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秀琴丨故乡会故友
电话终于打通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请问你是哪位？”
我习惯地叫了他的乳名，感觉这样称呼更亲切。
“大姐……”他马上听出是我，“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昨晚，当敲开母亲的家门，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也是满眼噙着泪这样问我。心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揪住了一样,扯得生疼,随即，一股酸楚从心底涌到眼窝。也许是一种难言的思乡情结，也许，是其他原因作祟。和栋英见面，实在是意外，下午，我才从弟弟口中得知他回来的消息：“什么时候走？”我在电话里问。他说归期未定，打算多待一段时间。是啊，从地球的另一半转回来，确实不容易。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问候，再接下来，就是请我明天去吃饭。我说：在电话里说说话我就非常高兴了。
他说：那怎么行，你是我心中永远不倒的大姐。一定要面对面聆听你的声音。
听了这句话，嗓子有点哽咽了。这年头，人们都匆匆忙忙地各忙各的事，谁还有心情听你说话？既然是这样，我就直言说，吃饭免了，只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品尝一回故乡的茶。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难得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体味静谧，体味那种从杂乱的氛围中走出来的心境，让浮躁的心作一次小憩，让所有解不开的心结，理不清的思绪，斩不断的红丝带，擦不干的相思泪……都浸泡在沸开的茶水里。
栋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约定明天下午不见不散。
放下电话，仔细回想着和栋英的最后见面，那是2009年的秋天，他从加拿大回来探亲，我正好从广州回来要去内蒙古大学参加文学研究班的考试，栋英得知这个消息，在家里预备了满满一桌饭菜，给我接风也为我庆贺，我说只是去参加考试，能不能录取还是一个未知数，他说，一定能，相信自己，相信这几年你积蓄的能量。就凭这句话，我毫无顾忌地踏上去呼和浩特的火车。最后，在激烈的竞争中，我终于如愿以偿，当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栋英已经回到了加拿大，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在太平洋彼岸为我祝福。
时间一晃就是四年，他的消息我断断续续从弟弟的口中得知，我的消息也是弟弟给他传递，他毕竟是弟弟的发小，又是同学，我们都是在集宁桥西木材加工厂大院一起长大的玩伴，房前屋后的邻居。栋英是我们院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院里的孩子羡慕学习的榜样，一提起他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后来，已为人妻的我很少回到那个院里，即使回去，也很少去顾及少年时接触的人和事。有一次偶然听弟弟说栋英已经拿了绿卡，在加拿大定居了。听了这话，我倒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说，是鹰总要高飞的，因为上帝给了他一双飞翔的翅膀。
2004年春天，栋英回来了，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浑身透着学者气质的加拿大华人。各自看着站在面前的儿女，才知道我们已经老了。儿时的梦想与希望似乎只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除了尽心尽力去培养他们成人，似乎别无他选。那时候，我正在集宁一中宿管处当生活老师，一边工作一边陪读高中的儿子，没想到，栋英的儿子也在一中，和我儿子是同届学生。他得知我在陪读，于是，就直截了当提出，让我也当他儿子的陪护人。此时的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了栋英家里所遭遇的灾难，他虽然没有和我细说，但我能够看出，他内心的许多无奈和无法诉说的苦衷。于是，很果断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栋英为两个孩子安排了住处，我担起了陪读他们的任务，一个儿子一个侄儿，一个叫妈妈，一个叫姑姑，在那座简易楼里，我陪着他们生活学习，一天天细数着高考来临的日子。2005年秋天，两个孩子终于都走进了大学。当我决定陪儿子南下广州的时候，只和栋英在电话里匆匆告别。这样，一走就是五年。此后，关于他的消息，他关于我的消息，都是弟弟给传达，我们之间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真是天涯处处有净土，相识未必能相逢。
夏日的午后，刚刚下过雨的天气，微带凉意，十字街头，我与栋英见面了，两人没有太多的寒暄，直奔主题，喝茶去。故乡的街面虽然不算繁华，但整洁干净，一切似曾相识，但又面目全非。双脚踏着这块曾经哺育我的热土，心却被一种少有的陌生笼罩。许多事是永远无法回头，也无从回望的，许多话在语言的尽头，也是无法诉说的。我们默默地走着。故乡的天很蓝，风晴丽日，两人在这条主街漫步，走到大街尽头，还没有看到茶楼，他问我，集宁有茶楼吗？我说应该有，但不知道在哪里。说完此话，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两个土生土长的家乡人，却找不到一个喝茶的地方。我们慢慢又转了一条街，终于，找到了一家名曰“常青藤”的茶楼。
