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眷思往昔 廿年社科缘
当我于香港回归之年，以一种歪打误撞的姿态成为社会学专业本科新生之际，一段个人与学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微观互动剧情由此拉开帷幕。
掐指算来，自从迈入社会学一级学科门楣以来，我已然摸爬滚打了二十年。在午夜梦回之际偶有所感，遂将一些个体化的人生际遇片段再现于指端，无非是想为这个大时代增添一个小注脚。
经历了1997年七月流火的高考洗礼，我拿到了西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农”）的录取通知书。
西农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我生命中的第一道社会学分水岭由此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成为我未来二十年的人生新坐标。
话说当初填报高考录取志愿时，我选择的是经济法（社会学方向）专业，当时对于“社会学作为一种志业”完全是闻所未闻。我一直以为自己填报的就是经济法专业。然而事实往往比想象更离奇，我所填报的专业，竟然是西农人文学院第一届社会学本科专业。后来我才听说，西农的首届社会学本科专业拿到陕西省教委的“准生证”已经是1998年1月。
就这样，一个懵懂少年从此开启了“误入歧途”的社会学专业之旅。
我还隐约记得新生入学教育之际，老师们对于社会学专业前景的描述总是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最悲催的是，身为第一届社会学生源，我们没有师哥师姐可以讨教经验。我清楚地记得，尚在入学军训阶段，我的一位社会学同班同学（一位来自牡丹之都洛阳的男生）就毅然决然地作出了退学复读的决定。非战斗减员的情况仍在继续，大一还没结束，一位同班女生实现了“华丽转身”，以转专业的方式成为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当年西农人文学院第一届本科生，仅有经济法和社会学两个专业，各招一个班。转专业在当时完全没有迈上制度化的轨道，根本就不是想转就有机会的。
尽管专业前景看似愁云惨淡，但我所在的宿舍（西农7号楼408寝室）令我至今引以为荣，因为我们的学风甚佳。全宿舍8个人，5个攻读社会学专业，3个攻读经济法专业。最终有2人获得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人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宪法行政法方向硕士学位。仅就当年应届考研经历而言，我和同宿舍的一位经济法专业室友本科应届毕业之际同年考入帝都，在当年的西农也是一时无双。
于我而言，第一次感受到社会学专业的魅力，多亏了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社会学概论》。当年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是深受同学们爱戴的付少平老师，付老师日后担任过西农人文学院院长。关于西农不得不提的一个背景信息是，1999年，西农与西北林学院、陕西省水保所等七所科研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的本科母校于2004年被纳入985工程二期行列。
前路漫漫、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埋头于各门课程的教科书并全力主攻英语成为我大一大二两年的主旋律。高考时，我的英语成绩曾经是全校单科状元，我的中学母校赤峰二中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根据当时西农的有关规定，本科生通常要等到大二下学期才能首次报名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少数成绩优异者允许在大二上学期提前参加。
大二上学期，我以全校第二名的优秀成绩（当时四六级实行百分制，85分以上属于优秀，我的四级成绩为86.5分）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二下学期，我的大学英语六级成绩为77分，虽然不是优秀，但与当时西农在读的一个研究生并列全校第一。如今回想起来，可能是大学期间的英语学习过程逐渐奠定了我的信心，我逐渐萌生考研的意念。
2000年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或许才刚刚起步，即使是天之骄子也没有普及网络应用。因此，当年绝对不存在网络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海量信息。有关考研的任何信息，哪怕只言片语，只能靠自己摸索。
最终，我选定考研目标的信息来源只有两个渠道。渠道一：当年有本面向高校读者的杂志《大学生》，里面曾有过人大社会学系前辈的经验之谈。渠道二：大三的某一天无意中在学院资料室翻阅2000年某期《社会学研究》杂志，我被封三和封底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介绍所吸引，其中李路路老师一句“全国专业排名第一”让我尤为神往，于是决定放手一搏，报考人大社会学系。
当年硕士研究生录取的制度设计上，保研对象只限定于本校本科生（2001年人大社会学系保送人数为4人，巧合的是，男女生各占2名），跨校保研在21世纪初叶仍属天方夜谭。我在经历了昏天黑地的考研复习之后，终于获得了考研面试资格。
2001年春，我如期前往人民大学参加面试。当时实行等额面试，所以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人大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由于我的初试总成绩不高，当时系办负责招生的樊老师告诉我，需要调专业，改读人类学，我对此安排也是乐于接受。作为西农首届社会学本科毕业生中唯一应届考取社会学一级学科（非本专业的人可能不了解，中国现行学位体制下，人类学是社会学下辖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但实际上，人类学应该定位为与社会学平行的一级学科）硕士的毕业生，我也算是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我考研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英语，当年考取人大社会学系时，考研英语单科并列全系第一，80分。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硕士期间公共英语课免修免考的资格。
