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华：谈谈三份国学书目

王明华

大约一百年前(1906年)，邓实在《同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又大约七十年前(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讲学时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经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所以他要“楷定国学名义”。我也不赞成“这个名词”，何以不赞成呢?今不说，只让它留在引号之中。

治“国学”，必须讲求门径。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所以他要做了一部《书目答问》来“以告初学”。但事实上他的《书目答问》于“国学”无所不包，只可供检索之用，恐难收门径之效。继张氏之后，“好为人师”而为“初学”开列书目的，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马一浮、鲁迅等，大有人在。

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号称“通儒”，他诲人日：“'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斥为“兴到之语，不免大言欺人”。至于康氏，尤“不免大言欺人”了。试观其《桂学答问》，“夸饰”之语，在在皆是：“《朱子大全集》及《朱子语类》，宜熟读”，“'二十四史宜全读”，“编年之史，莫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则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皆贯串群史之书，可熟观精考”。语语皆是“熟读”、“全读”、“熟观精考”，不知“二十四史”渠侬自家读完没有!(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五：“乾嘉之世，学术极盛，而自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数人外，能尽心力寻览全史者，殆无几人。”张氏所谓“全史”，即“二十四史”。)

胡适则开列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据他本人说，书目是“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裘毓麐讥评云：“余见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标日'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若谓综上所列诸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粱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则以为胡适的书目犯了三大毛病：“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胡适如此夸饰，逼得我们非得来找一找他的毛病不可了。按胡适作《陶宏景的<真诰)考》，指责陶宏景“偷了二十章(《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这二十条居然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察出来!”可是不大被他瞧得起的陈寅恪却说《朱子语类》中早指出过，于是他“很感谢陈寅恪先生的指示”。接着他自己又翻了《四库提要》，发现也早引证了朱子的说法。没有看《朱子语类》和《四库提要》，也无害为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大学者。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话来为胡适开脱，要知道《朱子全书》正在他所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呢!可是他却自己都没有读过!所以吕思勉批评他的书目“胪列书名多种，然多非初学所可阅读；甚至有虽学者亦未必阅读，仅备查检者。一望而知为自己未曾读过书，硬撑门面之作。”

梁启超批评胡适，然而他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开列者也无虑数十百种，真可谓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了。大概他自己都觉得不切实际，所以“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这个书目或许勉强称得上“真正之最低限度”了。

马一浮作《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广列经史子集近二百部，却还以为“所举约之又约”，而恐“通方之士或将病其陋略”。

据我们看来，这些或恐皆不唯不可“以告初学”，就是今天大学文史专业的教授博导，都不可“以告”呢!只有鲁迅的《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异常简略，因为不知道许世瑛何以问，所以也难解鲁迅这样开列的用意。

当年，有感于学者“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高论”的裘毓摩，就曾经总结说：“大抵学者好名而性复诡诈，其对于后进钦风慕名而向之请益者，则必广举艰深宏博之书多种以告，又复恍惚其词，玄之又玄，令人无从捉摸。其实彼所举之书，或仅知其名，或得其梗概于书目提要中，其书固未尝入目也：或涉猎之而未得其大意，犹未之读也。”

然则，在侈谈国学的今天，就没有高明而能诚恳“诱启后学”的大家所指示的途径在吗?答日：不然。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云：'余平生诱诲新进及所以自励，恒谓读汉人书，必须精熟数种以为之纲。一日《太史公记》，二日《淮南王书》，三日《汉书·艺文志》，四日王充《论衡》，五日许慎《说文》。”这真是“纯粹平正”、“恳切详明”的指导，给后生们以教益的呢。顾张氏所论，仅限“汉人之书”，非就所谓“国学”之全体立论。今兹不论。

就我的有限的见闻来谈，曾见得三份名家开列的“国学”书目，经久而不能忘，愈思就愈觉得它们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似的。我想在这里谈谈这三份书目。

