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诗”及其它
附录是一行师的《哲理诗与哲学诗》一文。（现在，一行师建议以附录的形式出现，之后再重新贴出来。心里忐忑。。觉得是对一行师文章的不妥。）
最近的讨论，触及到了当代诗歌写作中绕不开的问题与新问题。除了给出我们自身的写作态度与看法，这个讨论中不同的立场都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当中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诗与哲学是一致的吗？第二，这是哲学诗吗？或者更有效的是，什么是哲学诗？第三，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否成立？关于第一点，诗与哲学的争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两者间充满了“古老的敌意”。而从古典到当代的语境，诗的处理对象发生了变化，这个争执尚未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仍在生成。有个清楚的前提是，诗与哲学是不同的。诗与哲学分享着两种思路，属于不同的节奏、语速与逻辑系统。对于诗与哲学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在此不再言说。
第二点是难以说清的问题，在当下的写作中也没有可以对照的方案。也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开始获取一个有效的讨论路径。基于自身写作经验/立场而对诗提出两种要求，一种是“回归诗本身”，诗应该处理自己的语言、节奏，诗与哲学是两种模式。这属于我们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常见且必要的自觉；一种是叶美认为的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即“对语言的崇高感”与“对诗歌的使命感”。自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轨迹来看，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可循的写作声音，“集体性”在当下也愈发式微了，更像是德勒兹说的“块茎”，或一座座没有起点的高原，同代人的写作整体上是“取消了道德，政治，文化等问题意识的写作风气”（叶美《我所遇见的诗歌写作者们》）。更进一步说，当代诗歌写作是否需要引入一个命名的身体是值得被讨论的。这个命名，在于对时代进行尚不成熟的担当。叶美的提问是很好的，也是没有定论的，这更多是一种关注、问题，是我们每个写作者都可能要面临的。当代写作多少意识到了承担与诗的关系，而责任意识不需要成为一种写作正确的态度。我们有不同的写作时期，每段时期内有不同的思考，但这折射出的是一个问题，即如何恢复我们的文本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紧张感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个人微小的经验必然是小的吗。另一方面，一个诗人，或者说一个好的诗人，最终是无法回避他的时代的。叶美看到了“行动”在我们当下的可能性，她肯定有行动意识的诗人，包括从她的评论中也可以发现这点。她对当代写作提出了建议，但决非希望用责任意识取代文本本身。就像布鲁姆对经典文学的守护一样，他反对纯文学变成文化研究的手段，而文化研究也要避免落入社会学的陷阱中。
马骥文认为“哲学诗”并不存在，将“哲学”“政治”“宗教”等元素与诗并列，其实是对诗的偏见。一首诗里只有“诗”，不存在可写与不可写的说法。王辰龙希望以诗“照亮自身的微火”，照亮我们当下所处的晦暗，或在“当下”与“过去”的空间中，“寻求某种旧日的对话”。
一行师就“哲学诗”写了《哲理诗与哲学诗》一文，从辨析哲理诗与哲学诗的异同及其各自的时代特性切入讨论，其实是对交叉的哲学史与诗歌传统进行了一次梳理，并对当代语境下的哲学诗提出了建构设想。我觉得完整的讨论路径生成了。在上述两个思路中我们发现了，两种要求是不相悖的，可以同时进行的，不冲突的。我们的讨论还是基于目前自己的写作经验对诗提出看法，也依然侧重于其中一种立场，一行师从整体把脉了“哲学诗”实践的可能性。同时，殊不方也有自己的判断：
诗人当然可以成为万物包括哲人，这是你作为一个诗人的要诀与要义，甚至可以说是诗人的本质，然而，成为万物之后呢？最终你作为一个诗人，仍然要在语言中显形，那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所在。
