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研究——基于知识生态理论视角的分析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教师知识分享的重要途径。教师个体在态度、知识以及所处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将影响其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行为及动机。为此，以知识生态理论为基础，从知识因子、知识主体因子、知识环境因子和知识技术因子四个维度，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采集浙江省职业学校的341份教师样本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数据并检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环境因子、知识主体因子以及知识技术因子，均能够促进教师的知识分享行为。其中，知识主体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程度最深；知识主体因子在知识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知识主体因子在知识环境因子和知识技术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知识分享行为活动，应激发其行为意愿，依据关键行为动机因素及对分享意愿的影响程度，结合教师个体的专业化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知识分享激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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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能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知识分享与交流，提供高度互动的平台。教师借助微信、微博以及钉钉等社交媒体与同事互动，了解专业学科的前沿知识以及感兴趣的内容，获取并分享专业知识，已成为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重要交流途径[1]。此外，教师还可借助“名师网络工作室”分享学科知识与教学反思，利用网络研修平台分享个人教学经验等，因此，社交媒体业已成为教师群体知识分享的重要途径。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教师发表和分享观点、看法、经验、知识等，为知识接收者解疑答惑，推动知识交换和再创造，促进知识汇聚和流动，则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享行为。
动机作为知识分享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是决定、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的重要因素。教师个体的态度、知识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会影响其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知识分享行为及动机。教师出于自身职业发展优势的考虑，也较少主动开展知识分享行为[2]；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的动态性，也使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研究更具有复杂性[3]。以往的研究多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开展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绩效测评研究[4]，也有从个体、人格、信任、组织氛围、领导支持等方面，探究影响教师个体知识分享行为的因素[5-7]。但已有研究工作，缺乏对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因素间系统性与相关性的考虑。因此，本研究以知识生态理论为基础，从知识因子、知识主体因子、知识环境因子、知识技术因子四个维度，来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
知识生态理论强调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以及知识技术四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从系统论视角阐述知识与知识主体、环境、技术之间的关系[8]。教师作为知识分享活动的主体，通过社交媒体不断生产、交流、分享知识，进而推动知识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其中，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以及知识技术等因素，对教师个体的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将通过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以分析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和知识技术等因子，对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其影响程度；探究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内在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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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有关知识分享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9]，聚焦行为动机的甄别与评判，如，人际信任[10]、互惠[11]、自我效能[12-13]、结果期望[14-15]、认同感[16]、组织激励[17-19]等动机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用户的知识分享行为，会因个体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20-21]。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开展研究，但多数研究主题聚焦于企业员工的知识分享行为。然而，教师与企业员工在个体特征和职业竞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教师与企业员工之间的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因素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有关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的研究文献，却相对较少。
在AI时代下，教师拥有更多知识分享渠道的选择，这种变化对教师知识管理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为更加高效便捷的知识分享和储存，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教师使用博客、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进行知识获取和分享，拥有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学习动机[22-23]。拉马特（Musfikar Rahmat）等通过文献研究，提出影响教师利用社交网络开展知识分享的因素，具体包括任务和政策、组织激励、个体知识自我效能、信任以及技术因素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24]。
