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宇：知命随笔｜话说听风楼

知命随笔：话说听风楼

【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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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宇

在我差不多所有投递给作家荟平台的跟“文学”沾边儿的文字稿件中，都在页眉的右侧有“听风楼闲语”的标注，意为“在听风楼写下的闲话”。

听风楼？是哪儿？

没哪儿。既不是什么标志性地点，更谈不上有什么意境。听风楼，是个完全个人化的称谓，如果以“社会性”来“定义”，很简单，就是我给自己在家里写作的地方起的“雅号”。

“号”起的“雅”不“雅”，也都是自娱自乐；地方，却实在跟“雅”搭不上。起个“号”，更是跟心灵的“互动”，所以说——以“社会性”来“定义”。社会性。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这可以算作是“问题”的话），跟“社会性”对应的，是“地理性”。涉及到“地理性”，就更羞于启齿了。不过，既然写到，也就用不着“藏羞”——地理性定义“听风楼”，其实，就是指我那位于北京北郊的经济适用房居所中的厨房外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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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别人都是怎样的，反正我是一直以来都没真正拥有过完全、唯一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噢，办公室和酒店房间不算。在我看来，那些都不属于“生活空间”。

我理解的“生活空间”，被很多人称为“家”。但在我看来，“家”的含义要丰富、复杂得多。非要扯上“家”的话，我说的“生存空间”，也可以近似等同于“家”里的一个房间。

这样就好解释了——我，年过半百的我，从来，都不曾在家里拥有完全、唯一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从来！

记事起，是爸爸妈妈和我组成的三口之家，位于北京市中心一间大约有十二平米（或者多一点点）的“临街底楼”单间；后来有了弟弟，变成一家四口，还是挤在那个房间。

十五岁上，中考前的初春，随着相关建设需求，整条街搬迁到了城北边缘地带（现在的北三环路往“外”不到一公里）；因为相关搬迁的政策限制，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只分配到一套“两居室”，父母亲住“主卧”，我跟弟弟住“次卧”。

高三那年冬天，父亲单位调整住房，我们一家搬进了一套“三居室”，位置跟之前那套“两居室”相去不远，属相邻街区。这时，我们并没有像差不多所有其他家庭那样，父母住主卧，两个孩子各自独享另外两间卧室；而是因为稍许上了岁数的父母亲生活习惯越来越不能默契，由他们分别各自单独居住主卧和次卧之一，我和弟弟仍同住另一间次卧。

后来上大学了，住的是八人寝室（实际住七人）。大学毕业回到家，仍跟弟弟住原本的那个房间。再后来，结婚了。女儿出生前，跟妻子住同一个房间；女儿出生后，我因为睡觉打呼噜，成了“厅长”，就是在客厅搭铺或者干脆就睡客厅沙发的人。

当时，对于我来讲，在家“过夜”的天数跟出差在外住酒店的天数，几乎“一半对一半”，所以，厅长就厅长吧，只是睡个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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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睡觉打呼噜，醒着的时候，还喜欢吸烟。特别是在写作的时候，几乎烟不离手。

还奔波于职场、在家过夜跟外出住酒店“一半对一半”的年月里，我几乎所有的假期，都用在了写作上。在家写作。

我因而特别感谢家人对我写作的支持和对我在写作时“丧心病狂”地吸烟的包容。

但毕竟，包容，不等于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毒害亲人。

所以，至少出于“不广泛放毒”的需要，我也想有一个可以“自我封闭”的空间。

这个空间，不仅要有一定的封闭性，最好还能离家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远些。当然，出于写作的需要，能安静点儿，就更好。

听风楼，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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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出生后，我们旋即着手“居住独立”，动作可谓迅猛高效——女儿还没出满月，就“买定”了“新家”。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2002年，对于在“世界五百强”欧资企业供职的我和在公有制工程企业供职的妻子来讲，“首付”一套销售面积堪堪百平米的“经济适用房”，说不上是多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当时，跟现在类似情况相比，也就属于“说买就买”了。