我所要谈的第一份书目，是钱穆开列的。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氏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他有感于民族传统精神的日益沦丧，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书目。它仅仅包括七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虽然简略，而且篇幅都不大，但确实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没有开列《诗经》、《楚辞》这样的文学文本，也没有开列《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文本，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从篇幅上来考虑，或因为这些书读懂的技术难度要大得多的缘故，更根本的原因是，要领略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思想或哲学的著作，到底要来得直接而且集中些。钱穆甚至没有开列号称“五经之首”的《周易》或《易经》这样的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无论如何，他不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在钱氏开列的七部书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前一个一千(多)年的文化精神，而《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则代表了后一个一千(多)年，整个书目尤其是后三部书，代表了“三教论衡”的精神。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云：“顾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

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令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七部书中，《论语》、《孟子》代表了儒家，《老子》、《庄子》代表了道家或道教，《坛经》代表了印度佛学和中华文化孕育出的新品种“禅宗”，《近思录》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理学”一派，而《传习录》则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心学”一派。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且富有包孕性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可以这样说，钱穆的书目，是为了想一般地了解“国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所开列的书目。

我所要谈的第二份书目，是黄侃开列的。黄席群和闵孝吉1934年笔记的《量守录讲学二记》中记载黄侃云：“《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皆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有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黄侃的这份书目，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很正统。但平心而论，就所谓“国学”而言，陈衍所谓“经史之外是何学”，大致是可信的。撇去一般所谓文史哲的内容不论，就自然科学来说，其史料也以保存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天文志”等之中的为多。“经史”、“经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把它们弄清楚，所谓国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黄侃的书目注重“经史小学”，亦不废子部集部之书，乃是重视根本而立论全面的表现。(或许，“三十岁以前读毕”，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事了。)黄侃又论读经次序云：“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有所争议之外，立论是颇为稳妥的，而且在诸经疏里首重《毛诗正义》，张舜徽亦大致与之相同。他们都是“湛深经术”的人，其看法应是可信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另外，我们现在看了黄氏开列的书目，还会知道从前有关于他的所谓“八部书外尽狗屁”(可参考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传闻是如何的不可信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黄侃的书目，是为了真正有志于研究“国学”的人指示的门径。

第三份书目则是曾国藩开列的。曾氏云：“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据吴汝纶云：“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云：“《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薄，故以韩文振之。”曾氏所谓“成学”乃“成家之学”。按：“能通其一，即为成学”的看法，钱钟书《管锥编》中有一段话颇可引来作为参证：“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氏主要从文学或者说“词章”角度来立论，与曾氏的看法也有一些出入，但从他们都执简驭繁而就“一书而得为'学…立论来看，却颇有相通之处。“六经”外是否只有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兹暂不论，但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却恐是无疑的。要之，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书目，是为立志于做“国学家”或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这三份书目，层次井然，隐然若有步骤，学完钱氏开列的书目，对“国学”可谓之“登堂”：照着曾氏开列的书目做，对“国学”可谓之“入室”：而按部就班地学习完黄氏所开列的书目，则或许可说对“国学”是在“登堂”与“人室”之间了吧。

以上三份书目，我对于前两份是无间然的，因为就基础而言，也只能开列那些“本…'源”的书目：而第三份书目，就不免太狭隘了，戏曲小说，若《牡丹亭》、《红楼梦》，难道就不能成为专家之学吗或者说看不起戏曲小说是旧式文人学者的通病，这里姑置勿论，却难道《水经注》、《老子》、《墨子》、《韩非子》、《管子》、杜诗、《文心雕龙》等等，都不可以成专家之学吗?曾国藩认为“能通”韩文，“即为成学”，钱钟书却不认可“'杜学、'韩学等名目”。钱钟书的看法我们暂不置评，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却何以“能通”韩文“即为成学”，而“能通”杜诗却不为“成学”呢?又今人多有“郦(道元)学”、“墨(子)学”之类的名目，或《中国老学史》、《文心雕龙学综览》之类的著作，又该怎么去看呢，这或许都是曾文正公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吧，虽然有些情况他已不得而知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尽管对这三份书目(的一部分)还有些许的不满意，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三份书目，是并不“大言欺人”却“纯粹平正”、“恳切详明”而示后生以轨辙的。我想，要做“国学”，顺着这三份书目的顺序来，或许不会走弯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