尽管有学者开始关注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因素，但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教师知识分享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专业的在线学习社区，而聚焦于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的研究数量较少；二是多数研究从单一视角进行考虑，导致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因素碎片化呈现，未能构建出一个全面系统的、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
知识生态理论是荷兰学者波尔（G.Por）于1991年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所提出的理论，主要强调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以及知识技术四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知识、个体和环境三者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25]。知识生态理论能够系统反映知识管理的作用机制，目前，其应用主要聚焦于企业组织、政府部门以及教育等领域[26]。近年来，已有学者将知识生态理论引入知识分享领域，以探究用户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机理。马晓蕾等从宏观、动态的视角提出知识生态系统构建的演化模型，揭示了知识分享过程机制[27]；龚奕刚等认为，社交媒体为知识分享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生态，并构建了基于社交媒体的教师知识共享信息生态链[28]。上述研究工作从知识生态理论视角，进一步解释了知识分享行为及其动态过程。
此外，杨梦晴基于信息生态要素视角，从主体、客体、环境和技术四个方面构建研究模型，探析移动阅读用户搜索、获取、阅读、评论、分享及交流过程中的行为机理[29]；张向先等在研究基于新媒体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时，结合知识生态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验证了主体、环境及技术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30]。上述研究从量化研究的角度，验证了知识生态理论在知识分享行为中的指导作用，但目前知识生态理论在知识分享领域中，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应用体系。
为探究社交媒体环境下影响教师知识分享的动机因素，本研究基于知识生态理论，从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和知识技术四个方面，整合知识分享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并且，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从量化层面分析影响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因素；从质性层面分析模型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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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
知识分享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过程，是指个体通过某种手段在组织氛围的作用下，向另一端的个体传播信息，包括知识、个体、组织和手段四部分[31]。知识是指知识分享过程中个体之间传递的信息；个体包含知识传递者和知识接收者两部分；组织是指个体知识分享活动所依赖的环境，既包含人文性的软环境，也包含物理性的硬环境；手段是指支持知识分享所用到的技术和方法。知识生态是由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和知识技术四部分组成，与知识分享过程所包含的知识、个体、组织和手段的内涵相匹配，且知识生态理论强调四者的协同发展，也符合知识分享动态过程中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主张。知识生态理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解释知识分享行为过程，从宏观视角揭示知识分享行为的内在机理和动机。
因此，本研究基于知识生态理论视角，从知识因子、知识环境因子、知识技术因子以及知识主体因子出发，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揭示其影响机理。
（一）知识因子
知识有用性是知识因子最核心的构成要素，能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知识分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32]。社交媒体环境可以提供丰富和开放的思想、经验和资源交流平台，使教师能获取所需知识[33]，从而极大促进了教师知识分享的意愿。如，帕帕多普洛斯（T.Papadopoulos）的研究表明，传递的知识越有用，个体参与分享的意愿越强烈，进而越促进其知识分享行为的开展[34]；尚孝纯等提出，知识有用性对社交媒体用户知识分享行为具有促进作用[35]。根据已有研究，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有用性能直接影响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并能通过影响知识分享意愿间接影响教师实际知识分享行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知识有用性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5：知识有用性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二）知识环境因子
知识环境是知识存在、发生、成长、创新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36]。从知识生态角度来说，知识环境能与知识主体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共同构成知识生态系统发展整体[37]。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环境显著影响主体的知识分享意愿，是实施知识分享行为的重要因素。知识分享环境中知识拥有者对知识接收者的信任程度，将影响其知识分享意愿的产生[38]；人际信任能有效促进主体知识分享意愿，进而影响知识分享行为[39]。此外，知识环境受其所在组织环境影响[40]，组织环境中的外部激励（薪水）和内部激励（成就感）能显著促进个体知识分享意愿[41-42]。因此，知识环境中的人际信任和组织激励能直接影响教师知识分享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激励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3：人际信任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8：组织激励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H9：人际信任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三）知识技术因子
