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忠孝两难全”

古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但又存“忠孝两难全”一说。这个两难问题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有所伸张，比如同是“父死非罪”，王裒“不臣晋朝”“三征七辟皆不就”，诸葛靓“逃于厕中，终不见晋世祖”，皆“以至孝发名”，可是“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时人以为“王胜于嵇”，后人亦表态“自当与诸葛为侣”。

秉持 顾炎武 “亡国”与“亡天下”大义，余嘉锡认为“绍之死无可议，其失在不当出仕耳”，且又词严义正地说：“绍父康无罪而死于司马昭之手……忘父之仇，而北面于其子之朝，以邀富贵，是犹禽兽不知有父也。”

又如，王祥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主角，有“孝圣”之称，活到了80多岁。但在司马昭晋爵为王时，荀顗等人相率而拜，王祥以位列三公为由，只是长揖不拜，可这“长揖”还是招来后人不少非议。王夫之认为王祥首鼠两端，“计亦狡矣”。王鸣盛说王祥“庸贪小人，名仕魏室，实为晋臣，乃以不拜自重乎”。 余嘉锡 以为，“此正可见祥之为人，老于世故，亦何足贵”。

三人都以五代的冯道为参照。时值郭威反，后汉隐帝刘承祐被弑，威纵兵大掠，然见宰相冯道仍得下马行礼。冯道老神在在，居然像平时一样坦然承受，还不慌不忙地说“侍中此行不易”。瞧这大臣风度！冯道尚且难逃后人笑骂，王祥的举措岂非更为不堪？

对于王祥这类人的“忠孝观”，余嘉锡颇动肝火：“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言。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全都）而为夷。爰及唐、宋，正学复明，忠义之士，史不绝书，故得长治久安，而吾中国亦遂能灭而复兴，亡而复存。览历代之兴亡，察其风俗之变迁，可以深长思矣。”

何炳棣观察入微，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阐发中西文化的一大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国”是与“家”分不开的。西方则大大不然。近四五百年英文中“state”一词和法、德、意大利、西班牙等语文中同义之词都指的是“国”，俱与“家”无涉。

现今的高中历史题库中也有一问：“国家”在英语词汇中有三个单词能代表，但所指具体含义却不同，这分别是“country”（故土，祖国之意）、“nation”（民族国家之意）、“state”（政治性国家体制，政府、联邦、州）。而中国只需“国家”一词即能清楚表达，这一高度浓缩而清晰的表达最早源于哪个选题？

标准答案自然是“西周的宗法制”。所谓天子为天下宗主，天子封子姓为诸侯，由宗主分立大宗，诸侯用子姓为大夫，由大宗分为小宗。《礼记》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为宗法政治最高之理想。

在史学家缪凤林看来，由“宗法”牵扯出的“家国”问题，还涉及“封建废而为郡县”“公田亦易为民田”等历史变革，故“以言宗法，秦汉之世，郡国闾里之豪宗，虽有族长，皆推其长老有德者，不以宗子。各族之间，亦散而不能复合。封建之大宗，遂分而为无数之家族。政治一于上，家族分于下，其极至人民知有家而不知有国”。

顾炎武把“亡国”归咎于“肉食者”，而“亡天下”之际则需“匹夫”来匡正，这一观点与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公民意识的觉醒深相契合。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更是明确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至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也算是对破解“忠孝两难全”的一种时代回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