空间问题。位置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位置决定这个存在者的存在。说通俗点，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说你坐在什么位置就会说什么样的话，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透过什么样的角度来想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制约作用呢？那个位置不是空的吗？它怎么会有制约作用呢？可见，既然屁股能决定脑袋，说明位置就不是空的，它有巨大的制约作用。这个制约是怎么出来的呢？是通过技术构建出来的。通过什么技术？当然不是单纯的机械技术，而是由一种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综合构建出来的。当我们讲高位和低位，讲位置很重要的时候，实际上，这里的空间是由社会技术编制出来的一种位置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面，每个位置不是平权的、不是等价的，它的势能是不一样的。这个potential，即潜在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空间恰恰不是一个空的东西，而是充满了汹涌起伏的暗流的这样一个位势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是由社会技术和我们的物质技术综合构建的。

我们先谈物质技术。物质技术能改变物理空间的特性吗？这是可能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就告诉我们了，你坐一个高速火车和坐一个低速火车，空间对你是不一样的。你坐一个大块头的火车和一个小块头的火车，空间也不一样。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以后，空间的非纯粹性问题已经解决了。物质技术对于空间的构造作用已经很清楚了，但这只是一个非常微观的方面。就我们的生活世界而言，建筑技术是一种特别贴近的空间构造技术，这里面名堂很多，我不是学建筑的，就不多讲了。社会技术也是林林总总，什么监狱的空间构造、体育馆的构造、公共广场的构造，都有政治意味，内容也很多。刚才我用了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比喻，部分地揭示了这个方面。所以，空间的技术构造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我们来着重讲一讲时间的技术构造。时间问题在近代被简单化了，它被认为是一个独立不依的、自由自在的流逝，牛顿称之为绝对时间。有了绝对时间，人们就让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运动，都参照时间来规定，时间成了运动的规定者。然而，我们都知道，时间实际上是由运动得到规定的。古代人是按照运动来规定时间的。你是一个牧民，你的时间尺度是按照绵羊的怀孕和生长周期来规定时间；你是个农民，你是按照农作物插秧、收割的周期来对时间进行规定。时间的尺度是按照你活动的尺度，或者说，是按照你的技术行使的尺度来进行的。你是运用栽培技术，那么时间就是按照栽培来规定的：你是运用畜牧业的技术，那么你的时间尺度就是这个畜牧的尺度。可是近代以来，我们造就了一个普遍的尺度，这个尺度超越于一切具体的活动。但它实际上也不能全部超越，它最终要落实到一种运动。什么运动呢？天体运动。它继承了希腊以来将天空运动作为普遍尺度的这样一种观念，把天球的运动看做是时间的普遍尺度。亚里士多德讲过，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天体运动的数目。

现代与希腊时代不同的是，普遍的时间尺度不再是天体运动，而是带在我们手上的钟表。钟表这个新的机械，它构成了现代时间的唯一尺度。这个钟表可不得了。有一位技术史家讲得好，现代的关键机械，不是什么蒸汽机，而是钟表。钟表是现代世界最powerful的一个机械，这个机械规定了现代世界的时间尺度，而时间的尺度就是我们存在的尺度。现代人为什么疲于奔命，是谁逼的？没有谁，就是钟表逼的。只要你戴上表，就像孙悟空戴上那个金箍子，你就得疲于奔命。你接受了这个机器携带的那种时间观念，就是那种普遍的、单一的时间尺度，作为一种绝对律令在你的背后逼迫着你，你就得按照这个时间尺度来生活。你现在，像吃饭这件事情，就不是因为你饿了，是因为到时间了；你现在要睡觉，也不是因为你困了，是因为到时间了。这是现代人非常烦恼的一个地方，到时间了却睡不着，所以他有失眠问题。

普遍的时间尺度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意义。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架，从我们的工厂、企业，到政府部门和我们的教育体制都受到影响。大家看现在的学校和工厂差不多，教室跟车间差不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现代教育的逻辑跟工业的逻辑是一致的，它都服务于钟表所赋予它的理念，这就是效率的理念。

