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电流云绝潇洒 银钩秀句益疏通

飞电流云绝潇洒

银钩秀句益疏通

黄士陵的篆书联“飞电流云绝潇洒；银钩秀句益疏通”(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学杨沂孙的篆籀相融时,有自己的“合以古籀”的金石意味。同年所书的篆书联“一威仪以成德,泽经史而立言”上款虽云:“集峄山碑字”,也是显现个人的风格。

“银钩秀句益疏通”与篆刻款识的用途颇为契合。所谓“款识”（此处“识”念志），阴文凹入者为款，阳文凸出者为识，识可书写刻之，款多以刀代笔。单刀为之，亦有先书后刻者，正草篆隶，各随其体。来楚生说：“款识位置，历来多终左面，盖放置时，左侧向上，作者欲署既彰，应用复便故也。五面者类终顶端，间有刻一面于顶上者，刻重其质耳。印之上下方正有规则者，应择较美一面为左，盖章其美也。不规则印或下方正而上歪曲者，应视捏手适当以定。圆印宜顶端。”

黄士陵的边款比起赵之谦来似乎在形式变化上有些单调。尽管他早年也学过如明人那样用双刀去刻行书，尽管他偶然也刻过篆书款、隶书款或其他风格的楷书边款，但最常见的主调风格是用单刀意拟六朝碑刻的楷书边款。其字形在隶、楷之间，用刀有刻凿出的铜器铭文意。这种边款的风格与他的行楷书法同出一辙，高格脱俗，是自然本性的流露，而未着意在边款形式上去用心经营，这一点，与他对印面的章法经营形成反差。另外，他很注意边款的文字内容，词句隽永而具文采，内容或记事、或抒怀、或论艺，皆言之有物，耐人寻味，发人思考。在晚清诸家之中，黄士陵的边款也是风格鲜明、独具个性的。

边款也反映印人的印外工夫。

如他在“甲子”印款中说：“甲字作'十’，古钟鼎皆是，然不免惊世骇俗，若从隶楷作'甲’,又恐识者齿冷，宁骇(俗)毋齿冷……”选取古老的字形，在时人眼中自然产生新颖感，追求“骇俗”的审美冲击力，而不顾“俗”者对印文是否解读，所持立场在于审美而非好古。再一点他选择与印面形式相适应的字形取用之，“丸作道人”印款：“黄秋庵以隶书入印，或以不伦议之者，虽名手造作，犹不免后世之讥，况其下然者也。今更端刺史忽有此属，安敢率尔奏刀？一日翻汉碑《石门颂》得'道人’二字，仿以应命，效颦之诮，吾知不免矣……”可以看出他对金石文字虽胸罗万千，但选字入印，有时竟也是踌躇多时，然后忽有所得而为之。“华阳”印款：“雪岑先生属摹《瘗鹤铭》字，不成，改从汉器凿款，与'长宜君官’印颇相类，此摹印中之可睹者……”一时不能转化成印文的书法素材，黄士陵则弃之不取，此处可看出他选字入印的严肃态度。

上联句出苏轼《题申王画马图(或谓为蔡肇作)》：“天宝诸王爱名马，千金争致华轩下。当时不独玉花骢，飞电流云绝潇洒。”魏庆之《诗人玉屑》录《渔隐丛话》“蔡天启申王画马图诗”注：东坡集中，有申王画马图诗，即天启作；气格有类东坡，世因误收入。其后姑苏居世英家刊东坡前后集，遂删去。蔡肇初事王安石，又从苏轼游，尝与雅集西园。

下联句出苏轼《寄子由》：“厌暑多应一向慵，银钩秀句益疏通；也知堆案文书满，未暇开轩砚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头高柳漫摇风；吏曹不是尊贤事，谁把前言语化工。”

黄士陵此幅中用字，上联第六字“潚”是“潇”的异体字。《康熙字典》巳集上水部。又《廣韻》蘇彫切，《集韻》先彫切，音蕭。與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