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行医总结的：“中医辨证思维十二要”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这种特色靠的是中医的思维。笔者行医35年来，在临床工作的摸爬滚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辨证思维模式，愿与同道探讨。
辨证之首，注意主症
辨证之首，首先应抓其主症，因为主症是辨证的要点、治疗的重心。抓主症应从几方面着手。
一是主症多在一般问讯病人何处不适时的第一句回答中出现，既是病人希望你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常见疾病的主要问题，如胃痛、头痛；二是在证中找主症，如病人反映心烦、心慌、头晕、耳鸣、入睡难，显然失眠是其主症；三是病人不知道什么是主症，医者多费心思，尽量找出主症与主因。
辨证之性，注意兼症
辨证，既要辨病位，又要辨病性。而辨别疾病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辨疾病的寒热虚实。而辨证之性，主要是辨兼症之性质。
如胃脘痛者，病位在胃，其兼症中喜温为寒，喜按为虚，合而辨之，谓之虚寒。当然，辨疾病之性，也可辨舌苔和脉象。如脉沉迟无力，其沉主里，其迟主寒，无力主虚，合而辨之，谓里虚寒证。
需要注意的是，临床有主症与兼症病性不一致或相反的情况，这就要求医者仔细琢磨，既要主兼分明，真伪分明，又要辨清病位与病性。
辨证中证，注意联系
辨证之中，多见证中有证。如胃肠不适病人，既有寒凝气滞型胃脘痛，又有肾阳虚之五更泻。一为新病，一为久病；一为实证，一为虚证；一在上腹，一在下腹；一以温散，一以温补。故选方既选良附丸主治胃痛，又选四神丸兼顾泄泻。待胃脘痛愈，又在主选四神丸的基础上合理中汤治疗五更泻。
故辨证之中，一定要注意证中之证。只有掌握好两个证型之间的联系，才能抓好主治、兼治、合治、先治、后治之机。
辨证外之证，注意夹杂
所谓证外之证，是指临床表现中有两个系统以上的疾病证候群。如内科证候、妇科证候、五官科证候同时并存。怎么辨？
其辨证原则是在先治某一系统疾病的证候时，一定要兼顾其他疾病的证候，尤其是在主辨证候与兼顾证候病性不一致或相反时，更要注意其错杂、繁杂的特点。如胃脘为虚寒、肠道为湿热、咽喉为实火，在多证并存、证外有证的情况下，一定要统筹兼顾，主次分明，千万不能顾此失彼。
辨静态之证，注意守法
静态之证，是指疾病的病位、病性表现为恒态时期，或为气虚，或为血寒，或为肝经湿热……
此期病位、病性已定，一旦辨证准确，疗效可以，就效不更方，可守法守方。
辨动态之证，注意灵活
动态之证，是指经过治疗后临床表现出现了变化。如湿热带下，应用龙胆泻肝汤治疗后，带量减少，带色由黄变白，带质由稠变稀，带味已轻，瘙痒已除，说明湿热病邪已轻。
此时是效不更方，守方守法，继续按肝经湿热巩固治疗，还是根据现有的带白、质稀症状，按肝虚带下论治，改用健脾利湿之剂呢？
如何定夺，要靠医生的经验，要行方圆智，胆大心细，临证需灵活掌握。
辨无证之证，注意隐症
临床有无证可辨之证。如乙肝无症状的“小三阳”“大三阳”，糖尿病无症状的血糖偏高，化验提示的尿中潜血，B超提示的无自觉症状的结石、积水和各种肿瘤的早期阶段，因其无证可辨，皆属无证之证。
临床要根据个体的病史、体质、个性，结合临床经验，借助现代各种理化检验手段，寻找蛛丝马迹，找到隐症所在，由无证可辨为有证可辨。
辨错杂之证，注意调平
慢性胃炎，临证每见寒热、错杂证候，既见胃脘痞满、喜温喜按之虚寒象，又有口干、口苦、苔黄腻之热象，或见口腔溃疡，或见大便偏干，对此寒热错杂之证，我多选半夏泻心汤，用温清并用之法，以平衡胃腑调节功能，临证用之，疗效满意。
同样治疗虚实错杂、升降错杂之证，总以平调为要。
辨有效之证，注意病程
对于药后有效的病人，要注意其服药疗程。如感冒、暑热之证，病程短，疗程亦应短，多服药3剂而愈，不必继服。
对于慢性病人，临证或效不更方、或做些微调，使渐治渐佳。可1日1剂，亦可隔日1剂，或连服2剂停1天，亦可1周服2剂。
对于滑胎病人，其疗程多间服至病人上次流产后的1月以上；对于颤证病人，多长期间隔服用，取减西药毒副作用之效，以增止颤之功。
辨无效之证，注意审查
药后无效的病人，临证要细心审查。属于辨证用药无差误者，多系病程长、邪气未被制服，应坚持原方，不要轻易改方，否则越改越乱。