近代时间的构架由钟表造成，而钟表从机械技术上，可以认为来源于我们中国古代。可是中国古代的钟表只是皇家礼器，不服务于日常生活，并没有造成一个普遍的有强制性的时间观念。中国古代有钟表，中国怎么没搞工业化呢？实际上，在钟表之上，还有一个钟表的观念在起作用。什么观念呢？就是一种统一的节奏和秩序的观念。这种节奏和秩序的观念，希腊人已经为近代准备好了。这个秩序首先体现在天空，所以希腊的天文学极为重要，是它的核心数理学科。大家知道，现代科学革命是从天文学开始的。为什么从天文学开始，因为从天文学开始，我们把一种天空的秩序拉到地上，所以牛顿的伟大工作不在于别的，就是他统一了天上和地下，他证明了一个苹果的落地和月亮的不落地是同样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牛顿是绝对时间观和绝对空间观的肇始者，其实自哥白尼以来的科学思想史都是在为此做准备。

钟表不仅有它的希腊根源，也有中世纪的根源。钟表来自修道院，修道院里的人都是需要按照极其整齐划一的秩序来生活的人。早上定点起床，起床以后该做什么事，非常单调规整。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放大了的修道院。如果你在都市里面放一个摄像机，拍摄下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然后你把磁带快放，你看现代社会里面人的动作，基本都跟修道士很像，机器的节奏如何构建我们的世界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说机器时代、机械时代，其实就是钟表时代。钟表时代意味着对我们现代世界的时间做了一个重新的构建。

我们来总结一下，时间和空间作为世界的框架，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主流技术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框架，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技术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单纯的工具。技术是人性的构造，是世界的构造，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内容。

对现代技术的一种理解

technology

下面我们讲现代技术。现代技术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向我们展示技术的本质。什么是技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也以钟表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技术对我们的时间观念的构造。现代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自古代以来，从人类开始变成人以来，技术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开始对技术发生怀疑呢？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现代技术是对于效率极其推崇的一种思维逻辑。对效率的极度推崇会导致一个后果，即手段本身成为目的。效率本来是一个手段的范畴，由于极度推崇，这个手段就成了目的。技术作为自我构造和世界构造的中间环节，它的基本含义应该是适当性、恰当性。现在我们经常讲适用技术、合用技术，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杀鸡不要用牛刀，这就是适用性。但是现代技术不怎么讲适用性，更多是讲效率。

刚才我们谈到了时间机器的出现，这本身就导致一个时间逻辑的展开。什么逻辑呢？除了普遍性、单一性逻辑之外，还有一个精确性逻辑。开始出现的钟，只有时针：后来出现分针，到19世纪开始有秒针，现在更精确了。时分秒都是六十进制，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来观察天体的，继承了巴比伦的六十进制。秒以下的单位不是来自传统，而纯粹是机械自身决定的，所以它用了十进制。这种不断精确的逻辑，其实是纯粹效益支配的结果，导致我们社会对效益过分重视。总是强调要搞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就是要用较少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并且通过计量的方式来强化这种快一点的意识。钟表技术的使用，就是在强化这种观念，让你感觉做事情就应该这么做，就要做快一点；否则，就不叫做事情。

效率的观念代替了适用性观念，而适用性观念的丧失使得现代社会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可操作性”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反复强调的一个标准，有时甚至为了这个可操作性牺牲适用性，牺牲真理，牺牲美，牺牲道德，从而迁就可操作性。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规章制度，都不是出自正义、德性、美，而是为了方便操作。作为现代人就是要做事情，要做起来，做得好不好，再说吧。这就是效率观念的支配性：效率的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就会产生操作性至上的原则。中国的高考，毛病很多，对中国青少年学生的成长有很坏的影响，但是由于它是唯一可操作的方案，结果就不好动了。用程序正义压制实质正义，也是屈服于可操作性原则。教育要讲因材施教，但是现代教育做不到这点，现代教育的本质就是流水线生产。从我们这个教室的座位的分布就看得出来，基本是按照牛顿力学的时空观来分布的。它假定处处均匀，没有任何位子有特殊之处，所以因材施教根本上缺乏基本的空间构架。

