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被叛徒指认，伪造国军文件成功脱险
大家都知道，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前，中央留下了一批干部和部队组建中央军区，坚持斗争。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除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红二十四师及五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赣南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的武装，约计一万六千人，另有伤病员两万来人。
到1935年2月，形势愈发险恶，中央军区机关及所辖部队近万人被二十万国军压迫在于都南部的狭小地区内。2月23日，留守红军被迫决定分九路突围。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71团团长石友生、团参谋长贺敏学等率红24师第71团九个连，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计划收容红34师失散的队伍，就地开辟游击区.
部队转移到南雄边界，七十一团与地方游击队和工作团取得联系，获得了补给。龚楚和贺敏学提出此地危险，不能久留。但71团团长石友生见部队走得太累，主张休息，并就地烧水做饭。
就在三人争论不休时，粤军一个团趁机偷袭。贺敏学便主动率一排人留下抵抗，掩护大部队转移。他指挥战士们迅速抢占制高点，施行阻击。
由于贺敏学部署得当，偷袭之粤军见红军已有准备，一时不敢造次猛进，只是远远地胡乱打枪。贺敏学指挥部队与敌人周旋一番后，料想大部队已脱离险情，遂率众撤出阵地，沿油山方向追赶大部队。
但大部队并没有走油山，而是转向西北直接往湘南行军，贺敏学追了一路，找不到71团的踪迹，只能带着沿途收容的200多名失散红军返回油山。4月上旬与项英、陈毅、蔡会文等人会合，成立赣粤边特委。
为了更好地对付敌人的清剿，根据项英、陈毅所提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指示，贺敏学发动干部战士把各自的专长和绝活展示出来交流，保证要使每个人至少学会一门手艺，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掩护开展工作，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扩大政治影响，又可逐步发展组织。
贺敏学当过铁厂学徒，对编篾器也略通一二，他手把手地给大家示范。当然，他也从大伙那里学到了补鞋的手艺。
在文章后尾，读者们就知道学会这些手艺有多重要了。
由于敌人对油山的清剿越来越频繁，为缩小目标，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主要领导人进一步分散：特委书记项英留信丰，陈毅则到南雄县委直接指导县委工作，贺敏学也跟着陈毅前往南雄，担任南雄县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部长，负责指挥当地游击队。
当时，南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在敌人旷日持久的清剿中，党的基层组织被大量破坏。在南雄指导工作的陈毅决定领导干部分头下山，到各地去恢复组织。身为县委副书记的贺敏学亦肩负大门坑支部的恢复工作。
考虑到带武器不方便，贺敏学便把驳壳枪留下，赤手空拳单人前往。
傍晚时分，贺敏学刚到山下，忽地面对面遭遇一群人。看他们的装束，贺敏学一开始还以为是游击队或是耕山晚归的当地群众。但仔细一看又不对，那几个人腰间有枪，而且分散朝自己走来。
不对，是特务！但当贺敏学感觉不大对头时，已来不及躲避了。走在前头的两名便衣拦住了贺敏学，一边问他从哪里来，一边做取枪之势。
贺敏学见势不妙，把两个家伙猛地推入道旁河内，随即一个飞步上山，欲借渐渐降临的夜幕逃遁林中。但脚下的土块不牢，他失足从半坡上滑下。
贺敏学急欲起身，却不料后面追敌已至，用快慢机枪扫射。他右腿中弹，掉入身旁的水田里。
贺敏学自知无法再逃，乃趁半身跌倒水田之机，迅速将文件和钱插入泥田里。这时，敌人蜂拥而至，扑向水田，合力将他捉住。
贺敏学被敌人的便衣侦察排逮捕后，只说自己是过路人。排长冷笑：“你既然是路上，为什么见我们就跑？”
贺敏学假装喊冤：“我以为你们是红军，怕遭绑架才舍命逃脱。“
排长摇了摇头：”我和共军打了那么多年还不知道吗？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明天给你见一位熟人。“将他就地扣留在大门坑村。