而对于辨证用药不妥者，应细审其因，当机立断，及时纠正。
辨先效后无效之证，注意演变
临床有先效后不效之证，即先服数剂疗效很好，再服则效果不理想。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一是药应变而未变之故，当责之于医，如胃脘痞满中的寒热错杂证型，应用半夏泻心汤后，黄苔已退，口苦已止，表明热象已除，虚寒证成为主要矛盾，而继服半夏泻心汤，其药性偏寒，故而不效，当改用黄芪建中汤、理中汤、四君汤即可。
第二种可能是病人自身因素，如饮食、起居、情志变化等影响所致，医者当帮助病人查找原因，指导病人服药，并注意服药期间的调理方法。
辨药后加重之证，注意审因
对于服药后病情加重的病人，除用药失当外，还有药性与病情相争较剧而出现病情加重之象。
临证必须区别对待，慎重而定。用药失当者，要及时更方。药病相争者，在服药前就应告知病人。
对于药后出现不良反应者，要查找其因，或减少服药剂量，或改变服药时间，或增减方中药物，或停药观察。总之要认真对待，不可粗枝大叶。
“医者易也”，“易”是指《易经》的“易”，意即中医是秉持辨析正邪、燮理阴阳之理济世救人的医生。究竟中医如何看病？
《伤寒论》第十六条指明：“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这就是中医临床必须遵循的“三确认”：“观其脉证”，是四诊合参确认“主证”；“知犯何逆”，是辨析病因病机确认“主变”；“随证治之”，是针对主证、主变确认“主方”。
而其关键又在于前八个字，“观其脉证”是辨证的切入，“知犯何逆”是审证求因的思辨。如何切入、如何思辨？如上所述，前人通过临床的不断探索总结了诸多辨证纲领，为什么没有统一的辨证纲领？是因为疾病谱的不断变化，是因为临床认知不断提升。前一个纲领已经不够用，不能合理解释新病因、新病机、新证候，才倒逼产生新的辨证纲领。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新病种不断发生，疾病谱不断演变，各种疾病的致残率、死亡率的升降正在不断变化，中医辨证必须与时俱进，应当举中医药学界的全体之力，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包括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等，而重点是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可以通过实验室研究、典型医案大数据分析、临床验证的系列方法，试行提取辨证元素，给出各元素的权重，按病种分类研究、继承、创新，建立精细化、标准化的新辨证体系。
但是，无论采用何种辨证体系，中医临床始终遵循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其内涵是严谨的“中医辨治六步程式”。
(重庆)情系偏远山村的老中医
第一步：四诊审证
打开病锁之钥
四诊，即中医以望、闻、问、切四种方法来了解疾病讯息，为探求病因、病机、病位、病势提供基础的过程，需要中医在临证时充分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及触觉来感知病人客观情况，同时通过询问患者或知情人来全面搜集相关资料，为最终做出正确判断提供依据。四诊是中医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就是靠四诊“观其脉证”。
当然，X光、磁共振、B超、窥镜等现代科技手段，可以作为四诊的延伸，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肿瘤等占位性病变，四诊是无法精确定位、定性的。然而，尽管现代医院有着诸多科技诊断仪器，但中医想要宏观、客观、系统地对疾病做出诊断，就不能单纯依靠现代科技检查，否则会陷入一叶障目而舍本逐末之虞。
中医前贤在四诊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自扁鹊滥觞，张仲景综合运用四诊于病、脉、证的分析，王叔和系统总结24种脉象，孙思邈重视望色、脉诊与按诊。
宋金元时期，施发用图像形式表述脉象变化而著《察病指南》，崔嘉彦以四言体歌诀形式阐述脉理而著《崔氏脉诀》，滑寿著《诊家枢要》指出脉象变化和气血盛衰之间的关系并阐发小儿指纹三关望诊法，元·敖氏著有《点点金》和《敖氏伤寒金镜录》成为舌诊第一部专著，李东垣还提出了“神精明（即望神），察五色（即望面色），听音声（即闻诊），问所苦（即问诊），方始按尺寸、别浮沉（即切诊）”的四诊具体做法内容。
