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外国人进长沙城有如蜀道之难
今日的长沙，日新月异，正在升级建设开放型市场、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社会的战略，被誉为网红城市。但在晚清时期，外国人进长沙有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长沙曾是外国人眼中的“铁门之城”
如果要选用一个词语来给19 世纪晚期的长沙进行定性描述，特别是由外国人来选的话，非“铁门之城”莫属！
“铁门之城”最初是指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长沙人表现出最勇敢和最有效率的抵抗，长沙城成为太平军入湘征战以来唯一一座没有被攻破的城池，因而赢得了“铁门之城” 的称号，意为这是一座军事上牢不可破的坚固城堡。但是，外国传教士在借用“铁门之城” 时，则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贬义词，是拒绝文明洗礼、守旧排外、封闭孤立、与外界隔绝的代名词。这是由于在“天朝上国”思想的影响下，排外成为晚清时期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加上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湘军挽救清廷统治于倒悬的巨大成功，湖南人形成了一股不可向迩的虚骄之气。作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的长沙，守旧与封闭的心态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梁启超所言，“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
在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出现了对洋人的仇视和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虔诚传播基督福音的外国传教士们因此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挫败感。在他们的眼中，不但是省城长沙，甚至湖南全省都如“一座紧闭的城堡”“一个反抗的险要堡垒”，是“中国最封闭的省份”，是一个“深闭固拒”的地方。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基督福音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接受，但湖南这个省份、长沙这座城市竟然如此顽固不化，进都不让他们进来，更别谈接受基督的洗礼了。
感到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的传教士们将长沙比作“铁门之城”，以表达其强烈的不满与愤怒情绪。
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大潮的冲击，大清王朝根本就无力抵抗。随着《南京条约》及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前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闭关自守政策防线轰然倒塌，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到中国内陆自由游历、通商、传教，成为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合法行为。但“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国门早已洞开，但在1863 年，当英国循道会牧师郭修理（乔塞亚·考克斯）圆满完成汉口开辟新区任务后，从武汉去湘潭，在距长沙10 公里处被发现后即告知其不许在长沙城边停留。郭修理到湘潭后由原路返回，长沙市民闻讯，上万人聚集江边观望，大声吆喝威吓，吓得郭修理只得经津市灰溜溜地沿长江返回汉口。据学者研究，直到1875 年才有第一个传教士进入湖南，但很快就被愤怒的民众驱逐出去。此后，基督教徒一直试图打入湖南，但直到1880 年没有一个外国人访问过长沙。因此，洋人包括传教士进入长沙的道路漫长且充满险阻。
外国人打开“铁门之城”的“奇招妙术”
再坚固的堡垒，总有被攻破的时候。禁果总是让人觉得格外香甜，“铁门之城”长沙激发了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和冒险欲望，促使他们施展浑身解数去打破。
在晚清时期，第一个进入长沙城的外国人是德国人谔尔福（Eujcm Wolf，或译作谔乃福、吴礼福），时为1897 年3 月。谔尔福虽然最终进了长沙城，但过程充满着惊险，而且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摸摸进的城。
当谔尔福游历到长沙时，适逢湖南巡抚陈宝箴去永州阅兵而不在长沙。他派人投名刺给时任湖南布政使何枢，提出了拜谒何氏并进入长沙城的请求。何藩台不仅严辞拒绝，还大骂信使，牌示驱逐。“于是湘官群哄于上，湘士民群哄于下”，迅速聚集了数万人。谔尔福誓死必欲入城，官民誓死相阻，顽强对峙的双方互不相让，形势顿时紧张。此时，长沙一些清醒明白的官绅迅速指派专人搭乘轮船赶赴湖北，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请示。
在等待总督指示过程中，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诸生已经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打死谔尔福，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出面也无法压制诸生们的怒火。
