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咨委会在广州营商环境优化中的支持作用

编者按：

近日，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博士作为广州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咨委会委员，出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广州营商环境4.0改革中的咨委会力量”媒体座谈会，并从咨委会的三点核心价值展开，提出了发挥咨委会作用的关键所在。

本文作者：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博士

咨委会机制是广州营商环境建设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咨议机构不止一家，但是对于广州营商环境专家咨委会来说，无论是组织成员的丰富性，还是就工作内容的活泼性来说都非常有特点。

各地在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或国家发改委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纷纷打造各自的创新特色。我把基于评价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称为“二板工程”。第一个板是“地板”，即营商环境优化带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标准性，世行的指标也好，国家发改委的指标也好，按照目前的基础得分来说，受评城市的水平每年都在上升，部分也呈现出同质化现象，标准题应该要考好，但只是把标准题考好也是不够的。第二个板是“天花板”，每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特点都不同，很显然在营商环境的建设中，创新性就是营商环境优化的天花板。所谓“二板工程”就是地板工程要做到系统化，不要出现漏洞，在天花板的问题上要持续有所创新突破。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营商环境发展的新方向是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这三个化的真正核心是市场化，市场主体的感受是营商环境真正进步的试金石，市场主体的深度参与是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较高的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新西兰等，对营商环境的重视并非体现在单纯地追求指标，而是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够从企业获得感的角度出发，形成很好的支持服务机制。这些地区营商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发挥的作用大。在这些地区做生意，想见公务员很难，为了把生意搞定，需要跟政府领导沟通的必要性很低，所以市场化服务水平才是全球营商环境高质量的核心。包括我们说的法治化，法治起的是巡边作用，如果把所有事情都以更多的行政权力来干预的话，事实上也不是真正最佳的营商环境，所以这三个化的真正的核心是市场化，发挥市场化行业生态服务、专业化服务的作用，而广州营商环境的特点和优势也恰恰是在市场化。

从广州营商环境的特点来看，市场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咨委会本身可以看作是在整个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中市场化力量和社会化资源的整合。考虑作为一个咨委会委员已经做的工作和将来进一步强化的工作，我把咨委会作用理解为三个方面。

营商环境咨委会作用的第一个方面，是能够丰富观察营商环境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维度。

营商环境优化以评价为基础，以优化为目标，以兴商为结果。从指标维度看，一些企业、市民办事过程中可能会触及的问题，无法直观通过数据类指标呈现，指标表现很好，但是办事体验依旧会差，这种撕裂的情况在现阶段更加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的城市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时，往往会出现行政力过猛的现象，把营商环境只当作一项政府工作，忘掉了营商环境讲的是环境，政府担任的角色本质上是配角。现在有的政府部门把配角当成了主角，认为自己怎么干才是本质，比如一味追求事项办理时间短，却没有顾及这样做的成本、实际价值或者持续性，而对于市场化的生态服务、专业服务、中介服务的赋能不够，行政视角过于主导。但营商环境优化真正的核心是为了让主角们，也就是市场主体感觉到在这个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营商环境的本质是营商，营商的本质是商，以商营商更得其所。在政务领域，很多服务工作实际上是由中介机构提供的，中介服务的质量甚至决定了营商环境的基本质量。以很多国家的社会化纳税服务为例，企业从报税到退税，90%的服务不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中介机构负责，很多国外企业在报税过程中，基本见不到税务部门官员。所以要发挥中介机构力量，最重要的是要给中介机构赋能，赋能之后各类中介机构才会有层次、有高低、有好坏，市场主体才有更好的选择。提高专业化中介服务的水平，是市场化特色非常重要的部分。深度改革开放需要咨委会各领域代表提供多维度的优化视角，形成建设性与创新性的营商优化突破点，连点成面，构筑营商环境新格局。

营商环境咨委会作用的第二个方面，能够聚焦阶段性营商环境工作重点，剖析难点问题。

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没有止境，但是在每个段阶核心工作有轻重缓急。广州在营商环境的推进工作上，每年都会有关键工作点，比如过去一年中，咨委会就重点对标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标准的12个重大专项课题进行研究，围绕营商环境热点问题，结合自己的专长和关联性参与研究。

