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之后很少见到权臣篡位的事情了？

权臣篡位在古代是一个较为常见的事件，王莽曹丕司马懿，刘裕杨坚朱全忠，这些名震天下，权倾四海的权臣们，大多和苏勋宗一样，有强烈的“荣誉追求”，不停地为自己加官进爵，光耀门面，要么封王拜相，要么领军挂帅，随后就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走完了这些个流程，还要为自己“加九锡，假节钺，冕九旒”。等到加无可加，最后再上演一出假惺惺的禅让剧情，必是要反复推辞，演得情真意切，最后再无奈地昭告天下，宣布改朝换代。

可是，在宋朝之后，这种权臣凌驾于皇帝之上，甚至改朝换代的剧情似乎越来越少，几乎绝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官制改革

严格来说，今天的主角大宋，其诞生就和权臣篡国脱不开关系。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大周变大宋，赵匡胤自知得国不正，终日虽不明言，实际上却忧心忡忡。杯酒释兵权不仅能看出赵匡胤高超的政治手腕，背后其实也能意识到赵匡胤的心虚之处。

为了杜绝权臣篡位之事，赵匡胤煞费苦心地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对权臣做了严密的防范。

什么样的人才有能力篡位呢？

首先，他要有无可置疑的威信，无人能够对其形成制衡。

其次，他要大权在握，最好是军政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于是，赵匡胤决定设立一套多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从而降低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的风险，这套独特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冗官的问题，也解决了权臣的问题。

以最重要的军方举例，北宋理论上的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是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平时军队却不归枢密院所管理。掌兵之权在宋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手中。

北宋官制

练兵掌兵与调动兵马的权利相互分离，两个部门之间互不相辖，平级而行。双方互相制衡，使完整的军权被拆分。这种制衡，是宋朝官制的发展核心，类似的制衡在北宋的官僚体系中非常常见。

发展到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萝卜多个坑的局面，譬如说枢密院的核心长官，可能是“判枢密院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中的任何一位，当然这些官职不可能同时出现，但也绝对不少。

范仲淹曾担任实职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追封虚衔的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这么多人一起干活，反而导致了效率低下的问题，遇到麻烦事，官员完全可以装作没看到，毕竟我不管，别人也可以管，甚至可以直接踢皮球踢给别人。

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官的人多了，光拿工资不干活的混子自然也多了。

不过这套制度的确对解决权臣问题有帮助。光是斗倒同部门的一大堆同事就已经是个麻烦事了，更不用提斗倒隔壁部门，将权利收归一身。

二、科举发展

另外，科举制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主流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科举制之前，选拔官员的方式是什么？

春秋战国，世官世禄制，你爹是士大夫你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投胎高。

汉朝，察举制，地方官员寻找人才上报，考核通过了就上班。这一制度在后期渐渐为世家大族所垄断，官员寻找人才基本只在世家子弟中寻找，甚至直接内定。

魏晋，九品中正制，由“中正”来为人才划分等级，到后期同样被世家大族所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说的就是后期的九品中正制。

对个人而言，在这些举官制度面前，想要当官最好的办法不是好好学习干下一番事业，而是想想办法投个好胎。把持了选官门径的世家大族，自然是越发膨胀，代代发展之下，甚至足以威胁皇权。

譬如说袁绍，老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不是老袁家在背后撑腰，袁绍怎么能被推举为联盟盟主，袁术又是哪来的胆子悍然称帝。

在这种情况下，世家大族和皇帝的关系更像是合伙人，而非上下级。合伙人嘛，搞点手段踢走老板，自己当老板也是常见戏码。

但科举制的出现和成熟，打破了上升通道被世家垄断的局面，官员选拔于人民，受恩于皇帝，与世家并无关系。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唯一的途径是抱紧皇帝的大腿，而非世家的大腿。这就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力稳固性。

譬如明朝魏忠贤刘谨之流，看起来权倾四海无人能比，但只要皇帝开了口，几天的功夫就只能告老还乡，甚至沦落到被仇人追杀埋尸荒野。

在科举体系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

三、皇权发展

科举制和官制的改变，是两个较为表面的原因。真正的核心原因，是古代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一是皇权逐步提高，相权逐步衰落；二是中央逐步强大，地方逐步衰微。

丞相这个百官之首，由一人担任发展成数人担任。

秦汉丞相仅有一人，遇到皇帝需要相互施礼，唐宋之后将相权拆分为数个官职，丞相向皇帝行礼。等到明朝，丞相干脆被废除。

另外，地方在逐步地衰弱，渐渐地失去财政和军事两大权利，被中央直接管辖，从而无力对抗中央。北宋边关被破后失土千里，未尝没有精兵收归中央的缘故。

皇权的发展是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滔滔大潮。

先秦时期，权利在封建领主手中，周王不过是强大一点的封建领主而已，秦始皇将封建领主依次打倒，权利收归一国，但权利并非从此之后被皇帝牢牢掌握。联合所有大臣的丞相、地方军政一把抓的诸侯王，都能对皇帝形成威胁。

于是汉武帝通过推恩令消解地方诸侯的威胁，通过内外朝制度压制丞相的权利。

在地方，诸侯消亡之后，地方大员仍然保有对抗中央的力量，等到天下动乱的时候，就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在中央，压制皇帝丞相的过程中，并非每一任皇帝都能牢牢压制丞相的权利，为此，皇帝不得不寻找外在的力量，也就是外戚宦官，这就是汉朝外戚宦官之乱的由来。

在汉武帝之后的皇帝，吸收汉朝皇帝的经验，小心地削弱地方和丞相的力量。偶尔会出现一些反复，在某些特别强势的皇帝手上，皇权会牢牢压制相权，反之，皇帝昏庸而丞相精明，就会出现相权暂时可以制衡皇权的局面。

但总的来看，皇权正在逐步压倒相权，大概在宋朝时期，完成了对相权的彻底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宋朝之后很少见到权臣篡位的核心原因。等到明朝，皇帝甚至可以在不上朝的情况下牢牢把持住权利，而手下权倾朝野的大臣，例如严嵩之流，则只有弄权之力，却无夺权之能。

文：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