知识技术是对知识管理所使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它能够对不同形式和不同格式的知识进行处理、整合以及转换[43]。知识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知识承载量，使知识形式更加多样化、知识交流更加快速化、使用过程更加便捷化，从而促进了个体间、组织内部成员间知识分享活动的开展[44]。在知识分享过程中，技术效能性体现为社交媒体分享功能的服务性、分享过程的流畅性，是影响知识分享意愿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知识分享行为[45]。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技术效能性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7：技术效能性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四）知识主体因子
知识分享意愿是指人们借助一定媒介，对知识进行传递的一种愿望程度，能反映知识主体开展知识分享行为的个体因素。计划行为理论表明，教师是否愿意开展知识分享活动是知识分享能否进行的重要因素[46-47]，且能够在外部因素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假设：
H6：教师知识分享意愿对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H6-1：知识分享意愿在知识有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H6-2：知识分享意愿在组织激励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H6-3：知识分享意愿在人际信任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H6-4：知识分享意愿在技术效能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从知识生态理论视角，梳理并分析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因素，将知识有用性、技术效能性、组织激励、人际信任作为自变量，知识分享意愿作为中介变量，知识分享行为作为因变量，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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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以职业学校教师为样本收集对象，借鉴相关成熟量表[48-51]，结合职业学校教师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27道题目，其中，被试一般特征6道题目；知识有用性维度3道题目；组织激励维度和技术效能性维度各3道题目；人际信任维度4道题目；知识分享意愿维度3道题目；知识分享行为维度5道题目。此外，问卷还包括向被试介绍研究目的、可能存在的疑惑以及承诺不会泄露任何隐私等内容。
（二）预测试
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本研究采用纸质问卷开展线下小范围预测试，参与者为浙江省部分职业学校教师。根据预测试收集的数据和专家提出的建议，本研究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以确保问卷所有内容没有歧义和模糊不清的语句。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在线方式收集数据，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线上问卷，创建问卷链接，并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发放。选取浙江省职业学校教师作为问卷调查对象，通过职业学校学科教研组主任等管理层自上而下地发放问卷，尽可能保证回收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经过为期三周的线上发布，共回收调查问卷387份，使用SPSS软件对样本进行筛选和鉴别，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41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88.11%。其中，男教师123名，女教师218名；本科学历教师241名，硕士学历教师100名；25岁以下教师48名，26-35岁教师161名，36-45岁教师108名，46岁以上教师24名；教龄在5年以下的教师88名，6-10年的136名，拥有1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117名；文化课教师86名，专业课教师116名，实习指导教师32名，专业课兼实习指导教师62名。此外，样本数据中各维度题目的观测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样本数据适用于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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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样本进行频率分析。从性别划分来看，被试群体中女教师数量占多数；从年龄看，26-35岁教师数量最多，占比接近50%；教师最高学历中以本科学历为主，说明当前职业学校教师群体中，青年教师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数量较多；被试群体在教龄方面的人数分布基本均等；专业课教师数量较多，其次是文化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数量较少。
其次，对教师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统计，根据结果发现，微信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交媒体，使用微信的人数占100%；QQ次之，占90.9%；使用微博的人数较少，仅占样本的30.9%；随着时代的发展，博客已渐渐退出人们视野，仍使用博客的人数仅占5.30%；由于教师备课需查找网络资源，有将近50%的教师经常使用百度文库；而“知乎”等拓展知识类平台使用相对较少，占总样本量的24.30%；近年来，教师网络共同体发展较快，使用“名师网络工作室”的人数占24.6%。由上述数据可知，以通讯为主的社交媒体，在教师群体中的使用最为广泛，原因在于此类媒体是沟通交流最便捷的平台，有利于知识分享的发生。此外，与教师工作相关的资源库的使用频率较高，教师常根据自身需要有目的地检索资源并加以利用。
我们通过对调研教师的访谈进一步发现，教师知识分享活动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在社交平台中浏览知识，而后用于教学工作；二是通过社交媒体，或是利用平台之间的互通性，在其他媒体上转发给熟知的朋友，双方交流的过程，往往能推动知识更新和再创造；三是利用社交媒体的评论或私信功能，与陌生社交用户进行知识分享。在不同的知识分享阶段，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知识传递者和知识接收者通过沟通交流，不断更新个人的知识体系，进而推动知识分享过程的循环。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克伦巴赫系数和组合信度指标进行信效度检验，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汇总如表1所示。总问卷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919，知识分享各影响因素潜在变量的克伦巴赫系数均大于0.8，可见本问卷和样本数据的可靠性较高[52]。结合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深入分析表1相关数据可知，本研究中所有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均满足数值要求（大于0.6）。换言之，本研究中各维度的潜变量设置，能够较好地解释该维度下各个观测题项；观察变量的解释变异量SMC值，均大于标准值要求的0.36；各因子的组合信度CR值，均满足检验数值的基本要求（大于0.7）；各观察变量的AVE（平均方差萃取量）数值，均符合标准要求（大于0.5），这表明问卷题项设置合理。综上所述，本研究设计的量表中各维度，具备较好信度和收敛效度。
