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治疗的科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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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艾滋病病毒(HIV)发现者西诺西教授在美国旧金山讲完课,应邀访问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一位年仅30岁的艾滋病病人,但看上去像70岁,虚弱地握住她的手,说了声谢谢。“你谢我什么?”西诺西好奇地问,“我不是医生。” “你找到了病毒,不是为了我,是为其他的艾滋病人感谢你。”面对病人信任的目光,西诺西教授含着眼泪。那个病人第二天就去世了。那时,医生可以做的,就是握着艾滋病人的手,无奈地看着他们死去。
△ 本文作者肖飞教授(右)采访西诺西教授(左)
这时离1981年人类第一次发现艾滋病仅仅3年。30多年来,面对这一流行时间最长、波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世界疫情,人类从未轻言放弃,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推动着向控制、乃至治愈艾滋病目标迈进,和病人一起,成就了精彩的科学史诗。
在过去的几年,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三位科学家及一位病人,他们是艾滋病研究、防治史诗的谱写者。
一位就是法国巴斯德实验室的西诺西教授,她发现了艾滋病病毒。
自艾滋病开始流行,科学家们启动了寻找病因的比赛,主流学者普遍认为,其罪魁祸首是逆转录病毒,而最大的可能是“人类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 )。西诺西已 从事病毒与肿瘤的研究多年,她对这一常规思维提出了质疑:HTLV可整合在淋巴细胞DNA中,启动致癌基因,导致细胞疯长,而艾滋病的表现是淋巴细胞大量 死亡。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获得了艾滋病人的淋巴结,她按常规方法分离淋巴细胞并放入培养箱(cell culture),但她没有按常规思维,等待两个月再去收获可能疯长的细胞,而是隔两天观察一次。意外发生了,两个星期后,淋巴细胞大量死亡,她果断从新 鲜血液中分离淋巴细胞,补充到培养皿中,再过两个星期,她检测到了逆转录酶,提示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存在。并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了从淋巴细胞“脱颖而 出”的病毒(budding out)。这个发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奠定了她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挑战常规、不放弃“意外”,来自巴斯德实验室的西诺西感叹巴斯德的名言“机会钟爱有准备的头脑(Chance only favors prepared mind)”。
另一位是纽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中心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他发明了“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即ART。
1981年,他作为住院医生,在美国洛杉矶目睹了首例艾滋病人。那时,艾滋病人的寿命不超过三年,医生只能无助地握 着病人的手,看着他们死去。何大一决心找出解决方案,他利用加州理工大学(Cal Tech)的工科基础,及哈佛医科大学的医学积淀,从HIV的病理生理学规律着手,利用大量病人数据,建立HIV复制、变异、破坏的数学模型,经过临床验 证,提出了联合三种以上药物,早期治疗艾滋病的理念,在控制HIV复制的同时,避免其耐药。1995年,他应邀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述评 (editorial),“更早更狠地打击艾滋病的时代”(Time to hit HIV, early and hard ),即ART疗法,媒体向大众解读为“鸡尾酒”。他也因此击败克林顿、特瑞莎修女、比尔·盖茨, 成为了1996年《时代周刊》(TIME)的年度人物,登上封面。2015年,WHO公布了新的艾滋病治疗指南,主张对所有的HIV携带者实施早期的 ART治疗,何大一感慨:人们很早认可了他“狠”的观点,20年后,WHO终于接受了“早”的理念。ART让艾滋病人及HIV携带者可以实现正常人的寿 命,可以与HIV共生存。
还有一位是德国的胡特教授,他通过特殊的骨髓移植,成功地同时治愈了艾滋病和白血病。
1996年,在柏林大学医学院读书的胡特看到了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纽约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的伙伴相继染病并辞世,而他们却未被感染HIV,基因分析显示,这群人先天具有一种基因缺陷,他们的CCR-5基因缺少32个碱基(又称CCR-5△32),因而导致细胞膜外的CCR-5受体断臂。HIV要进入细胞,需要同时结合细胞膜上的CD4受体及CCR-5受体,否则无法进入细胞。这群病人的基因缺陷,保护了他们不受HIV威胁。
胡特冒出一个念头:毕业后要当血液科医生、要找到患艾滋病的白血病病人、要给他实施CCR-5△32基因的骨髓移植、要将艾滋病及白血病一起治愈。
10 年后,胡特如愿在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成为了一名血液科主治医生。一天,一个同时罹患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特殊病人布朗出现了。多次化疗失败后已无其他的选择, 胡特从世界最完美的德国骨髓捐献数据库中,找到了组织配型匹配、纯合子CCR-5△32基因的骨髓捐献者。布朗在2007年接受了两次骨髓移植并停用 ART,他的白血病达到缓解,血液内的HIV降到0,肠道及大脑活检结果证明,HIV被清除。2009年,胡特将此病例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布朗从此被称为“柏林病人”,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人诞生,打破了艾滋病无法治愈的魔咒。在“柏林病人”的启示下,敲除CCR5基因的临床研究已经启动(Gene knock out)。胡特面对成功感叹:医学是相通的,血液科医生就是要将体内所有肿瘤细胞清除。
布朗:1995年被发现感染HIV,遂罹患“艾滋病”,自1996年开始接受ART后,病情平稳。2006年,在柏林的布朗又不幸罹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这两种恶魔的叠加,相当于是判了死刑。他相信医生,积极配合,在接受了两次骨髓移植后,成为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和医生一起创造了奇迹。2012年世界艾滋病大会期间,布朗碰到一个来自荷兰的科学家向他很热情地打招呼:“很高兴能够当面见到你。其实我早就认识你啦,在私底下和你也有过接触。”布朗想:这家伙在说什么呢?对方接着说:“我实验室的冰箱里有6000份你血液样本的拷贝。”显而易见,他的组织已被送往世界各地。“柏林病人”的案例写进了2015联合国的文件。
向所有参加试验、贡献标本的病人们致敬!是他们的献身与合作,成就了今天与HIV共生存的新起点,他们是自己的英雄,别人的榜样。向所有从事HIV研究、探索治疗的科学家致敬!是他们的智慧和执着,成就了今天征服艾滋病的里程碑,他们是病人的希望,人类的脊梁。
相信科学、普及科学、支持科学,只有科学研究的进步,才可征服艾滋病。曾经可怕的艾滋病,在科学家与病人的配合下,已成为一个可控的慢性病,科学让艾滋病人能与HIV共生存,等待科学研究寻找到治愈及根除艾滋病的那一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谱写抗艾史诗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