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7月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文章导读
真正的大师自己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师，多是同时代圈内人发自内心的共识，或者是后来学术界达成的共识。
现在“大师”满天飞，好像这个时代是一个呼唤大师而又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的时代。实际的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突然间冒出的那么多“大师”，可以称为“伪大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伪大师”？不外乎两个字：名，利。大家对此都能领会，毋庸多言。
作者简介
左玉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左玉河：时代呼唤真正的大师
我多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对民国时期的那些学术大师有所了解。面对目前社会上的“大师热”，我想着重谈以下几个问题。一、什么是学术“大师”？学术大师有没有衡量的标准？大师首先是某研究领域有专长的专家。写几本错误百出的所谓著作，经常在媒体上“出镜”，不能说就是专家。专家需要有分量、有创建的学术成果，应该成为某个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是成为大师的必备条件，一个连专家资格都不具备的人，不可能是什么大师。但专家并不等同于大师。大师一定是专家中的专家。民国以来公认的学术大师，有这样四种情况：
一是大师必须是开风气之先的专家
，例如胡适，尽管研究成就未必突出，但在研究范式上开辟了新路，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大师必须在学术上独树一帜，例如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殷周制度等方面成就突出并影响深远；
三是大师的思想足以影响一个时代，如梁启超，尽管学术成就上未必是一流的，但从晚清到民国，他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标杆；
四是学贯中西、研究成绩突出，在后人眼里称为一个时代历史的标志，如钱穆、陈寅恪和陈垣等。因此，大师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一定是那些最尖端、影响力最大的专家，才能称为大师。
大师既不是自己封的，也不是别人送的，更不是公众评选出来的，而是学术圈内同人达成的共识，是学术圈里的内行人对其学术影响及贡献的总体评价，很多时候是“盖棺定论”的。真正的大师自己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师，多是同时代圈内人发自内心的共识，或者是后来学术界达成的共识。现在“大师”满天飞，好像这个时代是一个呼唤大师而又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的时代。实际的情况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突然间冒出的那么多“大师”，可以称为“伪大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伪大师”？不外乎两个字：名，利。大家对此都能领会，毋庸多言。二、“伪大师”流行，对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真正搞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在乎别人说你是不是学术大师，更不会认同将自己封为大师。学术界多数人对这个并不在意，也就随便谈谈而已，并不会当真的。但“伪大师”流行，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负面影响主要是对学术风气的影响。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容易出现浮躁现象。而这个“大师热”对学风浮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上对“学术大师”“学术明星”进行炒作，弄得学术圈内学术风气更加浮躁。浮躁的学术风气，对大学教授和众多的硕博士，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术趋向，驱动着他们去追逐这些有名有利的东西。既然通过媒体炒作可以迅速出名，出名后还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不找个机会上电视“出镜”呢？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这样的恶果：很少有人甘愿再坐冷板凳，本来浮躁的学风会更加浮躁。有些高校，在学术评价体系上存在着一定偏向。听说某高校领导是工科出身的，认为理工科有比较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而文科则缺乏这样的评价体系，你说你取得了多大成绩，但我无法评估。怎么办？干脆就以“出镜率”来算吧！每年给了文科这么多钱，你们取得了多少成果，出的成果有什么价值，我没法衡量，我就看你有多少人在电视媒体上亮相，这样至少可以提高本校的“知名度”。这样的做法，是与媒体“共谋”炒作所谓“大师”，对“伪大师”流行和学风浮躁也要负一定责任。如果不刹住这股浮躁风气，正常的学术研究是没法搞好的，更谈不上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三、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真正的学术大师？怎样造就真正的学术大师？真正的大师越多，对学术的发展越有好处。有真正的学术大师引领的学术团队，才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才能形成世界知名的学派，才能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所以，伟大的时代呼唤真正的学术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是有战略眼光的。怎么造就一批真正的学术大师？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造就和培育学术大师成长的必备的自由环境。没有自由思想生长的空气和独立精神生长的土壤，是不会出现学术大师的。真正的学术大师，只能出现在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时代。有了“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土壤，专家的思想才能真正得到解放，他们的创造力才能发挥出来，他们才能有创造性的成果出来，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学术大师生长的必备条件。二是建立和完善学术大师生长与发展的学术体制。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体制化的研究，学者多是体制内的专门学者。现代学术体制对专家的养成和学术成果的出现，影响至关重要。在这个体制内要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并不是难事，但由于学科壁垒和体制所限，某领域的专家要成为学术大师，并不是容易的事。目前学术体制的诸多方面有问题，但最令人诟病的还是学术成果评估体制出了问题。因为学术成果评估与学术奖励是直接挂钩的，所以，对学术成果的评定，是学术成果奖励的前提，两套体制本质上是一致的。学术评估最大的问题，一是评价主体外行化，二是评估标准数量化。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比较多了，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能搞外行评议内行的量化考核，必须实行代表作制度和内行评议制度。只有内行才能评议内行，才有权威性。所谓量化，所谓刊物的级别，所谓转载率，都是建立在外行评议制基础上的。学术评议和学术成果奖励对学术研究有着引导性的作用，错误的学术导向会严重影响学术的正常发展。再这样下去，别说出不了学术大师，连真正的有造诣的学术专家都难以出现。自由的环境和完善的体制，一个是软的隐性的，一个是硬的显形的。有了这两个方面的保障，加上学者自身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
专家学者，古代叫读书人，近代以来叫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喉舌，是社会的良心。社会公众这样看重专家学者，并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有判断、有担当，是因为他是某领域的权威，大家信任并敬佩他。从这个角度看，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是重大的。作为学者，除了把自己的学问做好外，当然应该负有指导民众的社会责任。在媒体消费主义盛行和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学者参与到媒体中去发表言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学者一方面要专业化、高深化，研究最尖端、最前沿的领域，取得的成果不是多数人能够懂得的，或许只有少数内行的人才能理解；另一方面，学术还要大众化、普及化，您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最尖端的，但能否用“深入浅出”的通俗形式将其传达给一般民众？我看是可能的。学术成果的普及化和通俗化，同样需要一流的专家来做。建国后吴晗组织许多专家编撰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就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学者把高深的学问讲给社会民众听，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有益的。一个学者的职责，除了探索新知之外，还要传承文明。我从来不反对大众媒体采访和在媒体上“出镜”，但是要守住一条道德底线：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绝不能像某些主流学者那样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一个不能对自己言论负责的学者，肯定不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学者；一个没有社会担当的人发表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是不足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