明清以后，李时珍以歌诀描述了27种脉象而著《濒湖脉诀》，张景岳《景岳全书》、李延昰《脉诀汇辨》、周学霆《三指禅》、周学海《脉义简摩》等均对脉诊理论有着详细的阐发论述，其中张景岳所创制的“十问歌”成为经典的问诊模式；清代叶天士以舌象变化结合卫气营血辨证判断病情发展，吴鞠通以舌诊作为三焦辨证用药依据等，同时期还产生了一批如《伤寒舌鉴》《舌胎统志》《舌鉴辨正》《察舌辨证新法》等总结舌诊的著作；清·林之翰《四诊抉微》是四诊合参具体应用的重要著作，汪宏《望诊遵经》、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系统总结了望诊的内容；
民国时期直接以诊断学命名的著作开始出现，如张赞臣《中国诊断学纲要》、裘吉生《诊断学》和包识生《诊断学讲义》等，使四诊成为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证是建立在四诊基础上对于疾病所搜集的各类资料进行审察总结。审证不完全等同于辨证，而是辨证的基础，就是确认“主证”。一直以来，对于证的认识有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证就是证候，是症候群，是患者在某病程阶段出现的各个症状和体征；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证就是证据，是有关患者发病及包括临床表现在内的各种证据。现代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辨证论治研究七讲》认为证作为证据而言，是对产生疾病的各方面因素和条件的高度概括。笔者认为审证是审察总结四诊所搜集获得的关于疾病的各类证据。
由此可见，第一步“四诊审证”是打开病锁的钥匙。
第二步：审证求因
寻求病门之枢
基于“司外”获得的患者信息审察终结，第二步开始“揣内”，探求病因。
中医学对于病因的认识早在古代就有了明确的分类，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中提到：“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后世陈无择在此基础上著《三因极—病证方论》云：“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开始明确了以六淫邪气为外因，情志所伤为内因，而饮食劳倦、跌仆金刃以及虫兽所伤等则为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至今，中医学仍宗此说区别病因。所以，中医看病不只是追究是否细菌、病毒所致，理化检查虽然能够明确许多致病因素，但理化检查提供的结果在中医看来往往是病理产物而非真正的病因。中医必须追究的重要病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太过与不及，但目前全世界也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发明相应的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方法。所以，也只能通过“司外揣内”来思辨。
审证求因是辨证的第一环节，需要的是经典理论和临床经验引导的思辨，从而找准“治病必求于本”的门径，故而审证求因是叩推病门的枢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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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求因明机
探究疗病之径
