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她关闭了这座投入百万元建成的民间放映馆
前言：因受长期运营压力和今年持续数月的疫情影响，坐落于深圳龙华区，专注于艺术电影放映的蒲公英馆（包含蒲公英馆放映厅，蒲公英电影资料馆、导演俱乐部）无法支付高额的房租和持续经营，将永久性地停止营业。
蒲公英馆的负责人林思新近期通过公众号发布了文章：再见，蒲公英馆，向所有帮助和参与过蒲公英馆建成以及系列活动的朋友告别。
2018年，导筒便曾经采访过林思新，当时她的短片在上海酷儿影展获奖，之后她便前往深圳筹建蒲公英馆，2019年，导筒也曾在深圳与蒲公英馆联合组织了十余部独立纪录片的放映。在这样一个疫情阴霾还未完全退却的初夏，我们也和林思新进行了一次全新的采访，也让我们一同了解一座民间放映馆成立与消失。
导筒：当初为什么会想在国内成立一个放映馆？为什么会选择深圳这个城市？
林思新：因为我在美国学电影的时候被美国不同定位的电影院设置所震撼到，原来一个国家的电影院还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别，可以有普罗大众都常去的大型商业片电影院，可以有专门放艺术电影的电影院，还可以有专门放映经典老电影的电影院，甚至是类型片电影院。而且美国独立电影的创作氛围也发展得很完善，具有自己一整套的创作、融资、放映的良好条件，这让当时还在学电影的我就暗下决心将来回国后也要振兴中国的独立电影，为中国独立电影事业做出一些贡献的想法。
回国后选择深圳这座城市开一家独立电影放映室是因为觉得深圳这么大的城市，常被人说这座城市没有文化，是一座文化沙漠，所以身为深圳人的我也很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可以集结一帮同样喜欢电影的年轻人为这座城市增添一处文化交流的场所。而且深圳本身老品牌的电影放映组织就有声色场所，小津概念书房、迷影荟等，这些前辈们已经在深圳坚持了十几年的独立电影放映，能够加入他们一起在这座新兴的城市展现独立电影的魅力让我觉得很荣幸！
导筒：过去你们组织了很多艺术片的放映活动，如果回头总结，觉得有什么收获和遗憾？
林思新：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我们大大小小一共放映了60多部影片，举办过两次独立电影专题放映的小型影展，和11期的华语独立电影百人计划。共有15位电影嘉宾出席了我们的放映交流会。这个过程是很让人兴奋的，每一次的放映我们都精心准备，时常是十几个人准备一场放映交流活动。
在整个过程里，我们不仅结实了一批热心肠的志愿者，而且在每一次嘉宾过来分享的时候都能够学到很多新知识，也补充了很多现在行业里的信息。这对于我们团队的个人成长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当每一次来参加放映交流活动的观众用热诚的眼神看着我们并和我们说感谢的时候，那一瞬间所有辛苦的付出都觉得值了，不得不说，观众对于独立电影的喜爱是让我感觉最欣慰的。
尤其是有很多观众在最起初只是因为好奇“独立电影”，觉得这是他们没有看过的片子而过来猎奇的，再到后来他们喜欢上独立电影，并还有再重新回到我们场馆来观看独立电影，这个过程让我恍惚间觉得自己是个“传道者”，虽然这从本质上只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培养而已。
遗憾的事情是这个培养观众对独立电影从认识到喜爱到过程是非常漫长了，而且我们每一次的放映基本上也是贴钱在做。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独立电影影片创作的背后的故事，我们每次都是把影片的创作人直接邀请到深圳来分享他们的作品。所以这就让每一次的放映成本大大地增加了。
由于我们的场地地处龙华区，远离深圳文青和电影爱好者们的聚集地，所以很多原本对影片感兴趣的观众会考虑到距离遥远而不过来参加活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场馆127个座位的上座率都不能达到一半。有时候甚至是少到只有十几个人来观看。除了嘉宾的差旅费，每日高达将近2000的房屋租金和固定员工支出让原本就少得可怜的门票钱更显得让人力不从心了，所以几乎每一场放映都是在贴钱做的。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个乌托邦的梦想大家都觉得很美好，但是掌声和赞美背后只有我们自己在为梦想买单。
导筒：除了放映部分，你们还有其他一些板块，最初是怎么构想的？
林思新：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做电影放映来认识影片资源和人脉资源，影片资源集结起来为后续的电影节铺路，人脉资源一部分放进电影节里，一部分吸纳成为我们的电影教育的师资，通过电影教育来盈利滋养电影放映，通过电影节来扩大企业影响为电影教育和电影制作提供养分。