眼见事态有失控之势，熊希龄、邹代钧立即拜见湖南学政江标，请求江标出面邀请谔尔福入衙。江标表示同意，约定三更时分即子时派人前往城门迎接。谁知城门早已落锁，看守城门的官员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坚称没有藩台命令，不敢私自打开城门，谔尔福只得在城外干等了一夜。
3 月18 日，张之洞手谕送达长沙，明令诸官不得借口陈抚出巡在外，推卸责任，激成意外，否则严惩不贷。经熊希龄等人调停，最后商定仍在三更时邀请谔尔福入城，并在抚署东侧的又一村为其设宴压惊，除何枢外的留守各官均出席陪坐。宾主前嫌冰释，尽欢而散。坚持多日的谔尔福，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长沙城。
次年，熊希龄上书陈宝箴：“德人谔尔福游历来湘，藩台拒而不纳，三书院生童几欲击之以死，龄与伯严等犯众怒而为之，幸而入城无事。否则，山东曹州之祸，不在胶州而在长沙矣。试思祸机一发，湘人能安枕乎？” 幸亏熊希龄与陈三立等人当机立断地妥善处理，避免了一场弥天巨祸。
雅学诗（B.H.Alexander，又译为亚历山大），系美国宣道会英籍牧师。1898 年秋，雅学诗从常德雇船来长沙，身着中国服，冒充宁波人住进旅店后，派中国助手持他的名片去衙门交涉传教活动。官府派人来店，禁止他住在城内。他以无处可去为由，强行在旅店留宿一晚。次日早上，官府即派人用轿子将他抬到城外船上，并押送他去常德。行至中途，雅学诗暗自逃走，另雇船于星期六晚上返回长沙。星期一上午，逃回长沙的雅学诗带中国助手和传教书刊、传单，坐轿直奔衙门，出示护照，向长沙知府提出了保护他们在城里布道的要求，否则派人送他们去汉口美国领事馆。遭到拒绝后，雅学诗不顾愤怒的知府发出的拘留威胁，直奔大街，沿街叫卖，自行售书传教。官员派人一路跟着，强迫他们出城上船，命令船夫将船开到湘江对岸。第二天，雅学诗只好乘船回汉口，向美国领事馆报告。经美国领事与清廷总理衙门交涉，雅学诗获得在长沙传教的保护公文，于1899 年6 月再度购木船来到长沙。官府派了一条兵船在他们的船旁进行守护，并警告 “没有士兵的保护，不得自行上岸”。就这样，雅学诗在小西门外的船上住了下来。他们日间进城售书布道，晚上在船上住宿，坚持活动长达半年之久。“如是者经年，终于逐步为基督事业打开了长沙的大门”。
在最先进入长沙城的一批外国人中，美国铁路工程师柏生士是唯一享受到隆重礼遇的一位。受美国合兴公司之托，为建造粤汉铁路进行前期勘探的柏生士一行，从平水、湘阴、岳州，一路往南，于1899 年1 月7 日正式到达长沙。岸上已经搭建起一道拱门—— 凯旋门，人们正期待着他们的到访。刚一上岸，柏生士立即差人向巡抚俞廉三递上名片，表达他们想去拜会巡抚的渴望。但俞抚总是找各种理由婉拒，如要视察军队的射箭训练场、未做好接见的准备、衙门太小不能接见全部人员，等等。但在获悉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在总督衙门里接待过他们后，俞抚立即表示可以在巡抚衙门正式接见他们，并给予布政使才可以享有的同等礼仪。两天后，巡抚大人即派出了11 顶官轿迎请客人。
于是，一道从不曾有过的风景线出现在长沙城内：一支庞大的巡抚卫队，护送一支坐着轿子的外国人队伍，前面有号手和旗手开道，作为总工程师的柏生士手中挥舞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缓缓地进入了长沙城，朝着巡抚大院的方向行进。柏生士写道：“这是第一个外国团体受到当地政府如此隆重的礼遇，如此地招摇过市。”
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除了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过分的好奇外，没有任何辱骂和不礼貌的行为。他们的轿子被径直抬到了巡抚庭院内，巡抚派遣的私人代表已经在那里恭候，随后被引见给巡抚俞廉三。双方的会见共延续了约15 分钟，十分融洽愉快。
第一个在长沙城内办妥购置房地手续的外国传教士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又译为杨约翰、杨笃信），系英国伦敦会牧师。1855 年，杨格非来华，在上海传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上海出发，遍历华中各省。杨格非擅长写作和演讲，以其在中国广阔的内陆旅行布道而知名，有“街头布道家”之称。他先后五进湖南，三过长沙，均遭驱逐。1899 年，得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霍必兰（Ｐ . Ｌ .Warren）的帮助，杨格非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获得了一道保护令，并将其印在传教书刊和传单上，于４月 27 日来到长沙后，直奔衙门，向官员出示通令，要求在长沙建堂传教。因当时各县考生正在长沙参加考试，为避免引起骚乱，官府让其不要急于传教。
杨格非并未听从官员们的劝告，私下在北门外购得一处房子。官府再次施展拖延术，让其先去衡阳等地，回来后再办，并派兵船护送杨格非等一行人赴湘潭。５月14 日，杨格非返回长沙后，进城叫卖布道书刊，同时交涉办理购房手续，未能如愿。他向汉口英国领事报告，再次请求帮助，经领事与张之洞交涉后，杨获得购房许可，但长沙官府还是不愿或不敢办理，借故推诿敷衍。直到1902 年，杨格非终于在长沙正式办好了购置房地的手续，设立伦敦会在湖南的传教中心据点（后转让给北美长老会，即外湘春街永恒堂现址）。
曾经的长沙，“深闭固拒”，弥漫着一股仇洋拒夷之风，但要阻止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徒劳无益的。“铁门之城”被打开，既是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外国人施展招术的结果，更是长沙自身不得不接受近代文明洗礼、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需要。消极自保没有出路，自主开放才是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明智选择。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