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欣作品]50年再访”榜山风格”发祥地

50年前,即1963年春夏之间,作为省广播电台的派出记者,我曾多次行走在九龙江两岸,报道龙海人民火热的抗旱斗争,宣传名扬全国的“榜山风格”。如今——2013年,又是春夏之交的时刻,我随着作家采风团到了龙海。无论走到哪里,脑海中都会自然地涌现出半个世纪前“丢卒保车”、堵江截流的动人情景,这让我在确定选题的会上,主动请缨,用文字再次叙述那个曾经令全国人民为之动容的龙海1963年。

“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九龙江,福建的第二大河流,丰沛的江水滋润着闽南大地。

龙海县,1960年由龙溪与海澄两县合并而成,位于九龙江下游。那里盛产水稻,是福建著名的粮仓,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它的地位十分重要。

1963年的2月4日是“立春”,按照农事季节的安排,已经该浸泡种育秧了,可是从上一年的10月份开始,在长达120多天的时间里,龙海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非常严重,春耕几乎无法进行。怎么办?当时县里正在召开党代会,为了鼓舞人们发扬革命精神开展抗旱斗争,会议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2月6日,县委一班人就带领几个相关公社的代表,乘坐汽船沿九龙江西溪勘察水源,目的是对堵江截流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几处现场分析,参加勘察的人一致认为,如果在榜山公社的洋西大队进水口堵江,可使西溪每秒22立方米引流量中的15至17立方米,经洋西水闸,进入迂回曲折、长达32公里的九十九湾和南溪渠道,直至终点南溪灌区,而闸口上游的步文、颜厝两公社则可以引水入田,这个就能解决全县的缺水问题,确保按时育种插秧。由于作出堵江决定的那次会议是在船上召开的,人们因此称它为“舟中会议”。

“舟中会议”的决策虽然正确,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困难在于,九十九湾需要从榜山公社经过,水位上涨,必会淹掉榜山公社洋西等六个大队地势较低的田,总数达1300多亩。这样做对他们是个不小的损失,农民能否接受是个未知数。然而面对堵江截流将会出现的这个难题,榜山公社的农民却表现出令人感动的牺牲精神。他们认为:“小利应该服从大利,小我应该服从大我,从全局出发,我们没有意见!”洋西大队的女社员林兰说:“要是下游的几万亩田插不上秧,我们这里就是丘丘结金子也没用。”当过队长的郑水龟说得更具哲理,他指出:“淹掉一小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

2月15日,轰轰烈烈的堵江截流工程终于开始。需要作出牺牲的榜山公社依然走在前面,他们挑选出3000多名强壮劳动力和近百只小木船前往参加。这种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感染了全县人民,“丢卒保车,顾全大局”,迅速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那天,参加堵江的一万多名农民,自带工具、粮食与被褥,从四面八方步行赶到工地,各级领导干部(如县委书记刘秉仁、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纷纷深入第一线,既当指挥员,也参加劳动。经过六七天的艰苦奋斗,一道长535米、高8.5米、顶宽4米的大坝巍然矗立,将西溪拦住,使源源不断的九龙江水,顺着九十九湾和南溪渠道,流进了下游的石码、莲花、东泗、东园等公社的田地,春耕因此按季节进行。之后,人们又回过头,帮助被淹的洋西等大队排水抢插秧苗。这样,既做到了保“车”,又捡回了被丢的“卒”。

对于西溪堵江这一壮举,2月21日,《漳州报》以“龙海万人胜利堵截九龙江”为题,作了报道。4月7日,《漳州报》在报眼的小栏目“黑板报”里,首次提到了“榜山风格”。6月21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该报记者、著名诗人郭小川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讴歌闽南人民的抗旱斗争,其中对龙海县的堵江截流作了详尽的描述,并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从此,“榜山风格”传遍全国,为人们所熟悉。

事实上,1963年龙海的旱情并非只发生在春天,而是一直延续到炎夏时节。因此,继西溪堵江之后,县里又组织力量,先后对北溪和南溪进行截流。经过不断地抗旱斗争,大灾之年的龙海,粮食生产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全县水稻亩产平均超过千斤。人们总结经验时把它归功于“榜山风格”的发扬。

