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也无敌 荀慧生的一生
在四大名旦中，荀慧生是唯一一位没有留下音像资料的，这不能不说是京剧界的憾事。也因如此，凡有关荀慧生的文字、图片都显得弥足珍贵。写到这里，似乎理解了戏剧理论家童道明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留香集》的心情——一份捡宝后的快乐。
荀慧生，字慧声，号留香，艺名白牡丹，旦角表演艺术家，生于1900年，卒于1968年。他初名“秉超”，后改名“秉彝”、“词”，自与余叔岩合演《打渔杀家》起，改用“荀慧生”的名字。
再版于民国16年的《留香集》正是一本记述荀慧生艺术生活的书。对于它，“大俗”、“大雅”的评价兼而有之。说它俗，因为书中充满谀谄之词，多是沪上名士文人、职业捧角赠给荀慧生的捧场文字。说它雅，则因为大画家吴昌硕题赠的四个字——白也无敌。显然，吴昌硕从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找到了灵感。“白也诗无敌”，杜甫以“白”代李白。“白也无敌”，吴昌硕去“诗”字，另铸隽语，且以“白”代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更妙的是，“白也无敌”也恰恰能为荀慧生的一生做下注脚——有关艺术，更有关品性。
伤心之事
荀慧生曾经用五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从艺经历——一部伤心史，辛酸却也贴切。
1900年，荀慧生出生在河北东光县一座农家小院。在他6岁那年，同族人诬陷荀父盗卖祖坟树木，万般无奈，一家人在1907年逃往天津谋生。由于生活所迫，荀慧生与哥哥荀慧荣被以50元身价银卖进小桃红梆子班习艺。荀慧荣难忍学艺之苦，逃回家中。为了偿还身价银，荀父不得不将荀慧生转卖至庞启发处学艺，卖身契写明：“若不遵守约束，打死勿论。”庞启发素以严酷待徒闻名——踩跷、扎靠、练功，稍有不慎，他便皮鞭加身。不仅如此，在初次登台演出梆子戏《三娘教子》时，荀慧生又因紧张忘词遭到毒打。为记此事，他改名“词”，取“别忘词”之意。
1909年，荀慧生正式以“白牡丹”的艺名在天津下天仙戏院演出《忠孝牌》。1910年，他随师进京，先后搭庆寿和、义顺和、鸿顺和、天庆和等梆子班。这期间，荀慧生拜老十三旦侯俊山为师，又与老元元红、水上漂、盖三省、十二红、十三红、十六红、崔灵芝等名艺人同台演出，技艺精进不少。此后，他又随师搭李继良的正乐科班，与尚小云、赵桐珊、李洪春、李洪福、沈三玉、王三黑、玻璃钻等人同台，时称尚小云、荀慧生、赵桐珊为“正乐三艳”。
辛亥革命前夕，北京剧坛时兴京剧、梆子夹演。这本为荀慧生学习京剧表演艺术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只是不久之后，荀慧生的嗓子倒仓(变声)。当时，四位中国大学的学生戏迷发起成立了“白社”，向庞启发提出荀慧生不宜再唱梆子腔，应停演养嗓。最终，庞启发被迫同意。正是这个难得的机会，让荀慧生有机会向陈桐云、乔蕙兰、曹心泉、李寿山、陈德霖、吴菱仙、路三宝、程继先等京剧名伶学习京昆艺术，而其延师经费悉由“白社”资助。
1915年，荀慧生本应满师出科，但因7年前庞启发欺负荀父不识字，在写卖身契时故意不写明年限，便矢口否认7年出科之约。李洪春、尚小云等气愤不过，暗中设法协助荀慧生逃走，继由李继良等人出面为双方调解，最后折衷议定延期两年。经过这样的波折，荀慧生直到17岁才独立成班。
有心之举
说荀慧生有心，只一个细节便能说明。从庞家出师后，深受没有文化之苦的荀慧生开始强迫自己记日记。尽管写得非常慢，但他从不辍笔，这一写就是40年。
荀慧生一生受了三位艺术家的影响——杨小楼、王瑶卿与余叔岩。当年，荀慧生因倒仓弃秦学徽不足三年，但他凭着资质聪颖、又有与皮黄界老前辈合作的机会，竟也声名鹊起。然而，由于当时的风气，由梆子改学京剧的荀慧生备受同行的排挤。在讽刺挖苦的包围下，荀慧生深感在北平无立锥之地。恰在此时，杨小楼力排众议带他远赴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当时的杨小楼，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十旦九荀”的梨园盛况。说到王瑶卿，他不仅指导荀慧生学戏，助其根据自身条件形成荀派特色，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剧本。至于名角儿余叔岩，则是经常指名与荀慧生合作演出，以此大力提携。
事实上，以荀慧生的好学之心，他的老师不止上述三位。很多人只知道荀慧生是京剧大师，却不晓得他也是丹青高。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荀慧生先师承胡佩衡，后又得益于吴昌硕、齐白石等。这之中，荀慧生对吴昌硕尤为仰慕。1922年，到沪演出的荀慧生在刘山农的陪同下拜访吴家，他一进门便称吴昌硕为“老师”，此后又时常请教画事。吴昌硕八十寿辰之际，荀慧生与梅兰芳前往祝贺，并同台表演。吴昌硕别出心裁地让两人互易唱腔和曲子。结果，梅兰芳唱了荀派代表作《拾玉镯》，荀慧生则演了梅派拿手好戏《麻姑献寿》和《审头刺汤》。1927年春天，荀慧生专程赶到上海，借西藏路“一品香”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
