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简论

一、魏晋玄学兴起的背景、分期及影响区域

魏晋玄学是在经学的衰落过程中兴起的，这也是一个玄学反对神学经学的过程。自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始，儒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儒学走向了经学化，经学走向了神学化。在形式上，经学异常繁杂，对一部经典的注释甚至需要用上百万字。这种繁琐化的倾向在更早的时候即已初见端倪，东汉的班固对即对这一现象评价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并且指出："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内容上，经学与谶纬阴阳学说相结合，参杂了很多神学思想。东汉的统治者以谶纬为钦定法典，举凡制作礼乐、更定年号、祭祀营建等，都"应合图谶"。谶纬学说之中虽然有一些天文、历法的知识，但是从总体上看来，谶纬基本上是荒诞不经的迷信谬说。经学的繁琐化与神学化使其难于被掌握，在面临实际问题时缺乏说服力。并且以经学为尊的东汉政权迅速腐朽，社会呈现动荡之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腐朽的经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新的思想也在其中应运而生。这些，都造成了儒学的衰落，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根据一般的观点，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思想上提出了"贵无论"，试图以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将"玄学"上升到哲学的范畴。第二期是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他们将前一期的"贵无论"推向了极致，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开否定儒家礼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武"。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是裴頠和郭象，对骄奢淫逸﹑放荡无耻的时风进行批判，提出"独化"和"崇有"，推崇名教。并且他们坚持了彻底的无神论，这一时期被称为"元康玄学"。第四时期的"江左玄学"以张湛为代表，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将玄学引入绝境。东晋南朝时期，玄学与佛教中的"般若学"相互借鉴，形成"玄释合流"的哲学新风。

从地域和时间范围上看，玄学源于曹魏正始年间，因此在曹魏年间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比较大。司马氏篡权之后，虽然大力推行儒教，但社会名士对于玄学哲学化的建构，使得玄学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儒教。这一时期是玄学的鼎盛期，影响范围遍及中国。东晋南朝以来，北方混乱，大量士人南迁，玄学之正宗转移到南方。东晋一直被认为是华夏正朔，因而这一时期的玄学理论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北方学术，但总体来说，南方是玄学思想的活跃之地。

由此可见，魏晋玄学是一种复杂的玄学体系，自产生至发展成熟，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在不同的时间和区域内，玄学思想又存在着种种差异，因此在讨论玄学的影响时，既要充分把握玄学不同时期的共性，从宏观上进行考量；同时又不可一概而论，要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二、魏晋玄学的特点

玄学是以老庄的思想为期核心，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试图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魏晋玄学有四大主要论题，即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和才性之辩。这四大主题是魏晋玄学思辩的主要线索，从认识论、社会规范、人的本质等方面进行讨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在表现形式上，魏晋存在着一些特点，也是不同时期玄学思想的共性。

首先，玄学表现出了对于神学经学强烈的批判性。东汉年间，经学走向了的繁琐化和神学化，两次"党锢之祸"也造成了儒家官学的衰落，造成了东汉末年思想的混乱。但同时，这也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魏晋玄学是从对神学经学的批判中孕育而来的，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提及："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汉末的一些思想家立足于揭露神学经学的虚妄，将神学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再加以理性的思考和归纳。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这种对于神学经学批判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魏晋玄学思维的框架。所以玄学理论当中具有强烈的反对神学经学的色彩，表现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倾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有"魏晋变革"之说。因此在探究魏晋玄学影响时，汉制的衰落与新的制度的兴起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内容上，以老庄的道家哲学为根本加以发挥。"道法自然"是为老子的核心思想，而玄学思想中对"自然"的观念加以发挥，并以之为思想核心。玄学的开创者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将老子思想概括为"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并且"万物以自然为性"、"天地任自然"、"圣人达自然之性"（《老子注》29、6、29章）。魏晋的思想家以"自然"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用崇尚自然的精神去理解道家著作，也用崇尚自然的精神去理解佛教。他们还用崇尚自然的精神去品评人物，去发展文学艺术，甚至也用崇尚自然的精神去理解儒家经典……"这种"自然"强调"崇本息末"、"清净无为"，也造就了魏晋名士率性任情、放浪不羁的旷达性格，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学、艺术、思想等社会各个方面，是对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彻底颠覆。

再次，在社会规范的问题上，着重讨论了"名教"与"自然"，也即玄学与儒家礼制的关系。玄学理论当中所推崇的"道法自然"、"清净无为"，本质上与儒家礼制是相左的。但儒学在当时社会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以何种态度面对儒家礼制和玄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当时玄学名士面前的重要问题。正始时期，王弼提出"名教本与自然"，努力促成名教与自然的融合；而竹林时期，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了这一时期玄学名士的主流思想，他们蔑视礼教，采取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行为放诞，率性任情。此后，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促成了儒学与玄学的融合。

最后，以"清谈"、品评人物为外在表现形式。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曹丕推行了"九品中正制"，都是"唯才是举"、用"评议"的方式选拔人才。在这种选官制度的影响下，以品评人物表现形式的"清谈之风"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成为了魏晋玄学的重要议题。并且打破了长期以来以"贤能"、"孝廉"为标准的评价体系。这时的清谈注重人物的精神和才性，甚至一些偏才、充满个性的人，也备受推崇。"清谈"成为魏晋玄学发展的一种独特形式，促进了当时文学风气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