这一年的秋天,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访问福建,听到有关“榜山风格”的介绍,非常感动,欣然写下一首七律,以表示钦佩之情。诗云:“弥望黄垂禾穗丰,从知抗旱奏全功,截流闻说五千道,引水曾经数十重。协力同心无反顾,先人后己见高风,但听一语相传告,三面红旗看越红。”

从芗剧《碧水赞》到京剧《龙江颂》

许多中老年人都知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活跃过一批“样板戏”,其中京剧《龙江颂》所反映的“龙江精神”,原型来自1963年的“榜山风格”。但是,新闻报道中的“榜山风格”,是怎样演变为戏剧中的“龙江精神”,人们却不一定都了解。此次笔者到龙海,就此请教了熟悉情况的人,他给我作了介绍。

据有关资料表明,1963年的四五月份,就出现过歌颂龙海那场抗旱斗争的文艺作品,其中有龙海县文化馆副馆长柯振兴所写的芗剧表演唱《榜山风格赞》:

九龙江水听使唤,改造流进九十九湾。

十万亩田解春旱,清清流水好播田。

布谷鸟催春叫不停,十万良田一片青。

百里悠悠长流水,点点滴滴榜山情。

时任福建省文化局局长的陈虹看过县芗剧团的表演唱,很感兴趣,但他觉得,表演唱形式比较简单,还不足以反映那场轰轰烈烈的抗旱斗争和崇高的“榜山风格”,便组织人员以漳州地方戏剧——芗剧的形式编写剧本《碧水赞》,此据参加省汇报演出并得了奖。就在那时,福建省话剧团为了准备参加华东地区汇演,决定在芗剧《碧水赞》的基础上创作话剧,而剧本的主要执笔者之一正是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化名江文)。这位“喝九龙江水长大的”领导干部,早年投身革命,曾是新四军的一员,此次又深受“榜山风格”的震撼,于是“怀着儿子于母亲般的深情”,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在获得大量素材之后,与其他主创人员一起,争分夺秒完成了写作任务,剧名定为《龙江颂》。不久,福建话剧团带着五幕话剧《龙江颂》参加华东地区汇演,之后又奉命晋京。周恩来总理曾亲临观看,并作了很高的评价。上海新华京剧团发现这一题材后迅速把它改编为京剧,剧名仍为《龙江颂》。

1966年5月,此时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正在大搞“京剧改革”,当她看完新华京剧团《龙江颂》的演出时,用一种大老板收购货物的口气对张春桥说:“这个戏,我要了!”由于“革命文艺旗手”想干预这出戏,深受观众喜爱的京剧《龙江颂》也就因此被停演。这一停三年,直到1969年江青才下令上海京剧团组建“革命京剧”《龙江颂》剧组,并投入排练。然而审看时,她发现戏中的主角仍然是男的(即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郑强),不禁大发雷霆,说是重男轻女,绝不可以。据记载,当时这个不可一世的“旗手”发出指令,“剧本要改写,要把男支书换成女的,戏里要表现阶级斗争”。于是,原有的主角由男的变成了女的,即后来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高大全”形象——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

由于江青的插手,京剧《龙江颂》的身价也就徒然升高,成为当时红遍全国的样板戏之一,并被搬上银幕。毫无疑问,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这出样板戏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虽然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其所颂扬的“龙江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故地重游忆当年

对于50年前龙海的那场抗旱斗争,作为见证者,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有机会再去那里看一看。这次采风,让我实现了这个夙愿。

当年因堵江截流而被淹的洋西大队,是我最惦记的地方,“榜山风格展览室”就设在洋西小学内。接过采风任务的当天下午,我即迫不及待地前往那里参观。其时有三位自称是“龙江精神传人”的四年级女学生,分别给我讲解,她们有板有眼地介绍,令我这个当年的记者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参观后,我问起堵江时所筑的大坝,主人告诉我,大坝的旧址现在是西溪桥闸,建于1967年至1970年,这个工程的主要效益体现在引水、蓄水、防洪、排涝、纳潮、通航等方面。我又问起当年的洋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邱程溪和大队长郑流涎,他们是那次堵江截流的关键人物之一,由于他们的大局观,洋西大队真正做到了“舍卒保车”——宁愿让自己的土地遭淹也要拥护堵江截流。从芗剧《碧水赞》、话剧《龙江颂》直到最初的京剧《龙江颂》,主角的原型都来自于他们,但是到了样板戏《龙江颂》,他们的事迹就转而由女主角“江水英”去完成了。可惜的是,郑流涎已经于去年病逝。