早在1919年，19岁的荀慧生就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凭着老师侯俊山的看家戏《花田错》一炮而红。巨大的成功没有让荀慧生昏了头脑，他迅速地意识到“非新戏不足以叫座、非新腔不足以入时”。于是，荀慧生开始边演出边排新戏。最快的时候，他一星期能排出两部新戏。这一演就是四个月，《荀灌娘》、《杨乃武》、《三戏白牡丹》、《奇侠阁》等新戏让他在沪上大红大紫，包银也从700块大洋上涨到1400块大洋。合同期满后，天蟾盛情挽留，并倚荀慧生为台柱。这一留又是四年。 1925年，荀慧生回北京正式组班唱戏后，仍频频往返于京沪两地。那时候，作为荀慧生“粉丝”的阔佬阔少们总要在演出前将敬赠的上好红木家具等各种物什摆满前台，等荀慧生出来致谢后，东西撤下，演出开始。看到精彩处，又有阔太小姐们往台上扔金银首饰。
1927年，北京的《顺天时报》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按照通常的说法，“四大名旦”正是始于这一评选活动。时任《新闻报》副刊主编的严独鹤力捧荀慧生。据严独鹤的外孙朱啸风回忆：“荀慧生的艺名叫白牡丹，竞选四大名旦时，我姥爷给他成立了白牡丹社，我姥爷是社长，副社长是张大千、吴昌硕等。他们经常在我姥爷家聚会，或者在上海的东亚酒楼给荀慧生组织演出。当时还有一个叫黄玉麟的花旦，艺名'绿牡丹’，也有号召力。当时的报纸上争论很多。那时，我姥爷用整版，甚至是对折两版登荀慧生的剧照，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天天轰炸，就跟现在竞争奥斯卡似的，最后荀慧生选上了。”
有情之人
舞台上的白牡丹扮相俊俏、唱腔婉约，有人不吝笔墨：“白牡丹之容，则秀丽绝伦；白牡丹之身，则修短合度；白牡丹之神，则如芙蓉出水；白牡丹之行，则如杨柳临风。”舞台下的荀慧生则是硬气、充满傲骨的，他的爱国之心与民族节气让人动容。
1933年，荀慧生早已誉满全国。为了支援抗战，他多次通过义演捐献飞机。
1934年3月1日，前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举行登基大典时，他曾邀请京城名角儿赴东北做庆祝演出。有些艺人惧于权势被迫前往，但荀慧生坚决不去。知道硬抗不行，他便到一天津友人家中，以养病为名告别舞台达一年半。
1937年，冀东伪政权首脑殷汝耕重金邀杨小楼出演堂会，遭严词拒绝。“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当时，面对梅兰芳的提问，杨小楼回答：“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果然，日军侵占北京后，杨小楼不再演出。京剧名角儿的气节由此可见。同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荀慧生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前线慰问29路军抗日将士。在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他的一曲《荀灌娘》让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热血沸腾。据说，其时日军敌机袭来，一战士身负重伤，生命垂危。这位战士表示自己在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听一段荀慧生的《红娘》。荀慧生满含热泪，抱着这位伤员演唱，阵地上的许多战士都用嘶哑的声音合唱着。从将士的口中，荀慧生得知他们因为没有飞机而难以抵抗日军的狂轰烂炸，以致伤亡惨重。回到北京后，他一口气义演七天，将全部演出收入捐献给29路军。
关于豫剧大师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期间以演出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事情，举国皆知。事实上，当时，荀慧生也曾做出义演筹款的举动，只是，他坚持不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捐献的飞机。
荀慧生一生挣钱无数，鼎盛时一期戏就收入四五千大洋。当时，花一千大洋可在北京买一处宅子。不过，与一些出手阔绰的名角儿不同，对自己，荀慧生似乎很小气，用长孙荀皓的话说：“我就没见过他买什么东西。”但对同行，甚至不相识的人，荀慧生却常常解囊相助。看到当时的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无保障，甚至死后无葬身之地，他发起了募捐购买义地的活动。在荀慧生的召集和筹备下，以四大名旦为首，再加上余叔岩、杨小楼等人，每人出300元，在自新路买下12亩空地，盖了一座小祠堂，派专人看守，此即“梨园公墓”。此事本由荀慧生倡议，但他从不在人前炫耀自己的功德，只在日记中写了一句：“关注贫穷同仁，乃是吾等应尽之责。”
转自：京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