到第二天，便衣带所谓的”熟人“来认，来者竟是叛徒、原粤赣边游击队后方办事处主任何长林！
说起何长林，就不能不提到红军头号叛徒——龚楚。
南雄遇袭后，龚楚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突围到达粤北乐昌和湖南宜章交界。由于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龚楚趁着夜色亲手打死了七十一团团长石友生，孤身一人投靠粤军。
随后，龚楚带领粤军，趁红军战士熟睡之机缴了几百人的械，以此为投名状，卖身广东军阀陈济棠。
为了邀功请赏，龚楚又向陈济棠献媚，说有办法捉住项英、陈毅。陈济堂为此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挑选四十名精锐粤军，携带快慢机、花机关等先进武器，配属给龚楚，让他扫荡红军。
龚楚酝酿了一个阴谋，将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前来北山，煞有介事地与周文山匪部交战，赶跑了对方。随即贴出标语，说湘南的红军回来了，以此骗取游击队的信任，再伺机捕获项英、陈毅，并借此一举端掉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赣粤边游击队后方办事处主任何长林不知龚楚已叛变，又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未经请示赣粤边特委就听信龚楚的话，擅自通知游击队干部和粤赣游击队后方办事处人员集中在天井洞开会。
在敌人预伏的火力封锁下，多数干部当场牺牲。只有刘矮牯等七八人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
何长林在这场变故中吓坏了，被逮住后，经不住威逼利诱，也跟着龚楚叛变了。
叛变后，何长林与龚楚沆瀣一气，专门组织便衣队在粤赣边界追剿红军。这次贺敏学被俘，就是他们俩的“杰作”。
何长林得意地向特务指认：“他就是毛的小舅子、71团参谋长贺敏学。”随后又凶神恶煞地逼问贺敏学：“项英、陈毅在哪？”
贺敏学灵机一动，大喊：“项、陈早已转移去江西，并不在这里，具体在哪我也不知道。”
何长林再次逼问：“你从山上下来，有没有携带文件、钱？”
贺敏学一脸无奈：“游击队生活那么苦，哪里有钱，我在山上只有一床破被和几个碗，你爱拿就拿去吧。”
何长林见奇货可居，安排人用担架把受伤的贺敏学抬到南雄敌粤军第一师师部，副师长亲自问贺敏学：“游击队和项英、陈毅藏身之地在哪里？”
贺敏学淡定回答：“我因负伤在北山休养，游击队和陈毅、项英每天都要换地方，居无定所，据说已经到江西境内了，具体在哪我可不知道。”
副师长又问：“你在山上休养得好好的，无缘无故下山干什么？”
贺敏学机智地回答：“算我倒霉，山上没东西吃，我饿着肚子下山找吃的，却遇见你们便衣。”
副师长见贺敏学软硬不吃，通知贺敏学的老熟人龚楚劝降贺敏学。贺敏学不但始终不开口投降，而且还反问龚楚：“党对你是不错的，你为什么恩将仇报，帮助敌人破坏党组织？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当叛徒，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已被捕，就是死也没关系，不过你得清醒。”
龚楚刷地一下脸红了，回去向师长提出：“这个贺敏学，硬的不吃，但杀了可惜，不如来软的，感化他。”
第二天，敌师长和龚楚假惺惺地探望贺敏学，见贺敏学没有被褥，即派人送来被褥、香烟、饼干、糖果，又吩咐看守对贺敏学一定要优待，企图以收买人心。
想到自己参加革命将有十年，想到敌人对自己家庭的迫害，自己对敌人的仇恨，贺敏学发誓绝不投降敌人做叛徒，只要有机会就要逃出去，否则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出卖同志和组织，绝不被敌人的任何威逼利诱所迷惑。
没多久，贺敏学又被送到师军医处治腿，看护长是赣州人。为逃跑，贺敏学就冒充兴国人，与看护长套近乎。
本来粤军中江西人就很少，看护长在部队里遇到老乡，别提多高兴了，再深入交流，原来看护长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赣州本地农会，失败后才投的粤军，对我党还是有好感的。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
在军医处住了约两个星期，两广事变爆发，粤军大将余汉谋投靠蒋介石，把部队开往广州打陈济棠。为了减轻负担，之前抓到的红军伤员要全部送到后方军医院。
看护长见有机可乘，来和贺敏学商量商量，在红军伤员花名册上做手脚，把“共党要犯”几个字用毛笔涂掉，改为挑夫班长。
