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牺牲不行，不牺牲也不行
闵思嘉
换个角度看电影来源：公众号“闵思嘉”2021-04-09 07:50:47
【文/闵思嘉】
《我的姐姐》在上映后评分两极分化，眼看着从开分时的7.9分掉到7.2分。观察评论之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赞扬这部电影和批评这部电影的声音，几乎都有着相同的起点，那就是“女性的困境”。
感动的人，说影片中姐姐的处境、姑妈的牺牲、坚持要生个男孩的医院孕妇，道出了女性处境的艰难，是只有女性作者才能写出来的女性困境。
批评的人，觉得结尾姐姐放弃签字，不把弟弟送养，是“姐道”，是牺牲女性来满足道德圣母的“扶弟魔”，完全不是足够现代、足够独立的女性。认为这样的结局，抹杀了电影本应具有的意义。
也就是说，对待这部电影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都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的。
这就很微妙了。大家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动机，即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更真实地反应女性困境，为女性发声，批判既定偏见。
我相信，这显然也和创作者写下这个故事的初心一致。但为什么，明明该是盟友的大家，却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变得这么分裂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聊聊的话题。
一个感慨是，这种相同的起点，分裂的评价，大概正好反映了现实中女性处境的左右为难。
当她们面对选择的时候，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选择一种未来，一种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同时还有道德审判，以及足以颠覆人生的经济代价。
切切实实的左边刀山、右边火海。
而观众还希望她能在刀山火海上踏出一片坦途。
1、无法三赢的审判标准
片中的姐姐，同时面临了“道德诉求”、“经济诉求”和“现代女性诉求”的三条审判标准。
所谓“道德诉求”，就是片中的亲戚们劝安然扶养弟弟时的那些说辞。比如你是姐姐有责任养弟弟。比如亲情总是血浓于水。比如爸妈都把房子给你了，你就应该承担起养育义务。比如不管弟弟，是种罔顾人伦的、只考虑自己未来的自私行为。
而“经济诉求”就是最现实性的问题，带着弟弟去北京读研显然是种理想化的结局，安然极大概率需要为扶养弟弟牺牲自己的学业事业理想，就像这几天的另一个新闻那样，父母离异后扶养三个弟妹的女孩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生活压力太大，跳河自杀被救回后说，自己不止一次想过自杀了。
至于“独立女性诉求”就像批评影片结局的那些人说的那样，安然只有把弟弟送养出去，不对自己进行道德绑缚，从这个中国式姐姐/长姐如母的泥潭中全身而退，才算得上是独立的当代女性。
电影无法让人生三全其美，观众们却试图在作品中寻找满足所有标准线的解决途径，现实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中也无法做到这点，很难不对做出任何一种选择的女主人公进行道德审判。
被认为是影片原型之一的天涯贴主就是一个例子，她可以被看做是爽文版的安然。父母在她离家上大学后生了个弟弟作为陪伴，她在生育前就极力反对，后来父母双亡，两套房产都在她名下，她拒绝扶养弟弟，把两岁城市户口的弟弟签字送养给农村家庭，发帖时结了婚，卖掉了房子在一线城市付了首付，有了老公和女儿，生活幸福。
从行文中看，她笃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不被道德绑缚。但帖子下面依旧有很多人骂她心狠，不配为人，咒她断子绝孙，注孤一生。
如果安然真的像帖子里的主人公这么选，批评结局的人真的就能觉得安然贯彻了独立思想，为自己而活，足够现代，更“女权了吗”？
帖子下的回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2、牺牲不行，不牺牲也不行
《我的姐姐》里其实有两个姐姐。一个是朱媛媛饰演的姑妈，一个是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这两个姐姐是两个时代下的“姐姐”对照体。
大家对姑妈和安然拿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姑妈是长姐式女性牺牲的样本，年轻时因为要养家和照顾弟弟，放弃了上俄语系和做生意的机会。老了以后又是照顾姐弟俩最多的那个亲戚。她甚至数次表示，要不是因为必须照顾中风的老公，自己也可以收养安然的弟弟。
