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仰体系的形成，与西方不同的'宗教'如何让我们绵延不绝？
有人倡言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宗教'。如果他们只是说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科学'、'宗教'，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这除了证明中国'一无所有'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希望知道的是中国自己到底'有什么'，而且还想同西方做一点比较，这种空话将毫无用处。
这段话是李零先生书中的一段话，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就在读书笔记上记了下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禁想了起来，翻出笔记摘录在篇头，我想强调的是一点，如果你对我国古代文化及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不甚了了，你是毫无资格给我们国家古代社会下定义的。在无知基础上说再多的空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只能让你贻笑大方罢了。
我们前文对'国家政权大一统'及'文化大一统'做了简要阐述，对于大一统这个宏大的话题，实在无法通过几千字的文章尽窥全貌，也的确超出了我的驾驭能力。所以我尽量能更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疏漏之处自是难免。本文继续这个话题，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史前时期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先民生活的面貌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丰富多彩的陶器、玉器、青铜器的出土，不仅让我们对祖先的物质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让我们通过这些器物的艺术造型和纹饰图像对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太阳是世界各个民族不约而同的崇拜对象，在我国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实际上无法确知各个地区太阳崇拜的先后，何新老师甚至得出了我们各个地区太阳崇拜是同源这样的论断。限于没有文字记载形成的以个人主观判断为主的多样认识。我们也无意对此得出结论。但我国各地太阳崇拜的多元发展的痕迹还是很清晰的。
不过我们这里不得不提下高庙文化，这支位于湘西沅水中游的考古文化，却拥有着我国新石器时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拥有清晰原始信仰的考古文化。7000多年前诞生于高庙的八角星、獠牙兽面、载日飞鸟等纹饰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在我国大江南北蔓延，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远程文化交流以及族群迁徙，我们目前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带着浓厚的精神信仰体系的深层文化交流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在我国出现了，这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
八角星在我国史前时期的蔓延迹象还是很清晰的，距今6800年的汤家岗文化，6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小河沿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均有发现。整个蔓延的区域几乎覆盖了我国史前考古文化的所有地区。其对我国后世信仰体系的形成带来的深远影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虽然我们不能将其认为是本文要谈的'宗教信仰大一统'，但这种远程交流为我们后来文化及信仰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角星传播示意
鉴于世界各地太阳神话的多点起源现象，我们的确不能因为高庙八角星等纹饰目前最早发现的现象得出太阳崇拜的一元论。事实上，在更古老的时代，太阳神的古老崇拜已经出现了。如宁夏的贺兰山岩画和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均有太阳神的形象被发现。还有各地出现的很多源于太阳的古老刻画符号。无不向我们昭示着，我国太阳崇拜古老的历史。
另一个对我们信仰体系形成至关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北斗信仰的发现，目前最早的发现位于山西吉县柿子滩的岩画，据学者分析，是一个女巫祈福的画面，头顶是北斗七星，脚下是南斗六星，不过是否真正是北斗与南斗的体现也只能仁者见仁了。鉴于学界对最早的北斗是九星的认识，我们认为此画或许只是古人对星辰的一种简单表证，万年前是否存在北斗崇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柿子滩岩画
不过距今五六千年前我国各地开始出现北斗信仰应该是可以确认的，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猪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45号大墓，学者们大多认为是原始的北斗崇拜的反映，尤其西水坡出现的'四象'也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
河姆渡出土北斗猪
六千多年前的人们是否有了完整的北斗崇拜，我们的确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五千多年前仰韶后期双槐树等遗址先后发现的北斗遗迹似乎让我们相信其来源的更古老是有可能的。之后龙山时代一直到二里头时期各地屡次出现的七孔和九孔石刀与北斗的关系则显得更加清晰。而到了殷商时期，大量有关北斗的卜辞的出现表明北斗崇拜在三千多年前已经成为古人明确的信仰体系。
七孔石刀
北斗与猪示意
日月北斗星辰的信仰无疑让古人对宇宙的探索加快了脚步，基于这些信仰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我们拥有者古老传统的观象授时也应运而生了。