那就是现在还在住着的北郊居所，也就是“听风楼”所在地。

确定要“居住独立”时，我就跟妻子商定：要有一个供我写作的空间，跟主要生活区域相对“隔绝”。妻子认同、支持，很用心地利用产假时间，就着“买定”的那个户型，设计了好几版方案——不是说着玩的，真的是“设计”、“方案”，因为她就是设计师，很专业的那种。专业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我独自去看房，跟她通着手机；线路那端的她，一手抱着还没满月的孩子，另一手随便扯个铅笔头、压住一张纸，仅凭我的口述，就把“平面图”勾出来了；还指导我去测量一些她关心的、跟装修的“关键”直接牵涉的局部尺寸。

不过，就是这么这么的专业，到最后，我也并没采用她设计出的任何一个方案，而是以“远离”为由，选定了全家离两个卧室最远（大约十米）的厨房外阳台。

她说，那地方太小了，而且没暖气，不能住。

我说，没暖气可以想办法，不能住如果指的只是搭不开床铺不能睡觉的话，更没关系了，实在不行，我可以继续当“厅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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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厅长”，一直当到今天——从女儿没出满月到她过了十九岁生日，整整十九年！

不过，当“厅长”，是我的“自愿”。

“自愿”中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回家”专事写作以来的黑白颠倒——作息跟妻子女儿正相反，能有个地方容我“做白日梦”就不错了，别无他求！

那个一般其他家庭都用作厨房的“延伸”的小小阳台，被装修成了办公室模样，还添置了电暖气和很有气度的“环绕式”窗帘。

我们，我和妻子，把那小小空间，叫做“听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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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在外企供职时的“老大”，邀我去他后来跳槽去做了CEO的另一家外企跟他的核心员工做“星期五沙龙”，讲写作与职业生涯的兼顾（那时还没退回家专事写作）。因为跟老大相处亲密，听风楼，作为他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个“所在”，他不仅知悉，并且已令邀我去“沙龙”的那些陌生对象们都有所耳闻了。当然，并没细说。于是，沙龙时，就有人问：为什么叫“听风楼”？我答曰：因为是个阳台，外面风声听得最真切。

这回答，引来一阵善意的、很有节制的笑。

笑毕，这个话题就过去了。

其实，我那个回答，只是“应景儿”的“现挂”，并不“属实”。

“实情”是，早在还没买那个经济适用房之前，跟妻子憧憬“居住独立”的时候，我就说过“有朝一日能有个独立空间抽烟写作”的“愿景”；并且，在那个时候，就半开玩笑地给还是“莫须有”的那个独立空间，起了“听风楼”的“雅号”。

怎么会起这三个字呢？有“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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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前，刚上大学那阵儿，有个电视剧，冯巩主演的，叫《那五》。冯巩演的那个主人公角色的名字叫“那五”，是个满清遗少。剧集讲的是民国初年，那五家所属的满清遗贵，因为王朝的倾覆而失去了“法定”的“供应”，北京俗话叫“铁杆儿庄稼倒秧子了”。冯巩扮演的那五，因为之前一直坐享其成当寄生虫，什么都不会做，一下子要自己谋生了，很艰难，也闹出不少笑话。

其中一个故事（桥段），是识文断字的那五，当小报记者，采访一个落魄的老派武侠小说作家（李丁扮演）；老先生爱喝酒，给自己那其实十分破落的居所，起了个“雅号”，叫“醉寝斋”，他的笔名，就叫成“醉寝斋主”。那五虽什么都不会干，且又懒又馋，却因为自小家境好，不仅识文断字，还略懂文学，并且有一付含着雍容、傲慢意味的“好脾气”，一时哄得“醉寝斋主”老爷子挺高兴。醉寝斋主年事已高，不得志，喜欢那五，遂将“压箱底”的“成作”（写作完成却没见诸于世的作品）赠予那五。那五拿着当作自己的作品去发表了，还对应着“醉寝斋主”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听风楼主”……

故事还有“后来”，不多说了。老实讲，隔的年头久了，也不敢说记得清楚，就连上面讲到的，也说不准有错漏。但“听风楼主”是没错的。

那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叠之际，还没有今天对某一部剧评价、热搜、排名等等花哨，播过去也就播过去了。《那五》，可能是因为太“北京”了，或许并没引起多大反响；本身并不是北京人的冯巩（天津人），当时也还在其影视表演的“青涩期”，那个形象，也说不上就能多深入人心。我当时，也不过就是觉得“醉寝斋”、“听风楼”说起来、听起来，挺有意思，就记住了。