人大社会学2001级研究生班上共有26人，除保送者外，境内公开招考录取名额为21人，另有韩国留学生1名。作为同届研究生中惟一的人类学专业学生，我的导师人选不存在双向选择一说，因为当时系里的人类学硕导仅有胡鸿保教授一人。胡老师是史学本科出身，后追随前辈名师获得民族学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如今想来，我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正是源于胡老师的督促和训练。
入学不久，为了检验我的英语水平，胡老师曾让我翻译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George Stocking一篇文章中的个别段落。天晓得，我本科时虽然开设过所谓的专业外语课程，但实际上课程资料里从来没有任何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专业文献。当时互联网尚不普及（我是2001年申请的qq号，号码为8位数）而且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里社会学英文资料都是零积累。所以，我从来不曾接触任何真正的专业英文文献。
考虑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实际上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平行学科，我自认为读研期间的第一要务是早日完成专业思维转换的工作，因此当我生命中的第一份人类学英文文献摆在眼前，我虽竭尽全力但仍不免捉襟见肘。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胡老师返还给我的手写译稿上用红笔细致地进行了大量批注，小到标点符号，大到语句理解，全部进行了更正。胡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领略了什么是严谨治学。
在人大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史上，2001年也是一道分水岭。从2002年开始，人大硕士培养几乎全面改制为两年制（哲学等极少数学科保持三年制）。于是乎，2001级（大硕）和2002级（小硕）两个年级的硕士（共计5000多人）同时出现在2004年的就业市场上，一时间，到处都是同期毕业且处于竞争关系的人大校友。说到当年留京的行情，硕士在帝都高校基本上只能选择行政岗。招聘会上一些帝都高校明确告知前来应聘的博士应对单位“无住房要求”。
我印象中唯一苦求社会学类师资而不得的是中华女子学院，校方想要从人大社会学系招一个男生前去任教。然而，无论是大硕还是小硕，都把此事当作笑谈。实践证明，还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却被我忽略了——出来混，早晚要还的。事实上，就业市场的买方化才是主旋律。2010年，当我费尽心力即将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之际，中华女子学院已经开始海选博士。2010年该校社会学类学科进人指标只有一个，我是第4批被叫去试讲的博士，据说此前已经试讲过3批，每批10人。所以毫无疑问，我只是充当了一次炮灰而已。
平淡无奇地迎来硕士毕业季的我，一心想要进高校，实现当一名社会学教书匠的夙愿。好男儿志在四方，既然留京任教没有可心之选，离京就成为不二法门。当年的行情即便是硕士毕业，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进入地方高校任教。2004年年初，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上，我偶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的人事处陈处长。陈处长看了我的简历后告诉我，哈工大威海校区正在筹建社会学本科专业，欢迎我加盟。我几乎没做多想，就完成了签约，并因此放弃了去华南农业大学试讲的机会。
然而造化弄人，我硕士毕业之际，教育部主导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大戏正如火如荼地上演，“洲际导弹” （谐音周济捣蛋）的直接后果尚未在我身上显现出来。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哈工大确定于2006年参加本科教学评估，并开始积极进行评估准备工作。由于新专业是重点评估对象，哈工大总校决定，停止所有新专业筹建。于是威海校区的社会学本科专业就这样胎死腹中。我就像一颗被连根拔起的浮萍，飘摇在黄海之滨。
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威海虽然早已摘得联合国人居奖的桂冠，但于我而言，却渐变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荒漠化地带。我已无心贪恋这座海滨城市的景致，开始着手考虑继续深造事宜。作为一个有工作的人，去哈工大总校读在职博士似乎是最稳妥的选择。但是当年哈工大总部并无社会学博士学位点，我也没有“弃暗投明”换专业读博的想法。
必须承认，七年的社会学一级学科生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于我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为了主动改变前程，我只能放手一搏。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我记得北大、清华、人大三所京城名校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时间还是彼此错开的，客观上有利于考生们“广撒网”。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三校一度将博士入学考试时间同步化。这种变化也是值得一记的插曲。