北京大学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宣传，把自己的教学楼做了改造，把教室改造成了研究性学习的教室，媒体又狂炒一顿。但它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坐法，不同的空间排列方式，将决定着不同的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是老师和学生围坐一起，而不是老师站在高处宣讲，学生坐在下面听讲。这个空间格局改变之后，教学方式自动会做适当的改变，学生的参与意识增强了，每个人都处于一种两两的对视之中，迫使你们要讲话。像现在这个样子，你们全体对着我一个人，我成了中心；你们都很安全，可以不讲话，但是我不能停下来不讲，这就冷场了，这就麻烦了。但是如果两两围在一起，互相盯着，学生就会成为课堂的主人，有压力，要主动讲话，不能总缩着。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教育做不到因材施教，和我们这个空间的构架是有关系的。这种空间观来自哪里呢？来自现代工厂，而工厂的本质观念是效率观念。效率观念取代了因材施教的观念。因材施教是一个适应性观念，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所谓的好学生、坏学生，实际上都是按某种可操作性原则来划分的。在这种单一的标准和教育模式下，许多学生实际上就给牺牲掉了。按照现在的已经工业化了的教育规律，教育也必须量化，而大家知道量化的结果就是去掉质的差异，或者说只保留一种质。没有质当然是不可能的，量化就是把多样化的质去掉，或者还原掉，或者取代掉，只剩下一种质。比如现在考大学，就看考分一项，就看应试能力，应试能力成为你上大学唯一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当然是做不到适应性的。

可操作性以及效率至上的观念，在今天被无限放大了。现在我们做事情，都要讲效率，讲可操作性。没有可操作性，连话都讲不出来了。当别人质问你“你说怎么办”的时候，我好像有点理屈词穷了。如果你不能拿出可操作性的方案来，你就闭嘴。通过可操作性掩盖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性，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因为一般来说，现存的东西是最容易操作的，而改变是比较困难的，一种新的操作方式的出现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拘泥于可操作性，某种意义上就是反对对现实进行变革。

第二个，现代技术是普适性观念的一个体现。现代科学的数学化过程是对质的多样性的一个有效的清除过程。数学作为一种操作技术，是一种去质化的操作技术。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说，当你把一个人和一头猪相加的时候，这不是在做数学，而是在骂人。为什么呢？一旦相加，就蕴含着对被加者的本质差异的消除，这当然就是骂人了。你可不能说人家只是在做一个加法，做加法是中性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数学并不是中性的。数学化作为个去贯化的过程，成者质的单化的过程，它指向普适性。所以，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回事。现代科学可以命名为技术化的科学，现代技术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技术，这是现代技术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现代技术是一种意志技术。现代技术的背后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期许和认同，什么期许和认同呢？是一种对权力意志的追求，will to power，尼采所谓权力意志或求力意志。这种求力意志正是现代技术的逻辑。技术在这里意味着，要有所表现，要做点事情。现代人不做事情，那就是荒废你的青春岁月，你就感觉人生没有价值，所以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有所作为”成为现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呢？“有所作为”有什么不好啊？自古以来人们不都是要有所作为吗？没有作为不就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讲的那样是碌碌无为吗？当我快死之前回首自己的一生，我如果一事无成，那我羞愧啊。奥斯特洛夫斯基讲的是现代技术的逻辑，就是意志逻辑。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种逻辑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并没有很长的时间。举例来讲，中国古代的那些诗人们，放浪山水，做不做官无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喝酒就行了，纵情山水就行了。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人们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沉思，是祈祷，是过一种宁静的生活。希腊人也一样，仰望星空成为最高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忙忙叨叨，每个人都要一刻不闲。但是这个忙忙叨叨、一刻不闲，现在反而成了主流的价值观念。如果你没事干，那就是社会的边缘人物，过的是另类生活，被认为是不行的、有问题的。为什么不行呢？你不一定说得出理由，其实就是技术逻辑在起作用，是意志逻辑、“有所作为”的观念在起作用。这是现代技术的第三个逻辑，它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类要向自然开战，向自身开战。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技术逻辑。我们现在讲的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其实都是技术时代的意志逻辑的结果。这个意志逻辑，是现代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现代哲学家对这三种逻辑都有所揭示。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要挤压自然界，要逼自然界交出它的奥秘。现代科学实验的本质，就是一个对自然界进行“严刑拷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让你把自然物放到实验室里去，以一种极其超自然的方式，人为制造高温、高压、高密度、高浓度之类的条件，让它透露出它的秘密，所以实验科学基本上是一个对自然进行“严刑拷打”的活动，是逼自然界交出它的奥秘，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呢？为什么要这样去搞实验呢？要知道，近代的科学实验的本质不是动手，不是观观察，动手、观察中国古代就有，西方古代也有。但是实验室科学只有在近代欧洲才出现，原因就是它服务于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整体上对自然界进行征服、控制、支配，通过挤压的方式，来逼你交出秘密。一旦秘密以规律的方式呈现，那自然界就被置于我的股掌之间。所以自然规律一旦出现，自然就被彻底征服，这就是我们近代的一个基本思路。征服的思路背后，是意志逻辑在起作用。

