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黑帮”正在接管那不勒斯，横尸街头的面孔越来越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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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吉被巡逻队枪杀的时候是17岁，那是在凌晨4点半，他骑着摩托穿过那不勒斯市中心，正准备抢劫一辆奔驰车上的三个人，而他的同伴正要掏出假枪威胁他们。
乌戈死的时候只有15岁，当时他把汽车停在城中一个街区，手里转着假的左轮手枪炫耀着，附近的宪兵以为他要开火，于是朝他开了枪。而前几年一个16岁的男孩，甚至只是因为闯入了正在封锁的街道禁区而被打死。
走在那不勒斯的路上，遇到一场不同黑手党组织间或是与警察的交火是件平常事，而横尸街头的面孔越来越年轻。
这些“意外死亡”的青少年大都出身于那不勒斯最贫困的家庭，怀着对黑帮生活的幻想加入组织，如今在那不勒斯势力最大的黑手党“格莫拉”的支持下，大大小小的“婴儿黑帮”正在接管城区，意大利全国25岁以下被拘留的黑手党成员中，那不勒斯占了三分之一。
然而，“婴儿黑帮”成员的真实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电影《教父》中那样神秘又盛大。
那不勒斯老城区。图片：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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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黑帮”
2015年，19岁的“教父”西比洛（Emanuele Sibillo）被枪杀了。杀手，是同属格莫拉的一帮“婴儿黑帮”成员。
西比洛生前就是监狱常客。15岁时他因为持有枪械而第一次入狱，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凭借能读懂书刊报纸而受到提拔，出色的管理才能令他成为了那不勒斯Forcella区的“小教父”。
2013年起，西比洛谋划起自己的大事业：同其他几个格莫拉老帮派开战，带领自己的手下接管整个那不勒斯。壮志未酬，仅仅两年后，他就死在了更年轻的黑帮成员手里。
格莫拉是意大利势力最大的黑手党帮派之一，与西西里黑手党的金字塔结构相比，格莫拉是水平结构，各个家族之间独立行事，因此更容易发生争执，但这也使得格莫拉更具韧性，即便高级别的“话事人”、“教父”被捕或被杀，残余势力中很快就会涌现出新的组织。
格莫拉前头目帕斯夸莱·加拉索斯（Pasquale Galasso）曾在法庭上说：“坎帕尼亚（格莫拉所在大区）可能会变得更糟，你们每打掉一个格莫拉，从中可以再发展出十个。”
格莫拉在那不勒斯的据点之一Le Vele。图片：AFP
从2000年开始，随着格莫拉几名重要的成员被捕，要么进了监狱，要么成了法庭上的证人，组织出现真空，给了年轻人上位的机会。如今格莫拉正在通过社交网络吸引更多人加入，他们组成了一个个格莫拉的“婴儿黑帮”，并渴望成为其中的“小老板（baby boss）”。
意大利反黑手党调查局（DIA）在2019年的报告中说，犯罪组织的主力由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的年轻“新兵”构成。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凶狠的青少年团伙正在增多，在过去的15年中，许多黑手党案件中的嫌疑人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
成为格莫拉成员曾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传统上家族和他们所控制领地的成员都以老板的姓氏为姓，新人来自几个主要的家族。但今天，许多新成员与黑手党没有家族关系，姓氏不再是种荣誉，精神病专家和黑手党专家科拉多·德·罗萨（Corrado de Rosa）说： “过去，他们是'老板’的仆人，现在，他们正在慢慢建立自己的犯罪集团。”
格莫拉的黑话中，人们常常把这些“婴儿黑帮”叫做“小渔船（paranza）”，这些“食人鱼”一般的青少年在15、16岁时便拥有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每个小渔船有一个11岁到16岁左右的首领，他们来决定团队里谁偷抢、谁贩毒、谁来兜售战利品。