推开门，只见顾客寥寥无几，可见，故乡人对酒的垂涎远远胜过茶。环境算不上优雅，格调俗气，狭窄的空间，对放的沙发中间是一张工艺粗糙的小方桌，这样的布置和设施，倒像是专门给喝醉酒的人准备的，可以随时躺卧。这就是茶楼，我俩无奈地坐在那张陈旧的沙发上，如果放几把古色古香的红木椅子，比这沙发高雅许多。栋英说，缺的不是红木椅子，而是一种内涵的文化气质。是啊，内涵的文化气质不是用物质装饰出来的，那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化渗透和熏陶。这里，进而言之是个休息的场所，喝茶也只是来消化一下喝进肚子里的酒。这不能不说是南北之间的一种差距，一种观念的悲哀。
空气似乎变得厚重了，感觉压抑，于是，栋英起身打开那扇推拉门。心里透亮爽快了许多。我选择了茉莉花茶，用开水把茶洗了一遍，再倒水冲泡，味道有点苦涩。我和栋英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喝吧，再没有味道也是故乡的茶。”我说，在广州的时候，常常想念故乡的酒，茶文化是属于南方的，你看那潮汕人喝功夫茶的讲究北方人永远也不得要领。但北方人酒桌上的豪气和爽快，南方人也望而生畏。
栋英又问我，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笑笑说，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父亲走了，醒来后，就打开网买票，就这么简单。他说在加拿大时候，也常常做这样的梦，想回家，想见亲人的面，但回来了，又想走。我也告诉他明天就走了，心里乱乱的难过，我怎么也想不到，心情一下会变得如此糟糕，如此无依无托，无所适从，怎么啦？我在问自己。
茉莉花茶刚刚泡开，我和栋英就随意聊起来，无主题，无目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漂泊生活，事业、人生、追求、归宿……往事，宛如盛在杯子里的茶，苦涩中透着香馨。突然，栋英话题一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专门研究制造各种锁的科学家，有一天，他要到自己的别墅去度假，驱车到了门口，却突然发现忘记了锁的密码设置，于是，他打不开自己发明的这把锁，也进不了属于自己的家。他自己把自己锁在了门外。这件事突然让他醒悟了，于是，他把所有的家产全部拍卖了，隐居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过起了田园生活。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找到了一份宁静和幸福。
我的归宿在哪里？“你没听说，有一种鸟一生下来就开始飞翔，直到死亡的那一天才落地。”说这话时，有点伤感。
“看来，我们不飞也不行了，天生大概就是那种鸟儿。”他的神情也是茫然中略带颓废。沉思片刻，突然将话题转向我：“你的终迹应该有两种，绝望了和想通了。”栋英突然说出这样两句话，“这两种结局都不是我希望的，也不是你身后的人希望的，但你又不是那种为活着而活着的人。”
理解万岁！我端起杯子，想把过去的痛，当作一杯茶慢慢喝下。
“你说三毛是想通了还是绝望了？”我突然又问起这个问题。
“我想她应该是绝望了。”
“走远了，我们还能走回来吗？”
“也许，我们是用自己的锁把自己锁在了门外。就算回去了，也找不到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栋英的话突然解开了我的心结。绝望和想通了这两种结局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很想告诉栋英，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着无落。其实，我对故乡的眷恋，也就像这杯茶似的，越渴越想喝，越喝越淡越不想放手。那颗备受煎熬的心，在无尽的岁月里炙烤翻滚，不停地涤荡着我。曾经多少次，月夜独坐，饮一夜清苦的茶，轻轻的，静静的，回忆一段往事，咀嚼一种心情，欣赏一抹风景，思念一位朋友……于是，心头积满的忧郁被稀释，悲痛与感伤被抚平，尚有多少哀愁和沉重也被甩掉。
栋英大概看出我的忧心忡忡，他不断给我斟茶，不断安慰我，希望我快乐，也希望我尽快改变自己的活法，不要用自己的锁把自己锁在门外。我端起杯子：“我们都不要把自己锁在自家的门外。”
但心的锁谁能打开，只有心知道。我渴望着，在这个碧空明净的五月天，再看一眼昨天绿过的风景。
走出茶楼，已是满天晚霞，风儿，带着丝丝幸福的味道，从故乡的上空穿过，我似乎等待了许久。原来，故乡仍然是我们心灵里牵挂的一份情结，也曾经是我们彼此在梦里呼唤过的名字。挥一挥手，一辆计程车过来，我和栋英告别，下次再见，不知何时。
十字街头，在亮起的绿灯下，有些东西模糊了我的双眼。
作 者 简 介
郝秀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词协会理事，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自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出版散文集《六合琴声》《漂泊羊城》《等你，在最初的地方》，中短篇小说《参商情缘》长篇小说《血之梦》《 雪伦花》《浮云若梦》。2012年10月，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青年文学研究班毕业后，直接漂泊到北京，历经艰难创办了北京文悦时光文化传媒公司，出任总经理、图书总策划、主编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