现代技术为我们造就了什么样的世界，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性？现在都很清楚了，我们总结一下。现代理想的人是什么？是有所作为的人。有所作为的人肯定要守时，守钟表上的时间。古代讲“你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你一季”，这个守时，是一种自然的节奏。现在的守时，是按照机械节奏来讲的。还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什么叫“物尽其用”呢？就是你必须把这个物里面所包含的价值榨取干净，否则就是浪费。这个观念，实际上是“精确支配”的观念，这是我们人性里面崭新的东西。我们表扬人的时候往往说“这个人很精明，办事效率很高，很能干”。在现代人看来，“不能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刚才我们讲了时间问题，其实现代技术对空间的支配也十分明显。我们区别一种文明、一个社会是现代还是原始，看看建筑就很清楚了。现代建筑是几何的线条，笔直的、有棱有角的，原始的建筑几何化程度不高，并不是有棱有角的。原始人的知觉系统，并不是按照几何化的方式来构造的。老子讲“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它的边界并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几何化的世界构造方式，告诉我们的是清晰的边界。所以你看一个地方，看它的几何形状是不是规整，就可以判别它的文明是不是现代。它的建筑的几何化程度有多高，它的现代工业化程度就有多高。

现代的世界构造里面，物的构造也很特别。什么是一个物？在时空中能定位的是一个物，不能定位的不是一个物。我喜欢举例说，鬼就不是一个物。鬼为什么不是物呢？因为它无法定位，它在哪儿呢？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指不出来，那就不是物，所以鬼就不能成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建构关于鬼的物理学。它不能进入我们的时空，不能进入我们的世界，不能进入我们的文明世界或者我们的工业文明世界。当然，在农业文明里面鬼还是有地位的，所以现在要见鬼是很不容易的，要到农村去才见得到，在城里是见不到的。城里见不到鬼，它能见到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外星人和飞碟。外星人、飞碟从逻辑上讲，是能够进入我们的物的领域的，是有时空定位的。它有规则的几何形状，飞碟的几何形状往往是很完美的。所以飞碟作为现代经验世界的一种逻辑外推和补充，作为一种现代人超验世界的存在物，是必然要出现的。现代人不信鬼，信外星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对现代世界的改造程度，对现代物之为物的规定的深刻程度。在都市里，你放心是不会出现鬼的，当然在都市的光线灭掉之后，在都市的外在几何轮廊消失之后，鬼也许还能出来，但在几何化的世界里鬼是绝不可能出现的。鬼一般都是晃悠、鬼鬼崇崇的，没有明确的几何形规、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时空定位。不过，现代量子力学破除了物的时空定域性，所以，也有人认为量子力学是关于鬼的物理学。这个有趣的问题太复杂，我们这里就不讲了。

现代的世界构造使得世界本身已经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必要环境，相反成了我们的对象，我们以一种对象的形式来理解世界。这个对象可能是我们的能源库、资源库，也是我们的垃圾场，总而言之是我们人类大展其才的一个舞台，人类在这里尽情地挥洒生命意志的一个舞台。这个世界被认为是无限大的，所以你使劲折腾它，没事的。当然，现在我们发现世界还不是无限大，至少供我们挥洒的舞台是很小的，因为我们的地球是有限的。

我们今天讲现代技术的逻辑，可能讲得有些极端，但这个极端的意思确实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而且这个逻辑非常坚硬，不容易被打破。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逻辑，通过意识到这个逻辑，我们来发现它的局限性、它的限度，从而为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提供一种可能性。认识到这种处境，我们才可能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危机在哪里，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可能性在哪里。现在的环境运动也好，文明冲突也好，有些问题是工业文明内部的问题，它可以通过工业文明自身来得以解决。然而好多问题，不是工业文明内部能够消化的。如果对工业文明的技术逻辑没有深刻意识的话，那些我们今天吵吵嚷嚷讨论的问题，就不是真正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试图通过技术这个维度，来展示当代人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时间到了，我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来源：吴国盛 著，《技术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