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as born in Brussels and that’s the truth.
“我叫香特尔·阿克曼，我出生在布鲁塞尔。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香特尔·阿克曼
15岁受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启发决心开始电影创作，25岁用影响了几代电影人的《让娜·迪尔曼》贡献了“女性在电影史的第一杰作”，香特尔·阿克曼无疑是个天生的导演。女性、犹太人、女同性恋，多重的社会议题身份经常让阿克曼被习惯性归入各类标签，但她真正承认的只有电影对她的合法性——“电影是摆脱身份界限的自由生成领域”。
“当人们说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电影语言时，就像说女性只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崇尚多元的阿克曼从来都不把自己简单纳入到女权主义电影人的范畴，她不代表任何形式的银幕权力意志，她也不爱权威的理论话术。2000年阿克曼的《迷惑》在巴黎放映，Q. & A.环节有一位年轻女性以相当晦涩的学术话语举手提问，阿克曼尖锐反问：“你是这样和朋友说话的吗？”女人沉默，阿克曼坚持质问，这个问题是否代表了当下年轻女性在现实生活的说话方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和自己对谈。
阿克曼用特殊而脆弱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电影里，理论无法概括她，故事不能叙述她，她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简单的“母亲的女儿”。2020年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影展「女性主义电影:尚塔尔·阿克曼70」Feminist Film:Chantal Akerman70单元将展映三部风格迥异的香特尔·阿克曼作。我们期待每一位观众，能够在阿克曼虔诚而自由、乐观而批判的表达中，共鸣出属于自我和时代的影像力量。
Les Rendez-vous d'Anna (1978)《安娜的旅程》是一部在内省和观察后，仍未解决任何问题的公路电影。安娜是一位28岁的电影制片人，也是一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屠杀幸存者。整个电影，她都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互动：一个迷恋的男人、前未婚夫的母亲、沮丧的火车乘客、安娜自己的母亲、她巴黎的情人。影片开头固定镜头里的电话亭视角没有提供任何故事，阿克曼告诉大家，安娜不需要观众的陪伴，也不需要漂浮的互动对话。在乏味的旅行中，阿克曼为观众真诚展现了在挫败和忧郁的包围下，女人是如何用坚定不移的优雅去抵抗孤独的吞噬。
《安娜的旅程》Les Rendez-vous d'Anna (1978)阿克曼与母亲格外亲密，这是她所有电影的唯一母题。在这部1970年代的纽约视觉人类学文献里，当阿克曼朗诵起母亲写给自己的诸多信件时，我们意识到，纽约的外乡人——阿克曼正在主动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职业规划：我在这个城市工作，我需要与母亲保持节制。阿克曼从未朗读过自己给母亲的回信。在画面之外、职业之中，她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她通过摆脱家庭生活的爱意和束缚感，去实现都市职业女性人性化的抗争和牺牲。
《家乡的消息》 News from Home (1977)
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 (1975)年仅25岁的阿克曼，用中年寡妇3个多小时擦浴缸、煮咖啡、做肉饼的厨房纪实震惊了世界电影史，也让这部鼓励观众忍耐日常的完整电影成为《纽约时报》笔下的“女性在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杰作”。严谨与动荡，稳定与崩溃，日常生活的精微异常，推动让娜走向了结局，也引导观众认知并确定了阿克曼的影像标签：女性幽闭的家务厨房空间，可以是私人艺术空间，也可以是公共政治舞台。
《让娜·迪尔曼》
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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