你说的“弗罗斯特那样富有哲思的诗”肯定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讨论的，因为谁也不能反对诗人的哲思。我这篇文章前面有个链接，那是文章的出发点和一种语境，我想讨论的是今天的诗歌如何处理今天的哲学。
广而言之，我甚至想讨论今天的诗歌应该如何处理诗歌以外的知识资源。今天诗歌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诗人和读者都有越来越强大的胃，但另一方面，我仍然不能认为，其他领域的知识资源可以不做转换地进入诗歌，并成为诗歌质量的凭恃——有时候甚至越多越错。
曾经，巴门尼德、赫西俄德、卢克莱修可以说他们写的是诗，用诗处理的是哲学，是神话，是文化的谱系，我不知道他们的同代人与后代人如何看待他们，但那种所谓的诗歌写作，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已经完全失效了。
（出自《用诗来写哲学，这既像是诗的自负，又像是诗的自卑》）
殊不方和一行师属于两种进入方式，但两者又巧妙地形成了呼应。知识资源进入当代诗歌是否合适，如何处理诗歌的经验容量，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接下来可能要关注的方向，而第三点“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否成立”也将同时被讨论了。
其次，就我私人的写作经验而言，诗不是完全的修辞术，也不是借哲学就能完成的。语言素有自己的尺度。但同时，写作与思考是联系的，文本总是需要接受焦虑与目光的。在前期，我想完成的是一个脱离修辞术的时期，如今很长一段时期，我想尝试增加文本的质感。我们进入诗的方式有很多种，如何在保持文本品质之外，察觉到自己那份模模糊糊的责任感，并终于开始审视，是一个写作者需要的、更高的承担。这些都是我目前的想法。
在这当中，我无法证明这三首属于“哲学诗”。标题取“哲学家系列三首”而不是“哲学诗系列三首”，也是这个意思。砂丁、马小贵与马骥文的看法，包括甜河说的“以哲学为母题”，也是我的看法。读德勒兹，读维特根斯坦，做阅读笔记，查文献，享受着纯粹的阅读体验，并且有许多困惑等着我去认领，有一部分便转化成了在这个阶段的思考，写作是表达。最终我想完成的是一个私人的诉求。我想尝试的工作是在诗中对话自己持续困惑的“主体性”。砂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个是对“后现代哲学”有无的判断，一个是在传统“主体”被取消后，如何在我们当下安置一个合适的自我主体，并完成自我写作。首先它们涉及到了对当代思维模式的理解，这是文本运行的语境和前提，甚至“哲学”在当代语境中也有新的解释。我焦虑的是尼采之后的“主体”是否是个伪命题，“后现代性”是否只是无法得到检验的碎片。哲学主体性被取消了，我们的当代生活是否充满不安？在这里，我想援引福柯在《僭越序言》中的一段话：
哲学主体性瓦解，并被散发到语言中去，而这个语言既将它逐出又将它复制，而这一切全发生在一个由于主体性缺场而创造出来的空间中，这或许就是当代思想的根本性结构。
这是福柯在纪念巴塔耶的文章中表示的。我害怕的也在这里。我觉得福柯是更消极的，德勒兹在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的文章中表示了和他不同的哲学态度，福柯的“身体”几乎是毁灭的逃逸线，但德勒兹依预设了一条相对积极的线，最终生成我们合适的“无器官身体”。福柯是更焦虑的人。我们在当代生成着、消耗着，我很担心“个体性”只是诗歌修辞上的策略，或多数而不是复数意义上的生成。如何将“个体性”转化成“主体性”，让这个“主体”有更充实的目光、承担，这是我目前想做的。
所以我不想做单纯的读书笔记的工作。不是先有笔记再有诗歌，而是将焦虑写出来后，对诗中出现的术语做了一个必要的厘清。文本是自身对处境一个笨拙的思考，它们是阶段性的，是我目前看到的，想去进入的、表达的。
问题便落到了这种写作方式上。文本不成熟，导致了很多争议。在这个阶段，如何将经验转化成个体语言（最初用的是“私人语言”，一行师指出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的论证已被广泛接受，建议换成“个体语言”），并且处理好文本和思虑之间的张力，是我想努力尝试的。写作的时候，对于知识背景不能承受要表达的内容的痛苦，和个体语言在能量上转化的有限，随时在经历着。这也是砂丁与甜河看出的问题，“把哲学话语与自我的生命历程融合得更灵动通洽，把野野式的语言磨合得更成熟，思想和语言间隔阂的地方能消除”，而甜河也指出了“在语词的微观层面上进一步限制自己的目的，讨论更细小的问题，拓展这种对阅读经验的转化，感觉会进入你更深刻的私人领域”。他们提供了许多启发，我想起奥登在悼念叶芝时说过的，“神话帮助叶芝把他的私人经验变成公共事件，同时也可以把他对公共事件的观点从个体的角度思考”（《以叶芝为例》），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写作的一个需求，或许对我们同代人来看，也有人经历着相似的苦恼。之后，我想继续进行同样的阶段，在经验与语言之间慢慢寻求一个合适的区域，不辜负文本的尺度。