如果我们仔细想下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也是在天文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无非就是围绕宇宙、地球、人类几个方面在不断的发展。而这与我们以'天地人'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何其的相似，人类对未知的探索的确是有其规律可循的。
或许我们还可以将天地人之外的'神'等同于现代科学中未解的各种神秘力量，时空穿越、平行宇宙等科学理念无非也就是我们古代'神'这种古人未知力量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
北斗与帝车
古人对'天'的崇拜来源于日月星辰形成的规律性特征，但这当然不是我们信仰体系的全部，对自然的崇拜同样在我们信仰大一统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要说的就是'四灵崇拜'，所谓四灵指的是'龙、龟、凤、麟'四种动物，在古人的意识中。'龙是鳞物之灵、龟是介物之灵、凤凰是羽物之灵、麒麟是毛物之灵'，这四种动物除了龟其他几种都是古人想象出来的，其原型说法不一。
许继莹博士论文中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凤的原型为孔雀，麒麟的原型为犀牛。其主要通过对我国各地考古遗迹动物分布进行的论证。虽然论证很丰富，但总感觉有些先入为主的模式化。
由物到灵的转化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应该是一种信仰的融合汇聚而来。非本文重点，我们另文再述。四灵崇拜的产生是我们先民对世界的又一个认识的体现。
进一步演化出来的'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的四神体系在古人精妙的构思下与观象授时形成的天象认知完美的融合，为我国思想体系的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宗教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翻遍学人论著我竟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按照西方衡量的标准，我国似乎的确没有哪个信仰能够符合他们的基督教等宗教的定义。首先一点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基于国家政权之下的。
这点对国家大一统至关重要，同时这个趋势的形成与我们的文化大一统也是息息相关。在国家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的羽翼之下，我们形成了多元的宗教信仰，其包容和开放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所谓宗教无法比拟的。
西方的宗教往往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也是西方无法形成我们这样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根本原因。
西方中世纪的形态与我们商代的特征非常相似，政教合一的商王掌握着沟通天地的特权(虽然按照典籍所载，颛顼是绝地天通的始作俑者，但我们认为真正的绝地天通是在商代开始的)。商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方国并没有祭祀上天的权利，商王朝用'上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祭祀神控制着所有方国的信仰体系。这与中世纪乃至现代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模式如出一辙。
商人崇拜
我们认为这不是宗教信仰大一统，宗教信仰大一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在其范围内的人们对最上层的信仰体系应该有着统一的认识。而不是强行用我的信仰覆盖你的信仰，除此之外都被划分为'异教徒'。
所以虽然商代我们国家也是政教合一这种狭隘的宗教信仰笼罩的国度，但周代的变革和思想体系的重构让我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个道路的形成与我们前文所述的信仰体系的奠基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对天、地、人更'科学'的认识(我们这里指的是那个年代，实用科学技术是我们民族领先世界千年的根基，形而上的那些逻辑往往会被我们的先人所摒弃)逐渐深入。
以天象观测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中后期突然爆发。虽然经过“古史辩”派对我们历史体系的重击，但恢复了正常史观的学界对我国思想史的发展和变化很快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于阴阳五行学的诞生，李零先生用的一个词感觉非常贴切，就是'顺流而下'，顺着我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形成的大河直接就来到了这个轴心期时代思想风暴的中心。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所谓诸子百家实际上就是以儒和道为代表的两派，儒家思想集中在'人'上，所以儒家说'敬鬼神而远之'。而道家则根植于民间信仰，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其实就是民间企图打破'绝地天通'这个枷锁的愿望的直接体现。
如果说董仲舒独尊儒术是将儒家提高到至尊位置，还不如说董氏是将儒道两派（代表诸子百家的两种势力）进行了整合，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如此，这种信仰体系的调和为汉武帝时期打造宗教信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所以我们大一统后的'宗教信仰'形成了表面上的统一，就是以改造后的'新儒'作为国家政权大一统的辅助工具，但并不影响在民间根深蒂固的以'道家'为基础的信仰体系。这种结合的先进性是远远超过西方所谓的宗教至上的信仰体系的。
所以即便从草根崛起的新皇权贵们，也很快就能适应我们'大一统'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概念。汇聚成了我们周而复始，绵延不绝的文化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