第三步是建立在确认病因的基础上明确病机。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以及转归的机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疾病发生之机理，二是疾病发展、变化与转归之机理。中医学认为，人体患病及其病情发展变化的根源就是人体正气与邪气的抗争。邪正之间斗争的胜负决定了疾病发生、发展以及转归，因此中医学病机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审查机体正邪相争的状况、态势。笔者体会其关键是要重视“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达中和”，要强调机体的内外形神、阴阳气血、脏腑经络、津液代谢的和谐畅达，必须注重审时度势地明辨病机。
历代医家对于病机十分重视并多有阐发。
《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执简驭繁地将临床常见病证从心、肝、脾、肺、肾五脏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结合概括，对病机作了系统的阐述。
同时《黄帝内经》十分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核心作用。如《素问·评热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素问》及《灵枢》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阐述了外感病的虚实、寒热、表里、阴阳的病机变化；
《中藏经》以脏腑为中心，以虚、实为纲，归纳脏腑病机；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1729种病候的病因、病机及其临床证候作了阐述；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依据完整的脏腑虚实寒热病机变化进行辨证；金元·刘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等病机观点；张元素丰富、发展了从脏腑寒热虚实探求病机的学说，并把药物的使用直接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使理法方药呈现了系统一致性；李东垣《脾胃论》治病侧重脾胃阳气升降病机，还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论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和“火与元气不两立”的病机；张从正《儒门事亲》论述了“邪气”致病的病机；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阐释了“阳有余而阴不足”和“湿热相火”等病机；清·叶天士阐发养胃阴的机理；李时珍、赵献可、张景岳、李梴等对命门的论述等，都不断丰富了病机的内容。
笔者认为，在临床过程中依据病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病位（脏腑、经络）、病性（表、里、虚、实、寒、热）、病势（生、死、逆、顺）、病理产物（痰饮、瘀血、结石等）、体质、病程等因素内容明确病机，才能进一步把握疾病动态、机体现状，最终归结为不同的证候，用以立法处方，治疗中才能有的放矢，故而“求因明机”有如探究疗病之径。
药材药膳中药
第四步：明机立法
确立治疗之圭
在明确辨证以后，治则治法的确立就能顺理成章。治则治法是根据病机拟定的治疗方案，也是指导处方用药的圭臬，是链接病机与方药的纽带，是论治纲领。
《黄帝内经》对中医临床治法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如“治病必求于本”“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疏其血气，令其调达，以致和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实则泻之，虚则补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