深夜里，值班警员减少后，“训练活动”开始了。他们最喜欢的能够显示自己支配姿态的活动是stesa，来源于意大利语“铺开（stendere）”一词 ：帮派成员们挤满街道，摩托车的轰鸣声和随意射击的枪声交织在一起，无辜路人如同尸体一样被迫趴在原地，才能逃过狂笑中往来不断的数百发子弹。
电影《少年黑手党》，改编自罗伯托·萨维亚诺（Roberto Saviano）同名小说。《少年黑手党》和萨维亚诺的成名作《格莫拉》一样，讲述了真实的那不勒斯黑手党故事。图片：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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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
西比洛死后，帮派给他打了一座纪念像。就在那不勒斯市中心小巷的一个院子里，门边高大的金属柜中放着这位小教父的陶瓷胸像，四周是新鲜的白玫瑰。如果不是因为他时髦的胡须和发型，那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圣人。
更多成员则像在街头抢劫而被巡逻队枪击死去的路易吉一样，他们远没有西比洛这么幸运。据意大利媒体报道，17岁少年路易吉来自一个贫困的犯罪家庭。但他有机会脱离格莫拉，被杀之前他正在接受职业培训，学习成为一名披萨饼厨师。
这是意大利政府针对他们制定的重返社会政策，如果罪行较轻，可以经过赦免后回到学校，或是学习一门谋生手艺。然而，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像路易吉这样，出身于犯罪家庭已然决定了他们未来悲剧的起点。
法国M6电视台“婴儿帮派”纪录片中的“小老板”。图片：Télérama
在欧洲其他地区，郊区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典型问题，那不勒斯却有所不同。在这里，郊区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社会概念：在市中心，繁华的海滨度假酒店背后是另一个那不勒斯，这里狭窄幽暗的街巷如同城中村，社会流动的媒介既不是学校，也不是家庭，也不是工作，而是越来越不加区别的暴力和野蛮行为。
而那不勒斯青少年犯罪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其他欧洲大城市中，青少年犯罪通常与移民潮联系在一起，但那不勒斯青少年罪犯很少有“外国人”，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几乎都是下层阶级弱势家庭的儿童。
2017年，欧盟统计局将那不勒斯及周边的坎帕尼亚地区列为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中15至24岁的人中有一半失业。意大利经济形势不好，学校吸引力不大，不能成为这些年轻人未来工作和生活的跳板。在他们看来只有暴力和犯罪才能成功并获得社会地位，这是找到一份“职业”、寻求身份认同的快捷方式。
他们几乎全部来自破裂的冲突家庭——充满毒品和犯罪问题：他们的父母比意大利父母平均年龄年轻得多，家中有更多的孩子，受教育水平很低，通常母亲失业，父亲做一些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青少年罪犯的兄弟、父辈甚至祖父辈也是监狱常客。路易吉和乌戈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进过少年拘留所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最终还会进入成人监狱。根据那不勒斯第二大学黑手党与腐败研究中心（ReS Incorrupta）的调查，这些组织中许多年轻人甚至从未走进过中学教室，只是勉强完成小学教育。
根据黑手党与腐败研究中心的数据，有46.1％的年轻人像路易吉一样参与了重返社会计划，但仍然再度因盗窃、抢劫、杀人、贩毒或携带武器入狱，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成学业或职业培训。
10月底，“婴儿帮派”在那不勒斯爆发的反封锁抗议中与警察对抗。图片：The young witness
更坏的结果是，在街头斗殴中这些孩子，往往会被格莫拉的其他成员唆使或施压，不假思索地冲在前面，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暂时苟活下来的“小老板”们庆幸于命运翻盘，于是大肆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功绩。他们摒弃了帮派老套的低调行事作风，在Facebook页面上，他们或是出现在海滩派对上，或是坐在红色法拉利里，赤裸上身的年轻人晃着手腕上的金色劳力士，腹部侧面的枪支纹身也要显露出来，有人在胸前纹上Amato的姓氏，这是他曾在交火中为格莫拉现任老大拉斐尔·阿马托（Raffaele Amato）出头的骄傲标志。