同时开设一个咖啡厅给来观影的人提供饮品和小吃，赚点周边补贴放映的基本开销和场地租金。做成一个集合影迷、电影创作者的电影交流集中地。但是很遗憾，我们开展电影教育板块太过于晚，招生遇到了生源少的困难，造成了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说不好听点，面子和掌声赚足了，钱包却是一天天瘪下去。
导筒：你们的团队大概是怎样分工的？
林思新：我们的创始人团队一共三人，我是主要负责片源和嘉宾的联络与提供，还有公司的整体方向的把握。我的搭档Vanger是负责美术排版，嘉宾到达后的接待，所有的技术支持，和放映日的人员统筹等；另一位搭档袁小姐主要是负责管理公司的餐饮部门日常工作，整个公司的人员管理等一切日常运营事情。看得出来，我们缺少一名很了解电影商业运作的伙伴。因为在外人看来，我们三个创始人都太佛系了，太不把赚钱当一回事了。
导筒：筹建文化类的使用场馆和开办公司，政府有提供一些扶持吗？
林思新：当我们已经在龙华区开业了后不久，隔壁的宝安区出台了一系列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电影文化企业的扶持和各种的补贴。很遗憾，当时我们已经花了一百多万装修这个场地了，是无法搬到宝安区去的了。龙华区我们没有找到类似的扶持，有一些我们打电话问过了，不是不符合条件就是暂时没出台这类扶持。
龙华区是深圳的新区，尚处于抓紧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的状态中，文化这块的扶持相比于其他的区弱很多。当时我们选择在龙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求找一处有6米挑高而且没有柱子遮挡的地方作为放映场地，而且不要铁皮棚，必须是钢筋水泥建筑。这样的场地非常难找，在南山和宝安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场所。在龙华找到了这样一栋独栋的建筑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场地规划的需求，因此我们就把这栋原本是工厂配电房的纯毛坯建筑改造成我们的场馆了。所有的场馆设计都是由我搭档Vanger和我一起设计的。
导筒：过去的放映过程有受到过什么外力干扰吗？
林思新：过去一年里，我们没有收到外力的干扰。首先，我们放映的独立电影都是获得了创作人的授权，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纠纷。第二点还是龙华这个地方的特点，这个区本身就是比较重视经济发展的，所以原本就没有什么民间文化活动，也就没有什么来查我们的放映和管制我们放映的那些人了。
每一次我们的放映都会打印一张4个平方的喷绘布放在我们院子里宣传，每日城管都会过来检查园区，也从来没有干预过我们。而且天气炎热的深圳，我们只要是不下雨的天气就会在我们院子里放各种免费的露天电影（商业片为主）给路人看，久而久之，隔壁的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专门上门来要求我们的露天电影放映一些爱国题材电影，抗战题材电影，少放美国大片，我笑着跟他们说“好呀，没问题呀，宣传爱国思想是我们的光荣！”算是很和谐的一种共处方式了。为了和社区搞好关系，我们还提供场地给他们做街道相亲会，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
导筒：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放映是哪一场？
林思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蓝宇》那一场，那一场的宣传稿仅在公众号发布，没有进行其他的宣传。这一场我们非常慎重，保持了比较低调的宣传方式。结果报名情况意外地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片子。
制片人张永宁老师是一位非常睿智博识且风趣幽默的前辈，接到他后，他跟我们说“我一直觉得现在像一场梦一样不真实，《蓝宇》曾经在北京和成都的放映都是在卖完了票后被有关部门叫停，不许举办，想不到这次深圳这场首秀竟然被我们几个年轻人顺利地开展了。”
2019.9.14 《蓝宇》放映
这场放映，有几位观众是专门从东北飞到深圳来参加的，还有不少从广州、东莞过来的观众，他们对于这部影片的喜爱让我们都感觉很欣慰可以为他们做这一场放映交流会。永宁老师也是在我们场馆的交流会上对外宣布了《蓝宇》这部电影即将推出蓝光修复光碟，这个消息对影迷们来说真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近期我刚和永宁老师联系过，他说《蓝宇》的蓝光碟将在明年推出，而且明年这部电影将作为经典放映影片出现在某个欧洲电影节上。这个消息，还没正式对外公布。
导筒：疫情突如其来，对你们肯定也是不小的打击，这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林思新：疫情比想象中要持久，所有的行业都大部分复工复产了，而电影放映场所到如今都迟迟不能开放。面对着半年不能经营，我们再也无力支付房租和支付这么多员工的工资。所以只好盘掉了整个场地。
