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通化暴乱前夕（4）

1月21日，藤田实彦向孙耕尧提出参与暴动的三个先决条件：一、保证通化日侨不回国；二、保证通化日侨不失业；三、保证国民党军占领通化后，所有日侨能转为台湾籍，以享受中华民国公民之同等待遇。孙耕尧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毫不犹豫地全盘接受，但藤田实彦还不满足，让其代表大政丰转达新的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藤田实彦掌管军事，而孙耕尧只掌管政务，孙耕尧不顾民族尊严，还追加答应以后“中日联合政府”一并悬挂青天白日旗和日章旗，卖国嘴脸可见一斑。

1月22日，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决定在南十字街公益涌油坊的国民党员刘靖儒家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为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基隆，副总指挥刘亦天。为确保万全，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第一指挥所，地址在通化东正教堂附近的日侨栗林家里（暴动时改为千叶幸雄家里，但因事变未果），负责人为藤田实彦和阿部元；第二指挥所，地址在裕民街的姜基隆家，负责人为孙耕尧和姜基隆，联络员为刘子周和刘庆荣；第三指挥所，地址在通化南关区的迟文玉家，负责人为刘涤新和迟文玉，联络员为邵裕国。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春节夜（即2月3日凌晨），藤田实彦为暴动编列了作战命令16件，包括细则指示、追加事项、补备密令、军律等，一并秘密下达给各战斗队队长。此时，通化城内我军兵力极为空虚，苏军上校莫洛多夫已率部队转移到朝鲜满浦，而我军大部分还在长白山区展开大规模的剿匪行动，留在城里的武装力量仅有500多人。

发报密码

为尽可能多地招揽暴乱人手，藤田实彦使出浑身解数，派遣多批死党到城内外搜罗流散日军和埋藏武器，光在市区就收编了3 000余名日本降军，他指令赤川仙一郎联络航空队的小林狂介，纠集在浑江南岸小庙沟机场教导队工作的100余名日本人消灭机场附近驻守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司令部，然后占领机场，控制飞机。赤川仙一郎还策反了东北炮校坦克大队里的留用日本人新仓，任命他为战车队长，暴乱时指挥坦克加入战斗，消灭城内的民主联军，并派一辆坦克进入大广场，以阻止中共援军。

孙耕尧另行成立“军事收编委员会”，专门负责招降纳叛，并向我党政军机关安插内应，其中威胁较大的有通化支队李姓营长为首数十人，县大队李姓队长为首350人，市县政府警卫排石史东、李洪斌等15人，专员公署警卫连里的李正义等两个排，市公安局文书董文祥以下10余人。

经过策划，蒋日匪帮终于拼凑出万余人的暴乱集团，拥有4辆配备有大威力穿甲弹的坦克（注：目前，历史学者对通化暴乱中蒋日伪所企图控制的坦克数量存在异议。我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的驾驶员董来扶曾经历了通化暴乱的惊魂一刻。据他回忆，1945年，八路军好不容易从沈阳918修理厂抢救出的两辆日军废弃97式坦克，在向通化转移途中，随行的日本俘虏就暗中破坏了一辆，剩下的一辆代号“102”的坦克被送进通化东北炮校。按道理说，该校就只有这一辆坦克。但日本人松原一枝所著《关东军反乱：通化事件》记载的数字是4辆，本文循例存疑）、2架战斗机、2架教练机，外加大批步枪、机枪、掷弹筒、战刀和棍棒。从事后缴获的文件得知，蒋日匪帮暴动的主攻目标包括：通化行政专员公署（因办公大楼形似飞机，又称“飞机楼”）；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部（即龙泉旅馆）；市、县政府、县大队驻地；市公安局（注十一）；市电报局、电业局；东北炮校（含坦克部队）、航空总队及飞机场；广播电台、通化日报社、红十字医院（前关东军临时第一野战医院）、东北造币厂等。