她倒走咖啡以后下意识地舔杯边，一边说着自己小时候看见大人偷偷给弟弟吃西瓜，一边把西瓜最甜的瓤心挖给安然吃。她一面以为自己把安然照顾得很好，感动于自己的牺牲，一面在最后才知道自己的老公曾经偷看过安然洗澡，原来侄女的成长过程还是那么艰辛。
我看到很多声音说姑妈的角色写得太生活化，太真实，太令人流泪。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上一代女性在时代文化下被碾压、被牺牲、被绑缚却不够自知的现状。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都把这个角色视为一种批判，视为一种映射现实残酷现状的样本，却不太会去批判姑妈角色本身。
因为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就前置地带入了某种时代背景，在“那个年代”下，姑妈觉醒很难，选择空间很小，所以她的悲剧更多是一种时代的悲剧，个人选择并不会成为被批判的重点。
姑妈牺牲，我们肯定这种处理传达的批判性和复杂性。
可是，当类似的状况放到安然身上，大家的标准就完全不同了。
安然是和我们同时代下的女性，或许是重男轻女的成长环境，或许是更为开放的现代自我教育让她拥有了更为独立的女性意识，她从一开始就在拒绝扶养弟弟，拒绝长姐代母式的牺牲，在情感关系和个人事业上都追求独立，可以说很现代女性。
当最后她被弟弟感化，出现动摇，并最终放弃签字送养的时候，观众则开始批评这种选择。
其实安然最后的放弃签字其实并不意味她就要养育弟弟，也并不意味着她就要成为一个牺牲品。但对“姐姐式牺牲”感到愤怒、同情、理解的我们，迅速在这样的结尾里泄洪了我们的情绪，把它指向了一种不够女权的、被弟弟感化后的牺牲。
安然没有把“不牺牲”贯彻到底，我们却不接受这种复杂性，反而批评安然不够女权。
批评《我的姐姐》结尾的人，是在对于这两位姐姐，起用两套不同的审判标准。
天涯的贴主很爽文，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故事不能被直接挪用到电影中来。事实是极少有人能做到她那样决绝，狠心并不是比软弱更容易做到的事。
但因为这样就去批评《我的姐姐》不够女权，那就是一种“行为代偿”心理。我们期望电影主角能非黑即白，快意恩仇，恰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很难这样做。
可是，电影没法为现实的复杂性提供完美答案。
3、“女性主体”还有多远？
我们在探讨《我的姐姐》里的人物选择时，都是代入了某种身份的。
多孩家庭的观众，站在弟弟妹妹的角度，将片中的姐姐和现实里的“我的姐姐”重叠起来，对片中姐姐的处境予以同情、理解，也会一定程度上支持姐姐送养的想法，相对来说不太会道德审判主角。
但依然存在的困境是，就像下面这条短评里说的。作为“吃过姐姐红利”的孩子，感念自己曾受到的恩惠和更轻松的人生，对姐姐感到亏欠，但牺牲已成定局，他们感觉压抑、无力，却并不知道应该为姐姐做点什么。
这是“弟妹主体”的观看角度。
传统的观众，站在家庭伦理的角度，会觉得直接送养掉弟弟的姐姐没有尽到责任，亲情淡漠，不配为人，打破了中国式家庭的女性牺牲体系。
在电影里，基本是安然的亲戚们代替了承担了这样的视角，类似的批评声音，翻看一下2013年的天涯旧贴，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氛围。
这是“家长主体”的观看角度。
天涯贴下面的这种回复比比皆是
批评影片不够女权的观众，似乎为现代女性设定了某种一蹴而就的标准，跨过这条线就是现代独立女性，没跨过这条线就不是，完全忽视了在现实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中间地带。
这个标准是谁设定的？为何这么设定？它能适用于多少女性？
批评者可能自己也回答不出来。
而这，又何尝不是以一种“女权主体”在审视着女性的观看角度呢？
在这三种角度里，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以姐姐这个自我为主体，来体察她的纠结，感受她的摇摆，触摸她的困境的。
女性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女性主体”？
越去纠结于安然是否签字，是否送养弟弟的单一化结局，就越是在窄化这种“女性主体”的边界。
这应该是电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不想看到的走向。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闵思嘉”，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