导筒：之前投入了多大的运营资金，目前放映馆的场地如何处理？
林思新：之前总共投入了250万人民币，因为整个场地是从一栋废弃的配电房开始改造，没有水，没有电路，没有网络布线。尽管整个装修风格我们都已经是做成最简单的了，但是室内外一千多平的场地也是花了70多万在装修上。
还未施工前的蒲公英馆
影厅里的投影仪是用了二手的美国科视影院放映机，全新的7.1 JBL音响，设备花了几十万，开业前就花了160万左右了。目前整个场地和我们的两家公司都已经用白菜价贱卖给别人了，亏了钱，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交到了一群有趣的灵魂，这么漫长的人生路，说不上到底是亏是赚，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后，还能笑笑着说这次的学费有点贵，呵呵。
蒲公英馆使用的放映机
导筒：你会如何评价深圳这个城市？
林思新：深圳这座城市充满了潮气蓬勃打拼的氛围，来这里创业和就业的人特别地多，大家天南地北地涌进这座曾经的小渔村，让这座城市快速地崛起和发展。很显然，来这座城市的人是为了奋斗出一片光明的前程，这是核心动机。
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因为贪图来享受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而来的，深圳，不太适合喜欢安逸的人来漫游。所以大多数的深圳人的日常生活都是沉浸在打拼事业和前途的状态中的，文化娱乐与艺术追求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精神享受，对于大多数来深圳的外地打拼者，这种享受艺术享受文化的习惯还是会被现实原因给束缚住。
去往大城市打拼的人，能够真正扎根下来，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的，毕竟还是少数。很多人在深圳贡献了他们的青春与热血，最终还是没办法在深圳买上一套房子扎根下来，那么就很难去照顾到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享受和满足了。要让一座新城市拥有一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且能够沉淀出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那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深圳来说，所有在坚持文化与艺术产业的这些人都是开创者，在这条道路上被牺牲在沙滩上的浪花比比皆是。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可以很直观地体现在它对于文化和艺术的重视程度，自由且多样化的文化与艺术发展样貌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自信和雍容淡定的盛世之态。
导筒：这次放映馆的关闭，对于你来说，会对艺术电影产生某些质疑或者其他思考吗？
林思新：还是会有一些思考的，而且现在对于某些观点的看法和创业之前截然不同。我在创业前想着的是怎么振兴独立电影，怎么去为中国的独立电影做些事情，怎么去帮助一些年轻的独立电影导演增加他们影片的曝光机会。
现在我开始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做好独立电影的推广和制作，而是拍出好片子。一个好的故事才可以打动人心，脱离观众脱离大众审美地去做完全的自我表达，那是搞艺术，而电影这项艺术不同于画一张油画，做一个手工艺品，电影的制作成本大多数是创作者本人无法一个人一力承担的。那么当你去融资或者拿投资人的钱拍摄一部电影的时候，就该好好地思考这部电影除了对你自己一个人有创作的意义外，对其他人有没有意义。
如果整部电影只能满足你一个人，那么就用自己的钱拍，不要拿别人的钱去满足自己一个人的欲望。有一些独立电影人只想满足自己的这种想法，现在在我看来是不太能接受的。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告诉大家他的审美是另一种姿态的美好，并且同时也能够获得观众给予的票房回馈，例如毕赣的《路边野餐》就是典型的例子。这部电影既表达了导演所想要表达的情感，也令人刮目相看。有趣的灵魂和好片子总是会发光，如果一个独立电影创作者都拍了好几个片子都没获得广泛认可，那么我会建议他先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片子是哪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实在是没天赋的话，及早去探索自己的天赋点。毕竟电影这一行，促成一部电影的成功的运气成分总是少于实力。毕竟电影界的梵高还是几乎很难遇见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独立电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故事说好，把片子拍好。真能把片子拍好了，投资人要给你一大波钱再去拍片子，你也是有能力拿着一大笔钱拍出你真正想要拍的故事的。