《素问·至真要大论》还针对气机变化提出“散者收之，抑者散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等；后世医家中，王冰在注释《素问·至真要大论》时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治疗阴阳虚证的千古名论；金元四大家对治法也多有建树，如张子和善攻，长于汗、吐、下、消、清诸法；朱丹溪确立滋阴降火法，并主张痰郁致病，注重理气化痰；李东垣立补中益气诸法；还有明·张景岳《景岳全书》按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法分类方剂，命名为《古方八阵》，开创以法统方之先河；此后，程钟龄《医学心悟》正式提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
笔者认为，在病机明确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治法，而病机是辨证的核心，而辨证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综合反映了当时、当地某人的疾病在一定阶段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等各个方面。治法就是基于完整的辨证而采取的针对性施治方法，而依法组方是中医临床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可见“明机立法”是确立治疗之圭臬。
中药
第五步：立法组方
部署疗疾之阵
第五步是根据确立的治法决定“方”（俗称“汤头”）。历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经过无数临床验证，打磨出针对各种病证的“方”，就是根据治则治法将多味中药按照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的药性，按照君、臣、佐、使的结构配伍，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方药的效能，减低或抵消部分药物的毒副作用。通过不同的制作方式，中医“方”可制成汤、膏、丹、丸、散、酒、栓、软膏等不同剂型，统称“方剂”。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方，被誉为“万法之宗，群方之祖”，是为经方，后世医家之方称为时方，当代中医的有效方称为经验方，由名医传承的经验方称为师传方。立法组方这一步，实际上就是根据确立的治则治法在相应的经方、时方、经验方中选择适合的方。首选经方，次选时方，再次选经验方。随着明机立法这一步的完成，所用方也就呼之欲出了。
不论是对证的经方还是熟谙的验方，只要符合治法即可行，但一定要进行加减化裁，切忌千人一方，因为病人病情千差万别，不经化裁而生硬照搬照抄，则“执医书以医病误人深矣”，就必然失去中医个性化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也就失去了中医临床优势。因此，要力求做到“心中有大法，笔下无死方”。
笔者认为，要“师古不泥古”。经方应用，首重“三遵”：遵循经方之主旨、遵循经方之法度、遵循经方之结构。可以说，“立法组方”是部署疗疾之阵。
第六步：组方用药
派遣攻守之兵
“用药如用兵”，在立法组方之后，需要对所选定的方剂进行加减化裁。这一过程如同临阵点将、派兵、选择武器，要针对选定的方剂结合证候合理用药，讲究“方证对应”。
笔者认为：“今人不见古时景，古人未知今时情。”现代生活，在气候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诊疗条件、中药品质以及病种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异，临床未见有人完全按古方患病者，不同的病人也有着不同的体质，主证之外牵扯多种复杂次证，患病之后接受的治疗方式有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少数民族医等等，兼证、变证层出不穷，所以决不能生搬硬套固有方药，必须临证化裁。
笔者根据临床体会，提倡“中和组方”，即遵经方之旨，不泥经方用药，依据中药功能形成“三联药组”以发挥联合作用、辅助作用、制约作用，按照君臣佐使的结构组方，用药追求“清平轻灵”，力争燮理阴阳、扶正祛邪、标本兼治、达致中和，尽量避免无的放矢和“狂轰滥炸”“滥伐无过”。总之，“组方用药”是保证整个诊疗得以成功的最后一环，一定要按照“布阵”使每一味药“胜任”，堪称派遣攻守之兵。
