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论 | 我们只想拯救自己,而不是古典音乐

我们只想拯救自己,而不是古典音乐

撰文 / 田间


最近有一篇文章《中国将成为古典音乐的拯救者》被网络疯转,估计又是一篇10万+。读完后觉得颇为疑惑,因为文章并没有回答中国将如何以一己之力去拯救西方古典音乐这个命题,只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典音乐是如何从一个“高危行业”变成一项部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过程,几乎有一半篇幅在诉说傅聪的倒霉、诉说改革开放前的简陋往事。

如果说到“拯救”,文中只举例了一个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它本来破产了,因为中国向它敞开了演出舞台,使它转危为安。不说费城交响乐团的转危为安是不是只有中国舞台的功劳,明摆着的就是费城交响乐团不等同于西方古典音乐世界,就算能够拯救费交,也不能因此推断就能拯救全世界的古典音乐,全世界的古典音乐目前根本也不需要去拯救。

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演出

追根朔源,该文首发在“腾讯大家”上,原文标题是《从一穷二白到拯救世界,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变迁》,是篇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文章。如果就是这么个标题,这篇文章绝不会有“10万+”的魅力,但标题党给动了手,把现在完成时态的话弄成将来完成时,《中国将成为古典音乐的拯救者》,振聋发聩,高度符合流行的膨胀思维,一下子炸爆众人眼球。

即使是原文的那个标题,也颇为蛊惑。我们不是上帝,能拯救得了什么呢?我们能拯救的其实只是我们自己。

一个叫田文昌的青年,在十年动乱中苦学小提琴

1974年,我还是个小学生,学校来了一个青年代课教师,叫吴慜,身份是”病退社会青年“,说白了就是一个称病逃避上山下乡的小伙子。他在下班后、星期天,都在教师办公室里拉小提琴,拉得挥汗如雨,拉到脱剩了一条裤衩还在拼命拉。

那时在学校,我是他唯一的观众,他拼命拉,我拼命听。他拉什么曲子其实我不知道,只是觉得好听。吴老师有一次终于开口问我:“你想学小提琴吗?我可以教你。”我说回去问问爸爸妈妈再答复。父母没有答应,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买一把学习琴要20多元,加上可能会要变相付学费,劝我不要胡思乱想。

吴老师叹口气,让我回家再跟父母说说,他说:“学习音乐可以拯救你,你以后下农村插队落户,会拉琴就可以参加文艺小分队,不用下大田卖苦力。”我父母对此的回答是:“我家孩子是独子,不会去插队落户。”也就是我不需要音乐来拯救。

会乐器的知青很吃香

吴慜代课老师的心愿是被送去音乐学院深造,但据说学校送了两次都被退回来,我颇为疑惑。那时我问也是学小提琴的同桌郭康(他后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吴老师琴拉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去音乐学院。郭康悄悄回答我:“吴老师的琴是自学的,路子已经歪了,虽然拉得像模像样,但弓法是他自己琢磨的,不对的。”我心里一纠结,吴老师连自己也拯救不了,哪能来拯救我脱离苦海呢。

改革开放后,古典音乐事业在我国迅速发展,这是因为开放的时代,人们自然会去追求更先进的文化,这也是为了拯救自己。记得读大学时,能有票去听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或者到中图公司买一盒交响乐的磁带,按现在的话说,“逼格很高”,老师同学会觉得你颇有文化高度,这同样是一件自我救赎的事。

特殊才艺,远大前程

郎朗、李云迪、王羽佳……文中提到的那些有世界知名度的中国钢琴家,无一不是为了走向自己的人生新高度,实现自己更丰富的人生价值而努力学习的。我想他们不会是为了拯救古典音乐而学音乐的吧,就这几个高人,也不可能拯救得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

主观为自己,客观造福社会,这是比较本质的东西。就像国家大剧院开放给费城交响乐团举办大量的古典音乐会,前提是费交在中国有观众,同时也符合上级关于推进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定,没有这两条,国大就是想拯救全球古典音乐,恐怕也无能为力。

不能倒果为因地看问题,不能给好事贴上各种想象的标签,标出崇高的境界,这么说,反而给世界一个不安。

在茱莉亚当老师的中国女生,这就是一份职业

客观地说,中国在未来很多年,都不会是一个古典音乐的世界强国,无论有多少中国面孔在世界音乐比赛中得奖,那就是和人口基数有关,也与国家的文化倡导有关。但改变不了的是,西方古典音乐是西方文化,我们不拥有主导权,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学习、了解、适应,谈不上去拯救。像逍遥音乐会、美泉宫音乐会这样的欧洲古典音乐盛事,很难在我国呈现,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底子,况且,西方古典音乐哪里要消亡了,何谈我们要去拯救,杞人忧天啊。

委内瑞拉的琴童比例远比我国高

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长年坚持”草根音乐计划“,把大量贫民的孩子培养成音乐家,实现贫民的生活自我救赎,出了像杜达梅尔这样的世界级指挥家,连欧洲都在效法。中国也有大量贫困人口,也可效法,当然不一定要学古典音乐,学其他本民族艺术可能更好。在自我拯救没有实现之前,先不忙口气很大地奢谈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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