导筒：现在回过头来，你会后悔之前决定做放映吗？
林思新：不后悔。这一路成长学到的经验和认识到的人将成为我毕生的财富。当自己真正投入了时间、经历去认真做一件事情后，可以帮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的缺陷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我们总是从弯路慢慢地走到大道上的，一生平坦直达终点，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和沿途的风光。
而且我还看了很多很好看的片子，收集了几千部电影和获得了几百部来自影迷赠送的DVD，至今都很感激这段经历。
导筒：之后会有怎样的打算和规划？
林思新：接下来我会先沉淀一下自己，将手上还没有剪完的两部片子做完。然后进入剧本创作阶段，一直以来都有自己想要拍摄的影片，只是之前不够果敢，一直没有开展。现在觉得是时候沉下心来创作，借着这段空闲时间也继续学习。未来还是会继续进行电影创作，并且乐于去各个剧组学习经验和做些事情。
导筒：作为电影专业的毕业生，你有能力从事电影产业其中多个领域，也包括之前的放映部分，多个你觉得未来国内的艺术片和独立电影会有怎样的发展？
林思新：近几年来艺术电影上院线大屏幕的数量是明显增多了，而且也有一些经典的电影又重新回到了电影院放映。这对于艺术片和独立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趋向良好的发展方向。艺术片和独立电影的审查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影片的尺度和选材的范围还是严受管控。艺术片和独立电影在国内的发展第一要素还是得看国家对于这些类型的影片的管控措施和态度。
第二因素在于业内投资人和制片人对于这类影片的投资兴趣和胆量，当大量具有独到眼光且有丰富资源的制片人愿意进行艺术片和独立电影创作的时候，这类影片的产量和质量就可以获得提高。
第三要素在于影片的质量，伴随着电影专业毕业生的增多（国内的和国外的），电影创作的质量肯定是大幅度提高，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很看好的事情。第四要素在于媒体宣传造成的观众认识度提高，当观众对于艺术片和独立电影的认识度提高后，愿意进电影院观看此类型影片的人数增加后，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就可以有比较健康的商业转化率了。说白了就是政策+投资+质量+观众，这样就可以形成比较好的发展趋势。第一要素不通畅，下面的都不好推进。
末尾，感谢一下导筒的采访，也衷心感谢一下各位曾经关注过我们并且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希望仍在坚持创作的各位独立电影创作者们可以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扬，落地生根，野蛮成长！
2018年10月28日，【导筒现场】曾展映过林思新的4部作品，令人唏嘘的是，当时这场放映的场地以及我们发布推文的公号都已不复存在，林思新在过去的2年也用自己的行动经历了一段令人敬佩的艺术电影放映实践之路。
林思新个人自述：我出生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9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渗透，我试图去认清“我是谁”这个问题和如何与他人产生联系。我曾经就读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大学期间，我成天沉浸在绘画，舞台表演和导演戏剧的快乐之中。最终，我选择了电影作为我艺术创作的主要媒介。从个人独立的架上绘画到与剧组团队一起在荧幕上“绘画”，这种创作方式的改变确实充满了挑战和未知数。在刚到美国学习电影期间，许多新鲜事物快速地填满了我的日常生活。在那时美国文化颠覆了我多年来对世界的认知，而我，完全把自己淹没在思乡的情绪里。不同文化的冲击迫使我急切地需要找到一条生存的缝隙。整体来说，我成长过程中到处随父母迁徙的不稳定生活引领着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停地探讨关于人性与社会的问题。基于此点，我持续不断地观察自身和调节自己去适应周遭的环境。也只有艺术可以将我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并且解答了我对自身和社会的一些疑问。艺术同时还能化解我的孤独，并鼓舞着我不停地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蒲公英馆《大象席地而坐》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