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政治属性和“最后的大汉荣光”
一、东汉帝国的属性
东汉建立，各项社会、政治结构沿袭西汉。不同的是首都设在了洛阳，未能像西汉定都西安，远离关东豪族。这虽符合当时战略需求、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但客观上造成了各大豪族势力对皇权的制衡。帝国本身财政能力有限，官僚体系又因察举制被儒家豪族垄断，这使得皇权受到了极大制约。
我们总说光武帝刘秀为人宽厚，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不杀功臣的皇帝，但当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时，就会发现光武帝不是不想，而是根本就不能。刘秀本身就是出身南阳的豪族领袖。定都洛阳后，更是被关东豪族包围，客观上形成了弱朝廷、强豪族。反观西汉、隋唐定都关中，则客观上形成了强朝廷、弱豪族。虽然朝廷强弱并不等同于国家的强弱，但是这种地理上的天然因素，无形中影响着帝国的国策。
纵观历史，西汉、隋唐定都长安，政治军事重心都在关中，经济重心在关东，这决定了帝国存在较强的张力，而且长安离西域较近，占领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即是对抗匈奴，也是防御保卫首都的国家行为。而东汉定都洛阳，使得政治和经济重心重合，帝国倾向于内敛，没有张力，而且远离了西域，占领控制西域和河西走廊就变得不再紧迫。所以后期班彪、班超对西域的经营更像是私人行动。除此之外，从军事力量性质也能看到以上区别。
西汉由于长安的战略需要，对战匈奴都是靠中原人民训练的军队，而到了东汉，军队的主力变成了南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因为对于关东豪族来说，对外征战一方面会对自身产生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强化皇帝的中央集权，削弱豪族的势力。所以东汉政府除了皇帝之外，很少有人真正支持中原军队对外征战。这恰好成全了班彪“币加而不劳师”的政治哲学。
二、班彪的历史反思和实践
当更始帝攻入长安，击杀王莽时，有一位后世深刻影响历史的人，沿着秦始皇西巡路线，翻越六盘山逃到了宁夏固原。他就是影响整个东汉王朝对外国策的“班彪”。站在西北地区回望中原大地的混乱，让班彪获得了一种较为超脱的视角反思西汉、王莽对匈奴的策略，最后得出结论，解决西域边疆问题，就需要参考汉文帝的“不劳师而币加”政策，实施“币加而不劳师”。
东汉建立后，班彪返回中原，被刘秀封为司徒椽，和自己的儿子班固一同编纂《史记》之后的史书。此时的东汉不得不面对王莽新朝留下的各种遗产和遗留问题。王莽为了彻底解决匈奴边患发兵三十余万讨伐匈奴，致使“北边虚空、野有暴骨”，不仅没有解决边患，反而直接导致了中原经济的崩溃，促进了新朝的瓦解。这就使得东汉建立之初就和匈奴关系冷到的最低点。虽然公元30年，光武帝企图奉行汉高祖、汉文帝和景帝策略，同匈奴和亲。但是百年战争已经让匈奴对和亲和“岁币”，颇为“免疫”。很快东汉就和匈奴陷入战争泥潭。公元44年至46年，《后汉书》记载，匈奴联合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多次进入边塞劫掠，“北边无复宁岁”。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汉王朝，又开始面对因军事行动造成的巨大财政危机。
此时班彪的“币加而不劳师”的策略就成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逃亡途中，他曾经躬身效于隗嚣、窦融账下。对军阀割据势力联合当地羌族部队，对抗汉军非常熟悉。他建议光武帝，恢复西汉“护羌校尉”之职，通过“币加”和授予官职，购买羌族、氐族为汉朝效力，对抗北方匈奴。相对于连年的军费，农业帝国的军事购买所用的金钱，就显得非常划算。一时间“羌胡毕集”，既解决军力，又大幅度降低了“劳师”程度。最大限度减少了农业社会劳动者的流失。
很快效果凸显。公元46年，匈奴国内发生蝗灾，在汉朝贸易和金钱的诱惑下，匈奴内部分裂成“南北单于”，南单于接受同东汉和亲，并承诺对抗北匈奴。同时之前和匈奴联合的鲜卑和乌桓，迅速背叛了盟友，为东汉效力。