我的硕导虽然也是博导，怎奈当我再次蠢蠢欲动之际，胡老师已经有退休打算，于是我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最终将目标锁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至少就当年而言，清华是国内唯一一个招收医学社会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而医学社会学正是我想进一步深造的领域。
清华的选拔是公平而又开放的，我当时根本不认识医学社会学方向的带头人景军教授。入学之后我才得知，景老师还是国内第一位社会学专业领域的教授。在我与社会学专业第一次亲密接触十周年之后，天资愚钝的我终于圆梦清华园，重新当起了社会学学生。清华社会学系2008年以后才有人类学博士点，而我入学的年份是2007年。因此，我虽然跟随人类学名师，但最终获得的是社会学博士学位。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民国年间老清华社会学系的历史表明，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存在。
我的教育背景完全是本土化的。教育部刚刚推出博士生高水平公派留学项目（为期12-24个月）之际，其他985高校每年大概只有150个指标，清华和北大各有300个指标。清华这边第一年只有不到200人申请，而燕园方面的行情则是第一年就炙手可热。我对此事的想法是，短期出国根本不可能拿到海外博士学位，而且还会延迟毕业时间，既然如此，何必费心于此。因此我选择按兵不动。其实社会学类学科申请出国成功的几率不小，有志于此者可以大胆尝试。
2010年当我博士毕业之际，留京之路已经无比艰难。当年在清华美术学院举办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专场招聘会上，我还是看到一些地方211高校引进清华博士的诚意，他们直接为清华社会学博士提供副教授岗位。然而此时的我已经铁了心要留京，应届毕业没有好机会，我宁愿创造机会继续等待。于是，我选择了做博士后，并在景老师的推荐下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跟随王名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我第一次听说博士后这个概念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但是当时对于博士后的真实含义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博士后既非学位概念也非学生身份，博士后是有博士学位的人在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为期两年科研工作的制度化平台。
“事非亲历不知难”，当我自己成为博士后科研工作者之后，才知道想要享受博士后自带户口（只要找到接收单位即可落户，包括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而且可以随迁配偶和子女的户口）的政策，远非易事。根据清华公管学院的科研规定，博士后出站前需要在学院指定的期刊范围内发表4篇论文。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结合在站期间参与的项目工作，陆续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中国非营利评论》各发一篇文章，终于达到学院出站要求。
2012年，两年博士后期满再次加入求职大军的时候，我的留京之路终于出现转机。
2011年，国内有两所高校拿到了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一所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另一所是中央民族大学。后者于2011年11月创办了一个实体化的科研机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海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在学校官网2012年3月8日公开发布的招聘信息中，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有8个进人指标（其中6个指标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此外民大社会学系也有1个进人指标。
我在3月9日浏览到招聘信息后，立刻给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投出简历。经过第一轮面试初筛之后，再加上严格的试讲程序考核，我终于圆了自己的留京梦。转眼间，我在民大指导的两位海外民族志方向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先后于2016年和2017年毕业。
回首过去二十年的人生轨迹，偶然与必然紧密交织，专业化与职业化实现无缝对接的我，无疑是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社会学也好，人类学也罢，都是小众学科。
我的个人际遇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不知不觉立足小众学科已然二十年。
2017年8月20日
于中关村南大街27号南睿楼601室
原标题：我的社会学廿载缘
作者简介：韩俊红 男，汉族，内蒙古赤峰人，社会学博士（医学社会学方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在《社会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思想战线》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从事医学社会学、澳洲社会与文化研究。个人专著《无“疾”生“病”：网络成瘾医学化的建构与实践》已于2017年5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期小编：小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