“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上述“中医辨治六步程式”是初步总结，但实际上历代中医都在临床实践中运用，是历久而不衰的中医临床思维模式。无论接诊时间是一分钟还是一小时，只要是中医就必然在瞬间自觉不自觉地完成这六步程式，绝对不是看看化验单，根据西医诊断，以消炎、排毒、免疫、补充能量等概念配个中药方。由此可见，“中医辨治六步程式”既是中医独有的，又是中医必须坚持的。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两大特征。辨证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节四诊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经脉辨证，气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结合对舌象，眼、耳、手的观察，进行分析，诊断出疾病，然后确定方药，进行治疗。
假设，中医的气是指人体各系统器官组织（或细胞）产生兴奋的原动力，以及大脑神经在兴奋过程中产生一连串的综合效应。如果这观点是成立的，那么，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神经兴奋功能为主导的中医辨证方法。
神经系统是人体主导系统，人体内消化吸收系统，呼吸系统，血循环系统，泌尿系统及生殖系统等，都有赖于神经系统的控制和调节，没有它的控制和调节，人体就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这种控制和调节是以兴奋的形式，把生物电信息传递到各器官和组织，发挥了系统性作用。
一方面是借助兴奋动传导抵达末梢时突触前膜释放特殊的神经递质，而后作用于突触后膜，从而改变所支配组织的功能活动，这一作用称为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神经还能通过末梢经常释放某些物质，持续地调整被支配组织的内在代谢活动，影响其持久性的结构，生化和生理的变化，这一作用与神经冲动无关，称为营养性作用。对照中医的气，可以说它只是变换另一种说法。
中医的气是人体一身之主，升降出入，周行全身，温养内外，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当人体气机不正常，就要出现各种气病，常见的有气虚，气滞、气逆、气陷、气闭等症，这些都与神经兴奋功能有直接或间接地关系，下面试略作分析。
气虚，是指正气不足。对脏腑而言，正气是针对脏腑工作功能的原动力。脏腑气虚常见的有脾胃气虚，心气虚，肺气虚等，是指这些脏腑正气不足，即是指这些脏腑工作功能原动力不足，它与兴奋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虚者补之的原则，各脏腑都有对应的方药进行调补，也是中医的“扶正”，现分述如下：
1. 脾胃气虚，症见食欲减少，消化不良，体倦肢软，少气懒言，面色晄白，大便稀塘，脉大而虚软，舌质少华，苔薄白。
调治脾胃气虚，中药用补中益气汤：人参、黄芪、白术、柴胡、陈皮、当归、升麻、灸草、方中主药人参，黄芪。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元气源于肾精，化生周流全身的元阳，元阴之气，是推动脏腑功能，气血运行和营养全身的动力，人参含有多种人参皂甙，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和抑制过程均有增强作用。黄芪，气虚莫少，含有甙类，多糖，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作用，总的来说，补中益气汤是通过增强迷走神经兴奋原动力，推动胃肠消化功能，以达到补气扶正的效果。
2. 肺气虚，症见胸闷气急，或喘促气短，语言无力，咳声低弱，自汗畏寒，乏力易感冒，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弱。
中药调理肺气虚，用补肺汤：人参、黄芪、紫苑、熟地、桑皮、五味子、川贝、百合、沙参。
也是主要用人参，黄芪补气，增强神经高级中枢的兴奋功能，也就增强肺呼吸运动的功能，达到补气扶正调治肺气虚的效果。