比如像民营企业贷款难，从90年代初我们做民营经济研究到今天，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关于贷款渠道，优化贷款方式，既要能够让企业得到更好的支持，同时又要确保金融机构的安全性，这个不仅只是中西部的问题，即使在广州依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如何更好地来做？再举一个例子，破产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老赖”，但是分析下来，广泛的“老赖”在破产体制里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假定你经营一个企业，如果经营不善最后司法裁定了破产，正式进入破产程序，欠其他人的钱在资不抵债后就清结了，当然这不包括故意抽逃资产或者隐瞒资产等法定情形。实际上创业企业，本身死亡的概率就非常大，破产就是合法的解脱机制，而如果创业经营失败不能合法破产就变成老赖，这样社会对创业的容错机制就太低了。破产机制不解决好，更多人就不敢去创业，因为只要失败一次就没有机会再生，这对于创新创业来说营商环境就不那么好。

还有一点就是数字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优化包括方方面面，涉及到海量数据资料，真要说清楚营商环境这件事情的时候，按照我们传统填报的数据其实问题很多，有些数据填得不准确，有些数据没有系统管理。所以目前营商环境工作中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评价到改进的数据智能化。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把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协同起来，另外一方面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比较高级的营商算法，监测有限的指标和数据，能够动态反映营商环境的建设成就，从而能够高效清晰具体地判定我们现在营商环境的进展水平。根据营商算法的需要，将来有部分数据我们可以从政务系统自动调取、有部分数据我们从相关部门系统或者社会数据库中协作调度、有部分数据去从企业与中间机构那里调研获取。有些地方说，我们这里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数据很难有，那我要说数据透明化程度本身就看出了这个城市营商环境的水平。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更加精准高效的营商算法，以有限的数据支撑我们对一个地方营商环境水平的评价或判断，同时动态地追踪营商环境的进展，及时解决营商环境中间某一些新发生的问题或者关键节点问题，为标杆分析与对策设计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在这个方面的探索，以广州为代表的城市应该走在前面。

营商环境咨委会作用的第三个方面，是咨委会聘任的多领域专家学者，能够依照其专长支持洞察企业的微妙需求。

营商环境4.0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就是不管动作做了多少，都要以企业的感受和认可作为核心。举个例子，现在都在压缩企业注册登记时间，从当初注册一个企业要花一个月，到一个星期，到后来说一天办好，到现在变成了半小时，甚至有地方推出所谓的“秒批”服务。但缺乏一个思考，就是把所有事情都搞成秒批，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意义并不大。现在好多的政务行为中间存在着比时间长短，如果我们花那么高的成本做一个秒批出来，实际上又不是真正做到，秒批之前所有前置手续要先提前搞好，完了以后到窗口体验一下秒批，那这个工作就流于形式主义。

所以我们需要洞察企业的市场需求。企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行业，每个行业要的营商环境是不同的，例如食品行业、金融行业、大数据行业、医药行业，他们对于营商环境的需求不同。这意味着我们在洞察企业需求的时候，要理解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应关注当地的关键产业，它不是一种营商环境，它是多种适合特定行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有些方面有共性和交集，有些具有特殊属性，比如说不同行业需要的职业技能人才就不同，行业针对性的营商环境打造，体现出这个城市中间的营商环境的特点。

规模不同的企业对营商环境要求也是不同的。一个地方大企业的营商环境往往是最好的，因为大企业具有博弈能力，能够用博弈的方法获得政策的支持。小微企业令人同情，营商环境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然后相对而论，中型企业可能既没有那么强得可以直接博弈到政策，又没有弱得像不少小微企业那么令人同情，因此对于中型企业的政策与营商环境服务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不同规模的企业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反应就不同，平均值对于不同规模企业并不意味着是它们真实的获得与感受。

广州在营商环境4.0改革中提出要用绣花功夫建设营商环境，这就是要把过去没有考虑到的花色，应该做的东西尽可能多发掘出来。因此丰富和加强咨委会的构成，可以弥补那些可能缺失的视角。过去广州营商环境在市场化建设中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今天要在更丰富丰满的层级上变成更加具体、清晰的共识，在公共部门、行业界、企业界、专业界都有这种共识，生态服务、专业服务也应该基于这种共识去构建。这样的话，我相信广州的营商环境从4.0甚至将来到5.0的时候，既能够把地板做得更加坚实有力，同时也会持续在可“绣”的空间中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