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临汾？
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五千年历史，说得准确点，看的其实就是山西临汾。
临汾位于山西西南部，东倚太岳山脉，西界黄河之水，与陕西隔河相望——这，是“秦晋之好”的基础，也是临汾永和县人民的烦恼：出门往西多走两步，就能收到“大美陕西欢迎你”的“招安短信”。即便如此，临汾人却始终坚持“我是山西人”，和她南边的邻居、浑身陕西味儿的运城完全不同。
临汾，曾经的历史有多辉煌？
展开山西地图，716千米的汾河，由北向南浩荡而下，几乎纵贯山西大半个版图，汇入黄河之前，一刀将临汾劈为两半——临汾之名，便因地处汾水之滨而来。
临汾虽只有2万多平方千米的面积，但她的辉煌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毫不夸张地说，走进临汾，随随便便抓起一把土，都是厚重的历史。而且，友情提示：临汾的土不要随便动，否则你就可能是历史的发现者——当年“丁村人”就是建筑工人挖沙场时发现遗址的；“陶寺遗址”也是考古学家上厕所时，多看了一眼面前的土墙发现的。
在中国版图上，丁村只是汾河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但对中国文化来说，1954年，“丁村人”的发现，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她上承北京猿人，下启山顶洞人，几乎连贯了30万年的时间，打破了在西方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文化西来说被打破了，西方人又开始怀疑中国有“上下5000年历史”的真实性。
为了厘清中华民族的根源，打破这一质疑，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便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寻找夏、商、周三代都城，确认殷墟为商后期的都城，二里头为夏中晚期的都城后，寻找夏早期的都城“夏墟”，成了许多考古工作者的心愿。
这时，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大约与“丁村人”同时发现的遗址——陶寺遗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怀疑，她就是夏早期的都城“夏墟”。那么，陶寺遗址，真的是夏墟吗？如果不是，她又是什么？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挖掘。这次发掘的成果，使一些学者认为：陶寺遗址早于夏，极有可能是尧的都城。为了证明这一观点，40余年来，考古学家持续不断在此发掘、研究，一系列与《尚书·尧典》所载完全相符的考古成果，使考古学家们笃定地相信：不仅帝尧曾经生活在这里，陶寺还应该是尧舜共同的国都。
中国沸腾了，世界沸腾了！
漫长而古老的岁月，曾将这一荣耀赐予了临汾，而临汾，也以她的厚重，回报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不仅是临汾的辉煌时期，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辉煌时期——早期国家和城市的雏形在这里形成、古老的历法在这里确定、最早的水井在这里普及应用、农耕文明在这里飞速发展，先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于是，《击壤歌》在这里诞生了。
相传《击壤歌》就诞生于临汾尧都区康庄。当年尧巡游至此，有耄耋老者闲坐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今，康庄依然高树一块民国年间的石碑，上面刻的就是这首《击壤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理想——走康庄大道，过小康日子。
叔虞从周都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出发，东渡黄河，来到唐之后，将都城选在今翼城县，并在此落地生根，盖宫室、建宗庙、颁政令、抚百姓，开启了临汾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封于唐的叔虞，也被后世称为唐叔虞，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唐国不仅农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商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叔虞去世后，他的儿子燮父继承侯位，外出巡察时，在晋水边修建行宫，并改唐为晋。山西的简称“晋”，就是这么来的。
▲ 晋国博物馆。摄影/张路生
在不间断的内斗外扩中，晋国国土不断扩大，晋献公时，晋国“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开始强势崛起。公元前636年，晋献公的儿子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晋国，成为晋国新任国君，并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霸，跻身“春秋五霸”之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春秋末年，随着三家分晋的发生，临汾的第二次辉煌时期，逐渐结束，中国也迎来了一个政治上更动荡、更纷乱，文化上却更繁荣、更多元的时期——战国时期。而三分晋国的韩、赵、魏，个个跻身“战国七雄”之列，也从侧面证明了，崛起于临汾的晋国，曾经何其显赫。
辉煌的历史，为临汾留下哪些厚重文化？
临汾的历史有多辉煌？这么说吧，即使单独拎出来，与整个山西比较也不怵。
虽然4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保”爆表的山西占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但临汾的出土文物，却撑起了山西出土文物的半壁河山：
2019年2月2日，《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九集，山西博物院选送的3件国宝，两件出土于临汾；就连山西博物院的标志“晋侯鸟尊”，也出土于临汾；而山西博物院内的“晋国霸业”展厅，干脆就是“临汾专场”；甚至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也发现于临汾……
但，文物并不是历史留给临汾的唯一。除了文物，还有文化。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掀开历史的书页，翻到宋的那一章，看看那时的临汾，也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临汾的文化有多精彩”这个问题。
金元之后，做诗押韵的韵辙《平水韵》，最早便诞生于宋代临汾。宋淳祐年间，临汾人刘渊在《广韵》的基础上，把206韵合为107韵，修订为《壬子新刊礼韵略》，但是这本书后来失传了。现在看到的《平水韵》，是金代王文郁所编的，也有人说，王文郁的书比刘渊的早，但无论谁早谁晚，他们都是临汾人，他们所著的韵书韵部系统，都被称为“平水韵”。