那是个什么都挺容易就记住的年岁。

在那个年岁上，我还没有以文学写作为事业的打算；也自然没成想，有一天，会能把那“听风楼”三个字，用来给自己的“写作间”或称“吸烟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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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成想”的事儿，太多了。

所幸，在很早的时候，大概也就是看《那五》那阵子前后，还没满20周岁的我，就“似乎懂得”了这个道理——人生会有很多不可控，过早、过于精准（说“明确”也行）的预设，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弄不好，还会构成“阻力”。

跟现在的“同龄人”也就是差不多我女儿她们这拨人相比，我上述“所幸”，可能并不稀奇，可在我们那时候，怎么说？就说世界变化还不够快吧——我们大多数的同辈人，都会比较早、比较精准地对自己的未来做预设。

现在回想，似乎觉得，当初自己的“豁达”或说“没志向”，多多少少，牵连着“不甘”二字——不甘只做一名工科生，不甘只是沿着工科生的专业道路铺展“事业”、“毕生事业”，不甘为了这种由所学专业界定的预设而“消灭”内心隐约着的些许“毛躁”……

那“毛躁”，被“今天”证明，十有八九，便是写作——想把所想变成文字，想把变成的文字与人分享，想于其中领悟工科专业及其指向的“事业”所不能或说“很难”带来的道理、人性、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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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老实说，真没想“成名成家”。到现在也没想。

这份“节制”或说“平庸”，大概跟“工科”的出身有关。

能在“听风楼”里自己写出（而不是拿别人的“成作”充数）《那五》剧中提及的那样的娱乐性文学作品，供自己和所能及的周边人们笑笑、解闷，也就是了。若能有所领悟，则更好。若再可让其他人也有所领悟，便是“天赐”了。

或许——对我的写作和作品“喜欢”甚至些许“赞赏”的前辈、亲友曾说——或许，正是因了这份并不倾慕、执着“名利”的淡然，才写得“专心”，写得“自在”，写得……有那么点点儿耐看，有那么点点经得住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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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楼，我为自己“专设”的“写作间”、“吸烟室”，其实，十九年来，并没派上多大用场——冷季，就是用上电暖器，也呆不住；热季，虽然窗户还算严实，且居于十多层的高度，可蚊虫仍可构成干扰。不过，说到底，可能更由于离家人太“远”的孤寂，让我难耐。

虽只隔了大约十米，可对我这样的“超级宅”来说，已经够“远”了。

大约，也是太多太久的“从没有”过独立空间，养成了对“独处”的畏惧、不适。

更多时候，我的写作，还是在相对稍近些且暖气充足的厨房完成的。骇人听闻的吸烟量，已把曾经“光鲜亮丽”的厨房熏得不像话。我称之为“听风楼分号”。

从小就特别喜欢自己“小家”的女儿，曾经饶有兴致地为家里每个空间（包括厨房和卫生间）“命名”，并十分认真地制作“铭牌”，张贴于各个空间的入口处。厨房，我的“听风楼分号”，她给贴的是“栖醇阁”。

记得，贴上“栖醇阁”铭牌时，她还问我：要不要给阳台贴上听风楼？我说不用，就栖醇阁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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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想告诉女儿：听风楼，是属于我的记忆。记忆，不用标榜成铭牌。至少，在于我，之于听风楼，不用。

我还想告诉女儿：栖醇阁，是属于你的——希望、寄托。那是应该标明的。因为，那三个字，以及很讲究“艺术”地写下那三个字的铭牌，凝聚着你对咱们这个小家庭的爱和依恋。而你对由爸爸妈妈和你组成的这个小家庭的爱和依恋，象征着属于咱们三个人的和美、安适、亲密，以及，关于生活、关于情爱、关于成长、关于一切一切的——寄望。

但我并没有真的“告诉”。

除了“就栖醇阁吧，很好”之外，我只跟她说：“什么时候想出别的名称了，咱们再重做铭牌，换上。”

重做、换上，就是新的成长，新的寄望。

而听风楼，在其中，只是“故事”——小不言言的、只属于“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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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初夏于北京栖醇阁（听风楼分号）

作家荟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