不过，蒋日匪帮的攻击名单中独独漏掉中共辽东省通化省分委驻地，主要是因为该机构没有公开，办公地址设在“通化地区各界建国委员会”所处的日本式小楼里，门前既无岗哨，又无汽车出入，未引起特务注意。

蒋日匪帮还准备了一套设计精密的行动口令和信号标志体系：

·暴动信号：市内为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全熄，市郊为玉皇山顶燃起三堆狼烟；

·行动口令：山和川；

·队伍标记：日本人佩戴“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国民党佩戴“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

·暴乱队伍所占领的一切阵地均以悬挂青天白日旗为标志；

·作为证明自己人的暗号，暴乱各分队和班均带手电筒摇三圈，内应分子则以白毛巾摇三圈以示回答；

·吹笛长音三回为联络信号；

·飞机标志为尾部带红色布条，地面标志为红丁字形；

·坦克、汽车挂标是“暂编东边地区部队”的三角形黄色小旗；

·暴动总指挥部和指挥所挂青天白日旗为标志。

作为蒋日伪暴乱的主攻目标，位于通化西北的我通化支队司令部（龙泉旅馆）受到藤田实彦高度关注。司令部地处半山坡，山坡上则为日侨住宅区，由支队司令部到市公安局需经一段下坡马路，时值隆冬，路面积雪久未清扫，日久天长凝结成冰。暴乱前一周，藤田实彦安排暴乱分子假装锻炼身体，列队在这条下坡路上跑步，在跑至下坡处时，突然利用路面结冰快速下滑，每日如此反复演练多次，这些异常活动曾引起我军注意，但也仅当作一般体育活动未加追查。结果暴乱时，敌人向我市公安局攻击时，即沿此段马路跑步下滑，直破门窗而入。

值得一提的是，职业军人出身的藤田实彦非常重视暴动队伍的后勤保障，他委派中昌区日本居民户干班负责人桐越动员其辖区内的所有妇女参加做饭，动员3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参加暴动。一些联络员利用町场（街道空余地场）集市和回览板（相当于中国阅览报）进行挨家挨户地宣传，甚至利用伪满宫内府关系人大泽向被中共武装监护的伪满皇室发起宣传攻势，拟用劫狱的方式解救他们。日军第125师团长今里龙雄中将夫人当即串通与其同居的几名将校夫人捐助经费和金银细软，还有日本散兵游勇提供埋藏在通化、辑安（今集安）、二道江一带的武器、汽油、药品等情报，这些情况让藤田实彦心花怒放，更加自信暴动能马到成功（注：人们一直有个疑问，“2·3暴乱”离日本投降已过去半年许，解除武装的日本人为何还有如此大的能量？我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后来回忆，我军初到东北，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和技术人员，因此许多技术岗位（如发电厂、配电所、电报电话局、自来水公司等）留用了日伪人员，有些要害岗位被右翼日侨或汉奸控制，因此敌人得以为所欲为）。

孙耕尧也大搞摊派，筹备马车装运3 000吨薪炭和食品。为了煽动聚居在通化的日侨参与暴乱，他组织10余名反动妇女，由国民党员刘亦天的侄女刘玉娟组成“妇女宣传会”，采取以乞讨为名，弹唱日本人亡国哀调的方式，以调查通讯录的方式，以演出“只有起来暴动，才能取得父母妻子团圆”的剧情，鼓动日本人起来响应暴动。孙耕尧还安排死党周志杰找来22尺白布，在姜基隆家制作臂章样品，国民党人佩戴的臂章样式为白布蓝字，印有“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第XX号，中间是国民党徽，加盖“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方形印章。样式出来后，由刘庆荣供应两匹白布，刻了胶皮印章制作臂章。至于日本人用的臂章则在栗林家制作，由他盖章分发，印模用后，即藏在栗林干儿子铃木亨家里。

筹备就绪后，孙耕尧忙派县党部执行委员杨振国去沈阳，负责国民党省党部与通化的电台联络，其使用的收发报机密码是用普通电报码改编而成，采取“个位加一，十位减一”作为发报密码，收报时则将“个位减一，十位加一”作为译电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