由于临汾地区很早就传承了“造纸术”这一技艺，且具备雕版印刷所需的墨锭、梨木或枣木，为后来雕版印刷在这里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靖康元年（1127年），金兵南下，克汴梁、掳二帝，并且将汴京城里的文物、图书以及技艺工匠带到北地。金人选中临汾，将大部分雕刻木板和刻工安置于此，临汾的雕版印刷因此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成为金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上文提到的《赵城金藏》，以及《义勇武安王》、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四美图》等，都刻于这一时期，绘画精美、形象逼真，开创了人物版画的先例。木刻版画，是民间文化习俗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平阳木刻版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齐名。临汾，也成为中国年画的著名产地之一，说不定，你家的年画，就来自临汾。
为什么是临汾？
因为只有这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才能滋养戏曲艺术的成长。
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就是在这里造字的；尧时的《击壤歌》，口诵游戏时，要手舞足蹈，具备了表演的萌芽；舜时的《南风歌》；先秦时《诗经》里的《唐风》、《魏风》也诞生于晋南；春秋时期的晋国，已经铸成编钟，礼仪乐器完备；秦始皇东渡蒲坂后，鼓乐响道，惊天动地；汉武帝泛舟汾阴，高唱《秋风辞》……
这些文化基因，都是戏曲文化的种子。
北宋年间，临汾已经有了萌芽状态的戏剧艺术。滑稽戏、歌舞戏、百戏技艺、傀儡戏、影戏等，均在这里广为流传。到金代时，平阳戏曲已具演出雏形。
元代时，我国戏曲走向成熟，那时，全国有两个戏曲中心，一个是北京元大都，一个就是平阳（临汾）。而这两处戏曲中心相比较，平阳戏曲的繁盛要比元大都早约30年。
▲ 临汾市王曲乡东岳庙元代戏台。摄影/李平安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便是临汾人，一生创作了19个杂剧本，其成名作《倩女离魂》，与《拜月亭》《西厢记》合称为元杂剧中的三大爱情剧；而另一位临汾人石君宝，一生创作10个杂剧本，流传至今的尚有4个。此外还有于伯渊、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李潜夫等，他们虽不如郑光祖名气大，但却众星捧月一样，照亮了元杂剧的舞台。
元杂剧进入宫廷后，许多有碍统治的悲情歌吟遭到禁演，民众的心声不吐不快，于是便在黄河、汾河边上引吭高歌，形成了“河汾民歌”。河汾民歌流传开之后，形成了山陕梆子，梆子戏就在临汾这块沃土上诞生了。梆子戏流传开之后，远播邻省，现今仍在演唱的蒲州梆子、中路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以及西北各地的秦腔、眉户，都源于梆子戏。
建立在梆子戏基础上的各种戏曲，曾经是多少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啊，千百年来，它潜移默化，早已渗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成为流淌在中国文化里的血脉。
宋朝时，形容柳永之词的流行程度，有句话叫“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把这句话套用在临汾，便是“凡有华人处，皆念大槐树”。只要是华人，无论走遍天涯海角，还是身处五湖四海，都牢记着祖上流传下来的一句话：我们家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来的。
于是，洪洞县，便成了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县，也成了临汾1区2市14县中最有名的一个县。你也许没听过临汾，但你一定听过洪洞县。洪，是大水；洞，是急流，洪洞县，就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记忆里的“华人老家”。
明朝初年，由于元末频繁的战争与自然灾害，不少地方赤地千里、尸骨累累。为了恢复这些地方的经济与生产，明洪武、永乐年间，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从平阳（今临汾）、太原、汾州（其范围包括今汾阳、孝义、介休、平遥）等地，选“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徙往外地。每次移民迁徙之前，都要在大槐树下集合出发，因此，大槐树就成了留在移民们脑中山西老家的最后记忆。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山西往外移民18次，迁徙人口60多万，涉及800多个姓氏，占明代《千家姓》的一半。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甘肃、山西等18个省，这些移民的后代，又带着“大槐树的记忆”，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而移民过程中，产生的“移民文化”，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说在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便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内急如厕时再解开，因此“解手”一次，至今仍是许多地方“上厕所”的隐晦说法。而移民到达之后，当地官吏将他们编为“屯”分驻各地，“社为土民，屯为迁民”，至今河南还有郭全屯、李享屯、李源屯等移民名称，北京顺义区也有移民以故乡命名的稷山营、夏县营等。
清朝初年，临汾的商业贸易空前活跃，商界巨子不断走出去发展。清朝中期，宁夏银川有“太平一条街”，街上的店铺都是太平县的商人所办。太平县是今临汾襄汾县的一部分。太平一条街上最大的“百汇川”，几十间门面里，生活所需的各种日用品，应有尽有，诚信经商、货真价实，商铺扩展到陕西、甘肃、内蒙古，深得同行和各地百姓的信赖。
在西部发展的平阳商帮中，翼城南卫村的丁家创办的商号“蔚隆章”，分号开遍西北各地，从翼城出发，经新绛、河津，西渡黄河，穿过西安、咸阳、兰州，1500多公里的路途中，吃住都有丁家的店铺。
同时，在东部发展的平阳商帮，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从山东到河南，从河南到河北，从浙江到福建，到处都有洪洞刘家的商号。而襄汾丁家，则立足河南，集中精力于中药材，将药材远销广州、香港等地。
南下经营的平阳商帮，虽然人数不多，但也颇具规模。规模最大的行业，要数盐业，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那里就云集着一众临汾商人，最出名的当属临汾亢家，号称“亢百万”。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国库空虚，向各地摊派，亢百万一人承担了山西的全部银两。
在北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有清一代，临汾人执掌的店号就有五六十家，前门外出现了翼城布商一条街，还有500多家粥铺。如今，北京依然存在两家临汾商人创办的店——“六必居”和“都一处”，前者为酱园，后者为酒家，但相同的是，它们之所以能长久不衰，便是承袭了平阳商帮“诚信经营”的宗旨。
▲ 临汾布艺，活泼可爱的布老虎。摄影/康辉
从翼城花鼓，到曲沃琴书；从蒲州梆子，到洪洞道情；从威武雄壮的威风锣鼓，到惊险绝美的天塔舞狮……
千百年后的今天，临汾昔日的辉煌，已经难以见到，但走在临汾大地上，依然可以处处感受到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