2017.8.23
附 录
哲理诗与哲学诗
一行
哲学与诗的关系，一如夫妻关系，复杂而微妙。它们经常争吵，相互间充满敌意；又经常亲密如初，并在结合中诞生了众多子嗣。柏拉图以“造影、不善、无真知”来诋毁诗人，德国哲人（黑格尔、海德格尔）则认为诗是真理发生的处所。在当代语境中探讨二者关系的人，大多受德国思想影响，或追随浪漫派而声称诗与哲学应和解、结盟，或追随尼采而主张诗高于哲学与真理。如今，从哲学方向对诗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讨论已经够多，这里无庸赘言。本文仅从诗的角度来讨论二者结合的可能方式。
在一严肃诗作中发生的哲学与诗的结合，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哲理诗与哲学诗。前者指并不将“哲学思辨”作为诗歌的主要目的或明显特征，但又包含非常突显的玄妙或神秘之理的诗作；后者则指以“哲学式的思辨”作为诗歌特征或目的的诗作。
哲理诗与一般抒情诗或叙事诗之间的类型区分，主要体现在：哲理诗中的“理”需要以某种方式清晰显现出来，尽管它可以非常神秘；而抒情诗或叙事诗中的“理”，则被严密包裹在诗的形象之流与叙述细节之中，不能过于直接、清晰地呈露。哲理诗往往具有“教诲”或“说理”的特征，但这“理”又不能是概念化、理论化的，而一般是人生感怀、世故之道和神秘主义，且在说理之时需要以形象、譬喻和故事来辅助或承载。有一些诗介于哲理诗与抒情诗或叙事诗的中间地带，在抒情或叙事之间夹杂着许多感怀、教诲或沉思，比如弗洛斯特的部分诗作。还有一些诗本身属于抒情诗或叙事诗的类型，但在哲学性的阐释中却可以被理解为承载着非常浓重的“理”的成份，比如荷马、策兰、海子的诗作。此外，哲理诗也有古今之分。古典的哲理诗一部分是玄学诗，以古典本体论和宇宙论作为“理据”来进行玄谈，但又主要是趣味化的，而非严格的哲学思索，如中国魏晋时期的某些作品；另一部分是教诲诗，所说之理是作者希望读者认真接受的。而当代的哲理诗却有两种新动向：其一是大量游戏性质的说理，亦即诗中之理并不是严肃认真的理，而只是似是而非的、修辞性质的“理”（比如臧棣的诗）。其二，是当代的哲理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可称之为“分析性诗歌”（又称“社会学诗歌”），其哲理或观念来源于现代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诸种视角，但在诗中得到了高度修辞化的改造和变形（如钟鸣和欧阳江河的部分诗作），诗中一般不会直接出现哲学概念和术语，而是将某些形象改造为具有揭示力和分析性的“概念-形象”（如钟鸣的“椅子”、欧阳江河的“广场”等等）。
哲学诗亦有古今之分。以西方而论，巴门尼德、卢克莱修是古典哲学诗的典型例证，他们本身就是哲学家，而且以诗的形式来进行严格、深密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诗在当代基本上没有对应物，勉强来说，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算得上《物性论》的同类，但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当代不少哲学家（欧陆的）的思考是非常诗意的，如柏格森、海德格尔、薇依、德勒兹等人，但他（她）们很少创作诗歌，更极少写作哲学诗（薇依的部分杰出诗作是“宗教-哲理诗”，而海德格尔的诗作水平极其有限）。这一现象（古代有哲学家所作的哲学诗，现代基本没有）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古代哲人有“占先优势”，他们可以不加详细论证、甚至毫无论证地抛出哲学命题，这些诗性的命题会在后世得到严肃对待，而现代哲学家已失去这样的特权，他们再用“诗”的方式写作会受到同行指责。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诗体或箴言体思辨，基本上不可能再被今天的哲学家效仿（尼采是仅有的例外）。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古典诗歌的韵律、体裁和语言方式，按罗兰·巴特的说法，其实是散文性质的或平面延展性的，它对语言的内在浓缩度、结晶度、爆破力和新异性要求并不高，这种“内在散文”性质的诗歌语言与概念语言的冲突并不那么激烈，使得哲学思辨较容易在其中呈现。而现代主义以来，诗歌对语言的要求表面上是散文化了（不再押韵，自由体），但实质上更加严格地诗化了——当代诗对修辞密度、语感力度和新异性的要求，较之于古典诗歌的语言要高得多。这种新的诗歌语言（强调感性的饱满与新异），与概念语言之间几乎是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如今，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哲学家们绝大多数都不再有能力写出当代意义上的诗歌了，因为他们的专业素质主要集中于论证训练上，在修辞和语感方面已跟不上诗歌的要求。
