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杰:利之所在,挡路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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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诸多评点中,冯唐一语惊人:“天下名将,唯廉颇、李牧耳”。很不幸的是廉李二将都同时遇到了一个奸佞——郭开。以至于决定了赵国灭亡的命运。廉颇还算得以善终,李牧却没有这么好运气,直接导致“李牧死,赵国亡”的悲剧。
在“笑李飞叨”读者群中,众文友就李牧的死因展开了激烈讨论。有文友认为李牧之死在于为大将者大都性格孤傲,不懂变通,贬损不屑于小人,以至招祸。也有文友认为是为将者智商爆表,但不谙于为官之道,不懂官场经营,情商低下,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导致身死。
其实上面观点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待分析,深挖根源,细溯本未,最终才能看到事实真象和本质,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斗争中,一切都以利益为出发,一切都以为利益服务,利之所在,挡路者死。
这里的斗争是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两者而言,这两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承的。政治斗争是目的,军事斗争是手段。军事斗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涉及当权者或权臣(奸佞)的利益,那么对方就会痛下杀手,除之而后快。
在这里,我们就不赘言李牧守边境败匈奴、肥之战击败秦军、秦第三次攻赵、以及赵王换将、冤杀李牧、赵国灭亡的诸多事例,一语代之而过了。主要来分析总结一下历史上都有哪些因利益而导致大将身死的事例,并得出文章标题论点。
先来说说名将首位,春秋齐国的司马穰苴。他不断受齐景公重用,引起众人妒嫉,并卷入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中。为了抑制和排挤田氏的势力,高氏、国氏和鲍氏结成联盟,要除掉司马穰苴,对他进行迫害。在齐景公面前竭尽造谣、诬营之能事。后被齐景公革职罢官,赶出宫庭,贬为庶民。
政治上的失势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使他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年仅40多岁就不治而亡。司马穰苴在利益集团的斗争下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再看看伍员的下场。吴王夫差二年(前485)吴越交战于夫椒,越王兵败,派大夫文种收买吴国太宰伯嚭,讲和撤军,丧失了灭越的大好时机。再后,为避祸伍员留子于齐国,伯嚭乘机诬陷伍员里通外国,夫差大怒,赐剑伍员自杀。伍员死后吴国灭,夫差死前说:“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夫差因伯嚭之私利而亡国。
再看秦国蒙毅法治严明,依法判犯大罪的赵高死刑。赵高被秦始皇赦免后,怀恨于心,在胡亥面前散布谣言,使胡亥派使杀了蒙毅、蒙恬兄弟。在赵高个人利益之下,蒙氏兄弟成了刀下鬼。
三国时期,吴国面对魏国来犯。赤壁之战前,孙权问群臣战与和意见。除周瑜、鲁肃等武将主战力主“抗曹”外,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在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看来,谁当主子无所谓,只要能保住官位,保住荣华富贵,换谁当主子都一个样。在利益面前何谈忠诚,更谈不上节义。
同样三国时期,在蜀国姜维领兵在外征战,与内宫宦官黄皓更无任何交集,更说不上面对面的官场应酬,要讨好黄皓,要考验情商高低什么的。但黄皓为了达到专权,操纵庸懦无能的后主刘禅,想找机会废掉姜维。为避祸害,姜维不敢回成都,只得在沓中以屯田为名驻扎。在黄皓权力欲望的私益下,姜维再有本事也无力施展,殊为一叹。
我们把目光看向北宋,杨业在与辽军之战中,迁民起妒,监军王冼、元帅潘美不支持不配合作战,还担心辽兵败了,怕杨业独占功劳。王冼领兵离开设伏点,潘美听闻杨业战败,领兵逃走,导致杨业孤军作战,被俘后绝食悲壮殉国。王潘二人,一个贪功,一个怕死,都是以个人利益至上,哪管别人死活。
同是北宋的狄青在请缨南征后,功勋卓著,于是引人嫉恨,诬告他行止可疑,家有不祥之兆等,被宋仁宗相信无稽之谈,罢去要职岀任地方。宰相文彦博每月派人“抚问”两次,名为抚为,实为被怀疑、被监视。狄青忧愤成疾,郁郁而亡。可叹一代名将就因功高招嫉,触犯了他人利益,而英年早逝。
最后我们来说说明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于谦力排众议南迁,进行北京保卫战,并赢得胜利。英宗复辟后,曾与于谦在反对南迁中有过节的徐有贞唆使谏议官员,以提议迎立襄王嫡生子为皇太子的罪名弹劾大学士王文,并且以此诬陷于谦,都下狱治罪,最后又挑拔英宗心中对于谦旧恨而将其处死。
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有些时候有些事是不能迂回的,因此也会得罪人,所以与个人情商高低无关。只是与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关联。
以上所列举已足够多,就不再一一举例来论证说明为大将者,亦如李牧之死,与情商高低无联系,与会不会为人,会不会做官无关。只是与各种不同时期,不同权臣(奸佞)之间的利益斗争。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因为在奸佞心中,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国家民族,没有良心道德,于他们而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才是真的。归根结底就是标题的那句话:利之所在,挡路者死。
刊发于2021.9.2《劳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