这些“炫耀”很自然地成为传说，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加入“婴儿黑帮”。
03////
回到起点
既没有像西比洛一样死得“光荣”，也没有像路易吉一样籍籍无名，自认黑帮血统纯正的戴维德，他的一家都以在那不勒斯海滨地区的走私犯罪出名。
他“引以为傲”的案子有三件：第一次，他14岁，为捍卫家庭荣誉拿刀捅了别人；第二次，他拿着一把左轮手枪抢劫了烟草店；第三次是在组织的'试用期’，他在海滩附近找了一家不错的餐馆，每两周向店家收1万欧元保护费。
“这让我赢得了自己的位置。”他说。
但现在，收留他的是意大利未成年人刑事研究所（IPM）。自1988年以来，那不勒斯及周边地区最危险的少年犯都被送到杜卡勒宫（Palazzo Ducale），这是一座位于那不勒斯以北45公里的一个山谷中的城堡，如今是意大利未成年人刑事研究所的改造课堂。
少年犯在杜卡勒宫接收改造。图片：Le Monde
来到这里的“小老板”们年龄在14到24岁，结束改造后可能还要服刑多年。在这个封闭房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运动服和拖鞋，精心梳着他们的标志性发型，脸上挂着挑衅的笑，随意坐在大厅的红色扶手椅上。
在他们的档案中，犯下的罪名包括敲诈勒索、杀人未遂、武装抢劫等等，有人甚至从11岁开始从事犯罪活动。即便在IPM中，仍然麻烦不断，有人藏大麻，有一人在室外足球课上试图逃脱被抓回，还有两人自杀未遂。
监狱心理学家塞莱斯特·乔尔达诺（Celeste Giordano）在与这些少年犯们交谈过后说：“他们之中很多人认为这是命中注定，受到那不勒斯地区宗教和迷信的影响，他们说自己知道会在年轻时就死去。”
戴维德说，他不会离开这个“行业”。他的三个姐妹和母亲时常来看他给他鼓励，父亲也断断续续地来过几次。他挑衅性地向同伴和辅导人员们宣布，这里的生活“是炸弹”，并毫不愧疚地表示自己“正等着审判”。
而来自那不勒斯最贫困郊区的17岁的马特奥在心理专家的沟通中流露出悔意，他知道自己在结束改造后，要在成人监狱里待到40岁。
“我五年级就离开了学校，因为在我们那里，只有拼命挣扎才能生存，”这名少年把脸藏在浓密的卷发下，叹了口气，“当然，在这里很难，但我母亲比我更痛苦，因为我的另外两个兄弟也进了监狱。”
一名少年犯坐在杜卡勒宫的院子里。图片：Le Monde
那不勒斯少年法院院长帕特里齐亚·埃斯波西托（Patrizia Esposito）认为：“这些青少年都想要获得一切，但他们首先是悲剧性家庭以及社会经济环境严重恶化的受害者。'婴儿黑帮’接手了他们前辈们留下的领地，这是代际相承的犯罪，是犯罪亚文化脱轨于公共秩序的结果。”
除了意大利文和英文课等基础课程外，IPM还鼓励他们学习嘻哈文化和绘画等兴趣课。在埃斯波西托看来，无论是阅读、戏剧、说唱、足球还是做披萨，重要的是让他们“改变对世界的观点”，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合法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少年犯的绘画课。图片：Le Monde
一些年轻人得救了。黑眼睛的克劳迪奥将在几周后被释放，尽管他还不确定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但他说：“我的母亲很有勇气，她离开黑帮管控的南方，去了北部的城市，我的哥哥也跟随妈妈去了，现在他在餐厅工作。我希望能去和他们一起重新开始生活，我希望我有这种力量。”
也有人认为，依靠每月800欧元的零工，很难在贫苦的郊区得到幸福，因此几天后就重新回到帮派，梦想找回自己“大人物”的生活方式。
曾经教“小老板”们写说唱歌词的音乐制作人卢卡里埃洛接到过“毕业生”的电话：“他对我说：'我尊敬你，但我必须告诉你，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什么都无法回应，这个世界对他太难了。”十天后，他听说了这个年轻人的消息——他又拿起了武器，随他的帮派去往一场血腥的复仇。
对于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不勒斯经济学家弗朗切斯科·格里罗 (Francesco Grillo)的解释是：“意大利政府已经对这些地区投入了很多，但格莫拉的力量早就已经渗透到公共行政部门和金融市场里，唯一的结果是统治阶层和格莫拉更加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