本研究数据的区别效度如表2所示，知识有用性、技术效能性、组织激励、知识分享意愿、人际信任和知识分享行为等变量之间彼此独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即测量模型具备良好的区别效度。
（三）模型检验
1.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从知识生态视角出发，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动机模型，模型拟合度检验具体数值，如表3所示：卡方/自由度=1.544，符合数值小于3的要求；相异性指标主要包括RMSEA和SRMR，相似性指标主要包括CFI和TLI，均符合理想数值要求。这表明该模型与数据拟合效果良好，我们可以根据其开展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各动机因素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
2.研究假设检验
社交媒体为知识分享带来了新的循环载体，教师知识分享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形式，而以社交媒体为载体呈现出多元化、多点式的特征。为探析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模型检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以知识分享意愿为因变量的模型R方为0.552，以知识分享行为为因变量的模型R方为0.591，均达到标准要求，即本研究模型对教师知识分享行为具有一定预测作用。研究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结果如图2所示，虚线表示假设不成立。结合表4数据可推论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有用性、组织激励、人际信任和技术效能性，能够有效促进教师的知识分享意愿；组织激励、人际信任和技术效能性，均能推动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开展。
3.中介效果检验
互联网不仅为教师用户带来技术的变化，更为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行为带来了新模式。为了探析社交媒体环境下，各知识分享行为动机因子之间的具体关系，本研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将教师的知识分享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而构建模型，采用自助法（Bootstrapping置信区间方法）探析知识分享意愿的中介作用。如表5所示，知识有用性到知识分享行为的间接效应值为0.07，置信区间为[0.025，0.172]，不包含0，且Z值为2.059，满足显著性成立的数值要求（大于1.96）。这说明间接路径的效应显著，即知识分享意愿在知识有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的中介效果显著（H6-1成立），而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中介效应类型为完全中介。
同理，可判断间接路径“组织激励—知识分享意愿—知识分享行为”显著成立，即组织激励能够通过知识分享意愿，对知识分享行为产生作用（H6-2成立），但直接效应显著，因此，该中介类型为部分中介；在人际信任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间接效应显著，即知识分享意愿在人际信任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H6-3成立），中介类型同样为部分中介。
在技术效能性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的过程中，间接路径“技术效能性—知识分享意愿—知识分享行为”显著存在，即知识分享意愿在技术效能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H6-4成立），且技术效能性与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显著成立，中介类型为部分中介。因此，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连接各因子，知识有用性、组织激励、人际信任和技术效能性，均可以通过影响教师知识分享意愿，进而推动教师开展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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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以上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知识有用性、人际信任、组织激励和技术效能性，均能正向影响社交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人际信任、组织激励和技术效能性，能够直接正向影响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知识分享意愿作为中介变量，在知识有用性、人际信任、组织激励和技术效能性对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积极作用。基于此，可以推论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机理如下：知识因子是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的间接因子；知识环境因子既能直接影响知识分享行为，也能够通过影响知识主体因子进而对知识分享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知识主体因子是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的直接因子，也是影响知识分享行为的中介性因子，是连接知识因子、知识环境因子、知识技术因子和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纽带。
（一）知识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分析
研究发现，知识有用性能够直接正向影响知识分享意愿（β=0.227，p＜0.001），即知识信息越有用，知识主体进行知识分享的意愿程度越大。教师所分享的教育教学心得、专业知识、实际经验和技能知识等，不仅能帮助同行教师完善教学，也能够提升自身的技能和经验体系，而且对所在学科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53]。这一检验结果与陈至柔[54]、哈利德（H.Khalid）[55]等学者的研究观点一致，教师所接触到的知识信息与教师行业越相关，对教师发展的帮助性越大，越能激发其知识分享的意愿。虽然知识有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直接效果未达到显著水平（β=0.054，p=0.254＞0.05），但知识分享意愿在知识有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作用过程中，存在完全中介效果（H6-1成立）。即知识有用性通过影响知识分享意愿，进而影响知识分享行为。
（二）知识环境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分析
1.组织激励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作用
组织激励与主体的知识分享意愿（β=0.294，p＜0.001）和知识分享行为（β=0.207，p＜0.05）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知识分享意愿在组织激励对知识分享行为作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H6-2成立）。林福仁等学者认为，组织管理制度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知识分享的意愿[56]；利亚纳（Liana R.）等学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认为组织激励是影响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重要因素[57]，这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2.人际信任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作用