平静呼吸时，膈肌上下移动约1-2cm强烈吸气时，膈肌下移可达7-10cm，故膈肌的舒缩活动，在肺通气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膈肌不能舒缩，上下运动无力，严重影响胸廓的扩大，则无法作深呼吸，是气特别虚的表现，这症状属中医“肾不纳气”的范畴，治疗必须大补元气，重镇固攝，沉降涩纳，必须既补肾也必补气，药如金匮肾气丸。
3. 心气虚，症状为心悸，胸闷气短，乏力，自汗，动则症状加重，形寒肢冷，面色无光苍白，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
心气虚的中药调治是用归脾汤：人参、黄芪、当归、茯神、远志、木香、酸枣仁、白术、龙眼肉等。
方中人参，黄芪补益脾气，其为君药，当归，龙眼肉补血养心，白术健脾燥湿，与参芪相配，加强补脾益气之功，其为臣药，酸枣仁，茯神远志，宁心安神，木香理气醒脾，使补气血不雍滞，其为佐药，灸甘草补气健脾，调和诸药为使药，诸药相合，共奏益气补血之功，具有健脾养心之效。
心脏，肺脏，胃肠各在不同的系统，功能都不相同，胃肠用补中益气汤，通过增强迷走神经兴奋原动力来提高消化能力，肺脏用补肺汤，增强交感运动神经兴奋原动力，提高呼吸功能，心脏用归脾汤，增强心肌细胞收缩能力，推动泵血功能，它们都是用人参，黄芪、党参为主药，大补元气，增强各系统脏腑兴奋原动力，达到补气的效果。
如果某一脏腑兴奋传导产生障碍，或者出现紊乱，或有痉挛现象，在中医认为是气机不畅，运行受阻，称为肝气郁结，肝气阻滞，肝气上逆等，这些向来已经有一系列的疏肝解郁，升降气机，条达肝络的治疗方法。下面陈述一些病例的中医治法，从中明确气机与兴奋功能的关系，探索辨证的思路。
4. 肝气失其条达，气滞于肝络，气郁为病，症状为：两肋作胀，甚时疼痛，胀大于痛，并见嗳气，又每不畅，得后与气则稍宽展，中药用疏肝理气的柴胡疏肝散（柴胡、枳壳、白芍、川芎、香附、甘草）或用四逆散（柴胡、枳实、白芍、甘草）疏肝之气，解肝之郁。
气机郁结，肝气又多横逆，常见有肝气犯胃和肝气侮脾。肝气犯胃症见脘痞作呕，甚至呕吐，胃不欲纳，大便不顺等，治宜疏肝和胃，升降气机，药用柴胡疏肝散合黄连温胆汤（半夏、陈皮、茯苓、枳实、竹茹、黄莲、大枣）。若肝邪乘脾，木郁土中，常见腹痛作胀，纳谷化迟，易于泄泻，时寒时热等，药用疏肝健脾的逍遥散。
再如气机横逆，肝气挟胃气以上逆，可出现恶心，呕吐，泛酸，吐酸等症，是肝胆俱逆，这症状有如西医的反流性食管炎，反流性食管炎系指由于胃和（或）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食管粘膜的炎症。
中医分三种情况以治之。
1、肝（胆）胃不和，症见：胸脘，胸膈灼热或灼痛，吞噎食格，脘闷反酸，情志不畅，或烦劳紧张后症状加重，可兼恶心乏力等，苔薄腻或黄滞，脉弦，方药用四逆散合小半夏汤加味（柴胡、枳实、赤芍、半夏、生姜、甘草）
2、痰湿郁阻，症状为：胸脘，胸膈灼热或灼痛，吞噎食格，脘闷泛恶，时时欲吐，心悸头晕，苔腻，脉滑，方药用温胆汤加味（陈皮、茯苓、甘草、半夏、枳实、竹茹、黄莲）清化热痰，和胃降逆。
3、胃气虚逆，症状为：胸脘，胸膈灼热或灼痛，吞噎食格，脘痞吐酸，纳呆食少，面色晄白无华，乏力，畏寒，舌淡，脉蠕动无力，治以和胃健脾，降逆止呕，药用香砂六君子汤合旋复代赭汤（人参、灸草、茯苓、白术、陈皮、制半夏、旋复花、生姜、代赭石、大枣等）。
本方痰浊内阻，胃气上逆为主证，胃气虚弱为兼证，故方中旋复花性味咸温能下气消痰涎，降逆以除噫，软痞硬为君药，代赭石苦寒，体重而沉降，善镇逆气上冲，助君降逆而止呕噫，生姜，半夏，温胃化痰消痞，和胃降逆止呕，共为臣药，人参、甘草、大枣甘温益气而补虚，共为佐药，灸甘草调和诸药，兼有使药之用。诸药合用，使痰浊得消，胃虚得补，气逆得降，则心下痞硬得除，噫气自止。
4、肺气郁滞，气机不畅，出现咳嗽，胸痞等，可用升降法，宣通气机，肃降肺气，药如麻黄配杏仁，紫苏配杏仁，一方面宣散肺气，一方面又利肺降气。又如桔梗配枳壳，桔梗配苏子，厚朴配杏仁，亦是一开一降法，这些用药，对肺气郁滞，咳嗽不畅，咯痰不爽，胸中痞闷等症，都是常用的。
肺气上逆者用射干麻黄汤（射干、麻黄、细辛、紫苑、生姜、半夏、五味子，款冬花、大枣）定喘汤（麻黄、杏仁、款冬花、半夏、白果、黄苓、苏子、桑白皮甘草、）苏子降气汤（紫苏子、法半夏、川当归、桔红、前胡、厚朴、肉桂、灸草）以治之。