因此，今天的“哲学诗”，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诗人创作的，而非哲学家创作的。要写哲学诗，其前提当然是诗人必须学习或热爱哲学思辨，并认真阅读过大量哲学著作。那么，诗人如何创作出“哲学诗”呢？这里也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诗人具有形而上学的雄心，试图取代或冒充哲学家，在诗中创建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神性写作”的某些诗人就是如此。这种情形的诗人对诗和哲学的理解，在骨子里都还留在早先时代（古代或近代），因为那种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那种企图用一个体系囊括整全的野心，都是古代和近代的产物。这种“形而上学诗歌”，在语言方式上是神话叙事与概念思辨按大致相当的比例进行混合；如果写作者能力不够，会出现概念语言的膨胀和泛滥，导致诗作失去基本的丰盈度和感受性，而变得抽象和枯燥。第二种情况是，将哲学思辨混合在哲理诗、抒情诗或叙事诗之中，创造出一种介于哲学诗与哲理诗之间的类。这样的情形，发生在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身上（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也勉强可以列入）。荷尔德林算“半个哲学家”，他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思辨（如《判断与存在》这样的哲学短文）；其写出的诗作虽然大多属于抒情诗或颂诗，但其中掺杂了相当成份的哲学思考。这些诗中的“理”，虽然有形象、譬喻和神话的辅助，但从中显露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秘主义或人生感怀，而是真正的、有其完整性的哲学。因此，荷尔德林所写的并不是哲理诗，而更接近于哲学诗。里尔克的情形则与荷尔德林并不相同，他的诗作大多属于哲理诗和抒情诗，但《杜伊诺哀歌》中的沉思却因其完整和庞大而超出了哲理诗的范围，必须被纳入到哲学诗之中予以讨论。这第二种情形由于诗人需要对诸体裁进行混合，同时在形象、抒情、叙事和思辨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对诗艺和哲学能力的要求都很高，不容易写作成功。大多数模仿荷尔德林走这一路线的诗人会发现，自己无论是诗艺还是思辨能力，都与之相去甚远。第三种情形，则是将当代哲学的理解方式和概念语汇渗透在当代诗的语言感受力之中，不再追求体系性的形而上学诗歌，也不再像荷尔德林或里尔克那样进行一种完整、有神话背景的诗歌思辨，而只是在一个片断或局部中塑造出“哲学语感与诗歌语感的混合物”。这类似于从哲学之思的江中舀出一勺或多勺“概念之水”，将其装入诗歌的瓶子里，并添加诗歌语言的作料和调味品，最终调制出带着特殊语感的“概念-思辨汤”。这样的哲学诗，可能是对某哲学家、哲学著作思想的移用或仿写，也可能是对自己发明的思辨片段的诗歌式呈现，还有可能只是对哲学的局部戏拟。但它们要成为哲学诗，概念语汇就必须占据主导位置，形象和叙事只能是辅助。这种局部、片段性质的“概念诗”，是将某些哲学概念从严格的哲学语境中移置出来，进行脱敏或脱脂化处理，使之被诗歌语境、语感、语速和语流同化。因此，它们虽保持着哲学概念的外观，但在阅读时的滋味却被完全改变了。
当代的哲学诗如果可能成立，基本上只能采取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相对来说，第三种情形要更容易成功一些。毕竟，绝大多数诗人都无法像荷尔德林那样既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辨，又有诗歌语言方面的天赋和力量。不过，第三种情形也有自身的弱点，那就是容易形成套路或程式——那个装着“概念之水”的诗歌瓶子，可以很方便地按某种型号和风格生产出来；而对“概念之水”进行加工的作料和调味品，以及调味手法，在每个诗人那里也容易固定。因此，写作者仍然需要不断反思和破除自身的套路，对业已熟练掌握的那些手法进行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