从洋西村回城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另一位风云人物——莲花公社玉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黄九使。玉枕是九龙江出海口的一个小岛,西溪一堵,淡水流不到那里,岛上只有咸水,而咸水是不能育秧也不能灌溉的,因此,堵江截流对他们来说,可谓“死棋”一盘。起先社员强烈反对,黄九使也不同意,但前来做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是你们玉枕的2000亩重要,还是5个公社的10万亩重要?另一句是,如果你不是玉枕人而是别地人,你会反对堵江截流吗?这两句话让黄九使的思想豁然开朗,并以此做队里其他干部与社员的工作,使大家由堵江截流的“反对派”转化为积极拥护者。玉枕人的牺牲精神也因此被誉为“玉枕风格”。如今,50年过去了,黄九使如果健在,应该有90来岁了。但一问,也早已去世。这让我颇为伤感。毕竟,他为我们这个社会作出过贡献。

回到市区,我前往市党史办,就一些问题请教当地的“活字典”郑厚根同志。老郑已年届八旬,上世纪50年代初在县委秘书室工作,是龙海的第一位档案员,对1963年那场抗旱斗争非常熟悉,还接待过前来采访的诗人、记者郭小川,并保留着许多宝贵资料。老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应邀到机关、部队、学校做有关“龙江精神”(即“榜山风格”)的介绍,至今已有80多场,最近的一次就在2013年的3月26日。他的介绍博得了听众的好评,认为“榜山风格”应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郑厚根与我交谈时,还分析了“榜山风格”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这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1962年8月雷锋不幸牺牲后,有关他的先进事迹陆续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引起人们对他的钦佩之情,并纷纷表示要学习他的精神。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使原有的学习活动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龙海的抗旱斗争正是发生在全国学雷锋活动的高峰期,而雷锋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此,在事关个人与集体、大局与小局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时,人们自然地倾向于雷锋精神。龙海人“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勇敢决定正是因此而产生。

为龙海的未来祈福

过去的龙海县,农业吃香;今天的龙海市,经济逞强(全省十强县之一、全国百强县之一)。走进龙海,我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因为变化太大了。

就市容市貌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县城在石码,区区几条老街;如今市区已扩大到包括石码、榜山与海澄三个镇,范围之大,不可同日而语。我对当地的同志说,那年,我是骑着脚踏车从县城出发,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到了榜山公社所在地,现在,我是乘坐汽车驶过两旁布满高楼大厦的宽敞大道,来到榜山镇所在地。至于原来非常熟悉的石码老街,已经“隐居”于偌大的市区内。要不是在当地人的引导下,我不知该如何去找它。虽然今天再看老街,显得低矮狭窄,生活设施也比较落后,但我还是衷心希望它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因为保护老街就是保护那段历史。可喜的是,这方面已有了政府的明确规定。

就交通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全县只有几条沙土公路,车辆少得可怜,出行非常不方便。而今,不仅水泥大道沥青公路四通八达,各种车辆也激增不少,其中有的路段堪比城市,更有高铁与几条高速公路在龙海经过,开了许多出口处,加之厦漳跨海大桥(北起厦门海沧,南至龙海浮宫)的建成通车,龙海人走南闯北,不管多远,都极其方便而又快捷。

就人民生活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龙海虽然拥有水稻“千斤县”的桂冠,但老百姓的日子仍然过得比较紧。改革开放以来,不管城镇还是乡村,龙海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快的提升,这从统计局逐年公布的城乡个人收入的数字变化可以看到。但我想举个例子,即与金门大担、二担靠得很近的浯屿岛,上世纪70年代我曾去过,原是个穷地方。这次我的一位同行到那里采风,他回来告诉我,浯屿岛的渔民由于发展远洋捕鱼业,收入大增,许多家庭年收入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真可谓“富得流油”。

当然,也有不变的,那就是龙海人的勤劳、智慧、勇敢、诚信与热情好客。这次他们对待采风,上上下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令采风团的同仁交口称赞。可以相信,凭着这股精神,龙海——这个曾经产生“榜山风格”(“龙江精神”)的地方,前途将不可估量。

展望未来,让我们为龙海祈福吧!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