这种围绕汉朝农业帝国为核心，鲜卑、乌桓等农牧混合经济体参与的物质交换，让东汉获得了西汉穷兵黩武也未获得的战果。鲜卑和乌桓为了获得优厚的报酬，每年都侵扰北匈奴，斩下匈奴部落军民头颅，送给汉朝。一时间《后汉书》记载，“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三、“币加而不劳师”的历史功绩
班彪的政治哲学，在光武帝的支持下，为东汉休养生息赢得了宝贵时间。东汉初期，西羌还未叛乱，南匈奴、鲜卑和乌桓等游牧部落刚刚归属，在统一的敌人“北匈奴”刺激下，相对团结。虽有每年二亿七千万钱的赏赐花销，但相对富庶的汉朝尚可应付。公元58年，汉明帝改年号“永平”，象征着四海皆平的盛景，此时班彪已经去世四年。
公元73年，休养生息让财富聚集，又燃起了中原帝王的野心。东汉尝试兵分四路合击匈奴，南匈奴、乌桓、鲜卑均为了得到赏赐加入进来。这场战争虽然没有取得对北匈奴的巨大打击，但却对局势造成了深刻变化。
首先，此次征伐标志着“羌胡边杂之师”成为了东汉这个农业帝国的军事主力，这一方面为东汉王朝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军事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边患问题埋下了伏笔。其次，这场讨伐让北匈奴同农业文明的联系彻底被南匈奴截断，迫使北匈奴持续分裂衰弱，公元76年南匈奴同乌桓联合出兵，斩首数百，获降三四千。公元82年，北匈奴三万八千人投降南匈奴。最后，此次出征促进了和中原帝国断绝了65年关系的西域，重新被汉朝控制。班彪小儿子班超长期驻守西域，继续实践着父亲的治理理念，购买军事服务，削弱北匈奴。
被围攻的北匈奴不得不寻求新的盟友，希望联合北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丁零”部落，却不想在班超的斡旋下，后者很快因为汉朝的优厚赏赐，再次背叛北匈奴。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把汉朝推到了东亚大陆上的权力顶峰。
公元87年，鲜卑人从东部攻击北匈奴，一战大胜，北单于被杀，陷入了混乱。北单于被剥皮，献于东汉。这场战役让北匈奴“降者前后而至”。曾经被西汉皇帝梦寐以求的局面，在东汉班氏家族的策略下终于实现。
四、大汉的最后荣光
北庭单于被杀陷入大乱，让南匈奴兴奋不已，此时正值汉章帝薨，窦太后摄政，南单于献计，希望彻底灭掉北匈奴势力，来报答汉朝每年亿万的赏钱。面临着历史的转折点，汉朝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宋意和鲁恭为代表，坚持不能让北匈奴势力消失，认为有北匈奴这个共同敌人，“币加而不劳师”各方势力为汉朝所用；倘若北匈奴被消灭，边疆各游牧民族向外没有劫掠的对象，对内没有兑换赏金的筹码，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新的边患，而且帝国内部财政困难，完全没有必要耗费巨资展开军事行动。另一派以窦宪和耿秉为代表，坚持四夷均归附于大汉，而北匈奴天灾人祸，机会难得，如不趁此机会一举剿灭，后患无穷，至于财政问题，可以继续秉承以夷伐夷的政策，减少军队开支。
最终窦宪和耿秉获得了窦太后的支持。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和执金吾耿秉，统领“北军五校”和边疆十二郡骑兵，讨伐北匈奴。汉胡比高达一比五。在班彪班超两代人“币加”策略下，各部军力都站在了东汉王朝的旗下。此次战役直接打到了如今外蒙古燕然山下，随军中郎将班固在山上刻下铭文，纪念这一军事行动。直到2017年蒙古国考古发现了这一铭文，才最终让《燕然山铭》从传说定格为史实。
但这场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没有让汉朝如同班固铭文所说的那样“一劳永逸，暂费而永宁”。反而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亡，成为了令人感慨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