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为抑郁后,我想说……
按语:本文的叙述者在研究生三年级时被诊断为重度抑郁,之后诊断又陆续修改为双相情感障碍(躁郁)和精神分裂症。时隔一年多,经历药物、化学、物理和心理等疗法,虽仍未康复,但已能够较为客观地陈述自己的病程。现将其叙述分主题记录如下,作为对一个群体的观察和触碰。至少在今天,给予这个“小小的群体”以温暖。“出院后,我听到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敌对’,‘有什么过不去的’,另一种是‘友善’,‘善待这部分群体’。我出院后,也是渐渐对这两种声音都不相信的过程。于敌对者,你没经历过胡咧咧啥,谁有资格轻易评判别人的选择,那么容易就活着、就有价值了么?于友善者,就我自己的经历和与病友的交流,其实看不到那么多善意的表达(之前有个公益性的活动,每晚给登记了的患者免费发送晚安短信一个月,这让很多患者觉得温暖不已)。“拿我的体验来说,刚出院之后的一段时间最难捱。因为住院受着护士老师的照顾,刚出院知道内情的人们也会关心一二,这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复正常的日子了,但是出院的病人把我住院那段日子的经历惯性延续下来,最后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只能自己消化。我说不好这是不是人世淡漠,只能说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吧,情分不是本分,个体化让每个人都拥有可以剥夺掉对别人义务的可能,也赋予了我们以重新定义义务的权力。“不信任与不期待友善,不是对旁人表达不满,我对这一事实(出院后人世上的疏远)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说关系变动、角色分化也好,说生活节奏错位也好,说个体的结构性位置和主动性实践不契合也罢,有太多造成你与身边人‘不合拍’的因素了。所以我觉得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关心可遇不可求,善待可来不可索,虽然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是在完全不理解和完全地包容两端,更为常见的状态。”“当子女住院,父母无疑是最揪心的。青少年患者由家属送来接走,父母对他们病程的介入也要多一些。孩子的病有些类似‘反结构’的阈限,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周期的生活状态。这时候家属聚集起来,成立共同体的意义就显露出来,比如外地来的家属们会组织起来去观光名胜,也会建立各种微信群聊。“家属共同体的意义至少有两点:一是工具性的交流信息,二是表达性的情绪寄托。老乡们作为地缘和病缘的双重关联,就更有了戚戚之感,但‘危险’也在这里,有些同乡为了回避信息泄露,会特别拒绝与对方的沟通。这些‘危险的熟人’或许折射出我们现代人的社交隐忧:在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来自‘他地’的熟人最危险。其实不论说不说话,都证明了群落对于患者家属而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好像特别反感‘标签’,但标签不只会化约个体形象,减化交流,也可能迅速突出个体的某一属性,从而使沟通变得快捷与高效。”“对于精神病院,有两个普遍的概括是‘全控机构’和‘全景敞视监狱’。是,每天早晨护士长要查看监控,每天定时定点的遛弯也有护士老师监管,但我感觉(封闭)病区还是比较宽松的,说实话,与我们在外面的环境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就是有人会干预你的自伤自杀行为。“这也引出我一个感受:医院是最把病人当正常人的地方。在外面,人们一听你是精神病,下意识地就会回避啊戒备啊,但是在医院,都是精神疾患,医护老师的容忍度反而高一点,你和医生吵了架、冲护士老师生了气,他们都不会往心里去。当然这也与医护老师的职业操守有关,但我总觉得职业人格不能够解释全部,因为我遇到过脾气很温和的护士老师,也碰到过脾气暴躁会训斥病人的护士老师。是不是说,职业期许和自我定位,通过个人认同、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三种方式,以协调的方式共同作用于职场中人。“另外一个关于精神病院环境想说的是,我刚出院时,动不动就想回我们区去,因为住院时候的环境可以用‘快乐’来形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内化了医院的凝视呢?我觉得倒也不尽然,因为我不是按凝视的标准来评价自身的。“而是因为医院的区隔属性,即医院是一个与外界无争的环境:没人说你,没人逼你,就你每天傻乎乎、乐呵呵地,在一个简单的环境,遇着那么多好人,谁不开心。但外界不会给你这样的‘优待’,所以出来又不正常了。要说这也就是一个社会适应的问题,我想也可以拆解成(社会)环境变异度和(适应)资源可得性两个部分吧。”“面对病情,从最初的到处瞧病、挣扎来挣扎去,到现在想着必死时限(我给自己定了个死前的‘小目标’)前不死就够、结局认定是死。从典型性、挑战性、难治性抑郁到快速循环双相、精分,这些标签象征着病情如同一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让人看不清它的真面目,也越来越让人失却了把控它的能力。“就好像一个气球,一点点泄了气,他人拍不响,自己懒得动吧。但真的希望同病者能够好起来,以前在患者群里作志愿开导等工作,后来考虑到自己的积极能量有限就退出了,于此既有背叛同道人的愧疚, 也希望大家能够和齐心来,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