肃肺降气，要分清两种情况，一是痰湿阻滞气机，肺气因而上逆，肺气郁滞，见咳嗽胸闷，咯痰不爽，咳引胸痛，用理气利肺，化痰止咳之药，如荆芥配前胡，嫩苏梗配杏仁，是理气兼有疏表的作用，桔梗配枳壳，姜半夏配陈皮，是理气又能化痰者，蒌皮配法半夏，杏仁与薏仁，枇杷叶配冬瓜仁是理肺兼能润肺化痰，若有寒邪之湿可加用燥湿化痰之药。另一种情况是气火迫肺，肺失肃降，为喘逆呕哕者，这又大都采用降气与清肝的综合方法。
桔梗含桔梗皂甙有显著的祛痰镇咳，抗感染等作用，桔梗粗皂甙有镇静，镇痛、解热、松驰平滑肌等作用。
款冬花，能理肺消痰，润肺下气，消痰止咳，它含款冬二醇及其异体结构阿里二醇，芸香甙金丝桃甙，三萜皂甙，挥发油及鞣质等，有镇咳，祛痰，扩张支气管，兴奋呼吸升高血压等作用。
桔仁：含有苦杏仁甙及脂肪油蛋白质，各种游离氨基酸，苦杏仁甙分解后产生少量氢氰酸，能抑制咳嗽中枢而起镇咳平喘的作用。
桑白皮：含有多种黄酮衍生物，伞形花酯，东莨菪素，类似乙酰胆碱的降压成分及桑皮呋喃A等，有利尿，降压及镇静，安定，抗惊厥镇痛，降温等作用。
此外还有麻黄，紫菜苔苏，射干，白前，紫苑等等。
这些药物大多能通过中枢神经发挥了镇静，安定，镇咳，平喘，消痰下气等作用，这过程也是调节中枢神经的兴奋功能。
气机失常运行不畅，引发支气管痉挛，是哮喘病中的一种情况，我市有一位名中医主任医师开这样的处方：麻黄、杏仁、前胡、款冬花、、黄苓、法夏、浙贝、苏子、芥子、卜子、白果、灸草。方中麻黄，前胡能解除痉挛。麻黄配杏仁，前胡与杏仁，宣通气机，肃降肺气，还能镇咳平喘，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贝母清化热痰，黄苓清肺热，苏子，芥子，卜子，温肺利气降气行痰，止咳平喘，麻黄，灸草，与白果配伍，是润燥敛散同用以降气，该方对治哮喘有好的效果。
5、中医“心痺”，“胸痺”。肝气郁结，阻滞，气机不畅，引起肝气上冲于心，即可致心悸胸闷；当扰乱心神则夜寐不宁；若思虑过度，伤及心脾，则气血亏虚，再若心无所主而致心悸气短，胸闷，胸痛，痛无定处。按这四种情况，分别施治。
一、肝气郁结，症状；心悸气短，胸闷胸痛，痛无定处，伴胁肋胀痛，善太息，常随情志变化加重或减轻，心烦不寐或少寐多梦，舌淡红，苔薄白，脉弦，治法：疏肝理气，宁心安宁。方药：柴胡疏肝散加减；柴胡、白芍、香附、枳壳、川栋子、元胡、丹参、合欢花、夜交藤。
二、心神不宁：症状：心悸不安，呼吸不畅，易惊悸，坐卧不宁，心烦不寐，多梦易惊醒，舌淡红或偏红，苔薄白，脉细弦或略数。治法：养血补心镇惊安神，方药，酸枣仁汤加减酸枣仁、茯苓、川芎、丹参、柏子仁、夜交藤、龙齿、珍珠母、琥珀、甘草等。
三、心脾两虚：症状：心悸气短，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纳差腹胀，大便不实，面色少华，舌淡红，边有齿痕，苔薄白，脉细弱，治法：补益心脾，方药，归脾汤加减，黄芪、党参、白术、茯神、龙眼、酸枣仁、当归、丹参、远志、木香、甘草。
四、阴虚火旺、症状：心悸不宁，心烦不寐，惊慌易怒，头昏耳鸣，五心烦热，口干，便干尿黄，舌红，少苔，脉细数。治法：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方药：天王补心丹加减：生地、玄参、沙参、丹参、当归、天冬、麦冬、酸枣仁、柏子仁、五味子、远志、茯神、龙齿。
前面谈到心脏泵血功能是由心肌收缩为血液泵入血管提供能量，而心肌的收缩舒张不是神经冲动或其它外来刺激引起的，是心脏特殊传导系统的某些心肌细胞具有自动产生节律性兴奋引起的，所以，心脏不少疾病泵血功能失常，是与心肌自动产生节律性兴奋这一特性有关。例如心律失常是由于心脏心肌兴奋波的发放紊乱或兴奋波传导有障碍，使心脏失去正常的节律性，临床表现为心律过快，过缓或不规则。心肌病是指基本病变在心肌。因心肌肥厚导致心脏不正常收缩的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是指风湿热后遗留的以心脏瓣膜损害为主的心脏病，临床以二尖瓣病变为多见，或合并主动脉瓣病变，由于瓣膜的狭窄和（或）关闭不全，导致血流动力学改变，最后导致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这些疾病总的来说，都与心肌节律性兴奋有关，它们大多兼有心气不足，所以在中医治疗中大多兼顾补气，主药用人参（红参、生晒参、西洋参）以及党参，三七、黄芪等。这是因为人参对心脏的心律过速或心律过缓有双向的调节功能，使心律过缓能加快，起到强心作用，增强收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