同时又做同房间几个红军俘虏伤兵的工作，他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贺敏学的大名，全部同意为贺敏学做保，在证明贺敏学是挑夫班长的文件上签字按手印。
在一师后方医院，贺敏学见到了许多熟悉的红军俘虏。不少人还给贺敏学送钱。又由于花名册上写的是“红军挑夫班长”，所以国军没人监视，贺敏学在医院里可以自由活动。
恰好，第一师副师长派一个勤务兵来医院取药，那名勤务兵在井冈山当过贺敏学的警卫员，很同情老首长的遭遇，于是利用职务之便帮贺敏学弄到了一份空白的释放证明和路条，还盖上了副师长的私章和参谋处的公章。
为确保万无一失，那名勤务兵还设法替贺敏学弄到一套粤军军装和一个臂章。一天夜里，贺敏学由那名勤务兵带着，顺利离开第一师后方医院。
离开后方医院后，贺敏学揣着路条，搭火车返回南雄，想再上油山找组织。倒霉的是，在南雄火车站刚下车，贺敏学恰好碰到叛徒何长林。
何长林马上跑去向南雄县长报告，声称共党要犯贺敏学逃到南雄，要求缉拿。县警察很快把贺敏学押到了县衙。
在县衙，贺敏学亮出了盖有副师长私章、参谋处公章的释放证明和路条。县长见了只能下令放人。
叛徒何长林仍不死心不允，要求将贺敏学交他看管，不能放走。贺敏学即随何长林至寓所。
何长林再度威胁贺敏学：“你在报纸上登个自首声明，然后跟我一起围剿红军，我就放你走。”
贺敏学冷笑：“你算老几？我何必为你做事，就算叛变，我投靠第一师师长，为他做事不比你强？”
在何家住了半月余，贺敏学吃用都是何长林的，他本人整天闲来没事就看看小说。何长林一方面在经济上也负担不了，同时，看见贺敏学脚也没有好，不怕跑掉。
另外，何长林晓得贺敏学在南雄既无亲戚又无朋友，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一定会求他，所以何长林把贺敏学赶出了家门，但不准他离开南雄。
被何长林逐出后，贺敏学没其他地方可去，在菜市场靠乞讨度日，晚上睡在城楼上。
后来，县政府下令，若查到居留在县城的无职业者，一概驱逐出境。贺敏学顺理成章逃离了南雄县城。
重获自由后的贺敏学，身无分文，靠给地主看鱼塘、打土坯、做砖、修鞋谋生。在勉强糊口之余，还攒了几个铜板。
但与上级党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就好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贺敏学为怎样找到自己的队伍而感到困惑：要在方圆千里的大庾山区找寻项英、陈毅，即使没有生命危险，也是大海捞针。万一再被叛徒和敌人抓住，那就前功尽弃了。
贺敏学虽然苦恼，却不灰心，装成鞋匠师傅四处打听游击队的消息。不料几天后，便被土匪抢劫一空，连工具都没收了。
以前贺敏学在家乡学过篾匠，为了攒路费，他便到山上斩了几根竹子，又弄来些红红绿绿的纸，做成风筝、风车、蟋蟀笼等玩具，身背一床破被，走村串户兜售，暗中打探游击队的下落。
贺敏学久寻无果，一天，不觉来到粤赣两省交界处。向东。可以同到江西老家。向西，大海捞针般继续寻找项英、陈毅。在这人生的岔路口上，贺敏学毅然选择了向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正规军陆续从赣粤边调走，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又渐有声息。贺敏学也已和—两支游击小分队接上了头，但他们都不知道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的去向。
1937年8月，贺敏学偶然在一张报纸上读到国共合作的消息，而且在南雄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是老战友陈丕显！贺敏学便扔下货郎担，跑到南雄找陈不显。
不巧的是，贺敏学赶到南雄时，谈判早已结束，贺敏学便奔赴南昌，见着了正在负责组建新四军的项英，向其汇报被捕和脱险的经过。
查明实情后，东南分局于1937年9月决定批准恢复贺敏学组织关系，任命他为抗日义勇军驻赣南（池江）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失去联络的各游击队组织联系及失散党员的登记工作，两个月时间里成功恢复了赣南十几个县的党组织。
新四军成立后，贺敏学改任军部教导总队军事教员，1939年派到管文蔚的挺进纵队任参谋长，随部队北渡长江，转战苏浙，历任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华野一纵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分管工交和基建的福建省副省长，1988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