人际信任与知识分享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334，p＜0.001），人际信任对知识分享行为的正向影响同样显著存在（β=0.223，p＜0.001），知识分享意愿在人际信任与知识分享行为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起作用（H6-3成立）。当知识主体感知到其他主体的可信赖特征、付出与收获的正比关系时，才会愿意主动进行知识分享，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主体，不仅包括同事好友，还包括社交网络中其他用户，所以，人际信任是知识分享的关键要素[58]。商淑秀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会直接影响知识共享的效益和质量；同时，也影响着知识主体主动开展知识分享行为的态度[59]，该结论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因此，当人际信任值上升时，教师知识分享意愿也会随之提升，教师主动开展知识分享行为的概率也会增大。
（三）知识技术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分析
技术效能性与知识分享意愿（β=0.245，p＜0.05）和知识分享行为（β=0.244，p＜0.001）之间均存在直接正相关关系，知识分享意愿在技术效能性与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6-4成立）。社交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技术支持是教师知识分享的前提，技术能够支撑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的每一环节，进而支撑起整个知识分享过程[60-61]。这与李岱素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62]，即当社交网络技术能够满足教师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分享的技术需求时，知识分享行为才能真正实施。
（四）知识主体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分析
1.知识分享意愿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关系
知识分享意愿与知识分享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306，p＜0.001），即教师的知识分享意愿能够推动其知识分享行为。人的思维是支配其行为最直接的因素，知识分享意愿越强烈，知识分享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大，这与尹睿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63]。因此，促进教师主动开展知识分享活动，首先要激发其行为意愿，可以说，知识分享意愿是促进教师主动开展知识分享活动的重要因素。
2.知识分享意愿的中介效应
研究数据表明，知识分享意愿在知识有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在人际信任、组织激励和技术效能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分别占其总效应的31.38%、30.30%、23.51%。因此，技术效能性、知识有用性、组织激励和人际信任，均可以通过提升教师的知识分享意愿来促进其知识分享行为的实施。这一结论与阿耶兹（I.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观点一致[64]，即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能够在其他因素与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也能够直接影响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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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知识生态理论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开展知识分享活动的动机因素模型，并利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得到如下结论：知识主体因子、知识环境因子和知识技术因子均能直接正向影响知识分享行为，但知识主体因子是影响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最关键因素，而且知识主体因子在其他因子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知识因子、知识环境因子和知识技术因子通过影响知识主体因子，促进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实施。本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动机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丰富了知识分享服务理论的内涵；同时，也为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服务激励策略设计，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以期促进和提升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
（一）营造和谐开放的文化氛围，提升教师分享内容的有用性
首先，合理配置社交网络教育资源，甄别出真正愿意开展知识分享的教师群体，对这些教师群体给予帮扶和支持，营造和建立人际信任、开放、宽容、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其次，作为承担教育重任的学校，应建立完善的教师知识分享体系，制定合理的教师知识分享激励方案，以提高教师知识分享意识；最后，通过有组织地发布有价值的研讨型主题内容，引导教师分享有用性较高的知识内容，以促进教师之间知识的传递与接收。
（二）构建便捷有效的服务环境，强化社交媒体的知识分享功能
为提升社交媒体环境下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高效性，我们需构建适宜的知识分享服务环境，优化社交媒体平台的资源汇聚、内容呈现、个性化推荐以及互动交流等服务，简化知识分享的模块设计，完善平台分享功能，以保证所有年龄段的教师在应用过程中都能得心应手，从而增加教师知识分享的意愿程度和知识分享行为的实施。此外，还应增加内容筛选功能，尽可能在教师接收信息之前进行知识过滤，保证教师接收到更加真实有效的信息，促进教师知识内化和知识再分享。
（三）培养知识分享生态循环意识，促进知识的更新和再创造
知识分享过程不是一次性的，有效的沟通交流能够丰富教师的知识储备，促进知识的更新和再创造。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知识分享设计者，应引导教师开展互动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教师培养知识分享的循环意识，为知识的更新和再创造提供主体条件；同时，应定期发布更多知识交流功能的引导内容，提高教师的知识输出能力，激发教师知识分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促进教师知识分享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知识分享行为活动，不断激发其行为意愿，依据关键行为动机因素及对分享意愿的影响程度，并结合教师个体专业化发展需求，制定出具有差异化的知识分享激励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