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试论古代文人的籍里混同与客徙——以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等为例［下］

三

由上文的材料与论述来看，称李东阳、程敏政、廖纪为京畿文人应该是可以的。应该说，古代文人籍里混同的现象绝不见，而于京畿之域尤为多。这是为什么呢？又体现出文人怎样的心态呢？

明建国伊始，本定都于南京应天府，后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统治称帝，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 二月迁都北京，并改北京为京师。本文所称的京畿地区，即指明代直隶于京师的地区，相当今天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省、山东省的小部分地区。包括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大名府、广平府、永平府八府和延庆、保安两个直隶州所辖区域。

据史料载，明代向京畿地区的大规模迁徙主要有两次。明初定都南京，降元大都为北平府治，北平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除派驻大量卫所军人之外，另有计划地迁散了大都城元朝遗民，其中包括“征元故宫送至京师（按指南京）”；“北平府应有南方之人，愿归乡里者听（从其便）”；“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加以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徙，明初北平地区人口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为弥补此变，即大量迁移沿边迤北及山西人口至北平等府所属州县屯垦。仅洪武四年(1371)所迁沙漠移民即达32860户，置在254处，从而使北平府属户口迅速增加起来。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曾使北平人口遭到严重损失，故至永乐迁都北京，在将南京卫所大量北调的同时，迁移江浙富民与工匠于北京，迁移山东、山西人口于京畿屯田。因而使京师五方杂处，附近州县“地多卫官、陵户、皇庄、戚畹、戍守诸人所托处，其土著之民什仅三四耳”。明中期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北京“四方辐辏”“生齿滋繁”。

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唐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又云：“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明代永乐朝及其后，以北京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亦形成了群贤云集，人文荟萃的人文场景。这里不仅是实现文人远大人生理想与价值的最为广阔与核心的舞台，同时也是进行不懈搏击的竞技场，其深深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人士子源源不断地流入流出。自隋以后，科举成为影响广大文人生命历程和生活的重要事件，也是促成他们到处奔波、迁徙的重要动因。明成祖朱棣曾说“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顾炎武《日知录》“进士得人”条记：“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永乐十三年二月，会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应试者三千人，录取达三百五十人。三月，又皇帝于奉先殿亲自主持殿试，取洪英、王翱等六十二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命行在工部首次在北京国子监建进士题名碑。自此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共于北京举行会试及殿试77科，每科都有不少于三、四千的文人于此潮涌潮出，且有其中的一部分人会永久地留居下来为朝廷服务。此外，京师还拥有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其规模巨大、教育体系完备，并与科举选拔融为一体，也吸引容纳了不少具有一定影响的文人才士。

众多文人才士的涌入与寓居，对京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并丰富再塑着其地的文化。每科考中的文人形成同年关系，科举考官与众中试者形成师生关系。以茶陵诗派来看，其成员即主要由此两部分构成：一为李东阳的同年进士、翰林院同官，如谢铎、张泰、陆釴等；二为李东阳担任会试考官、殿试读卷官和主持乡试时所录取的进士、举人。李东阳分别在成化十六年、二十二年主持应天、顺天乡试，弘治六年、十二年主持会试，先后网罗了大批后进之士，主要如被钱谦益比拟为“苏门六君子”的石珤、罗璟、何孟春等。他们相识多在京师，活动中心亦在此，相互间的酬唱、赠答亦以此为中心。

茶陵诗派文学活动最主要的是同年聚会。清褚人获《坚瓠庚集》中记：“李西涯当国时，门生满朝，西涯性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朝罢，群集其家，讲艺谈文，率以为常。”成化最初三年，此派成员的同年聚竟高达十次。成化元年长（冬）至日，李东阳与同年诸僚友燕集罗璟第，定一年诸节日均有诗会。黄佐《翰林纪》载：“天顺甲申庶吉士同馆者修撰罗璟辈为同年燕会，定春会元宵、上巳，夏会端午，秋会中秋、重阳，冬会长至。叙会以齿，每会必赋诗成卷，上会者序之，以藏于家。非不得已而不赴会，与诗不成者，俱有罚。有宴集文会，录行于时。”谢铎在《书十同年图后》一文总结成化初至弘治十三年的同年聚会的情形称：“予同年天顺甲申进士二百五十人，越五年为成化戊子（成化四年，1468），会于城西之普恩寺，凡百三十人。又六年癸巳，再会于故相李文达公之第，得九十有五人。又三年、六年，为乙未、为丁酉，亦皆有会。会虽数，而人则渐少。至壬寅之会，仅二十三人。……归十有一年庚申（弘治十三年,1500）……时南京户部尚书王公以复命来朝，闵公乃倡为十同年会。会有图，图有诗，而李公实序之。”除了同年聚会，一年一度郊祀、祭陵斋居之际的同派成员唱和也为其活动方式。谢铎在《书郊祀诗卷后》中回顾成化初至弘治十七年的郊祀联句说：“予在翰林时，从西涯诸公后，凡郊祀斋次，必有联句唱和之作。一时朋游口口口口，以为故事。”另外，诗派成员的游赏联句、馈赠唱答、婚丧庆吊、劝诱后进等也较为常见。如成化十五年九月七日，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在几天之内与同僚、僧友、诗派成员都有文会，而白天游赏联句，夜以继之，乐此不疲。倪岳《寿憩庵李先生诗序》载成化二十二年李东阳之父李行素七十寿辰，“于是寮寀诸君子，……相率赋诗颂之，得近体律三十有六章，联书巨轴，将即是日奉以为先生寿。”

然而，尽管于京师如此的诗酒风流、快意洒脱，却仍然难改他们对祖籍地的悠悠情思和眷恋。如李东阳自其曾祖始，已连续四代居住京师，但依称自己是“楚人而燕产”，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怀麓堂”，把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怀麓堂稿》，还曾在成化八年二月告假回乡，燕居18天，一见其常魂牵梦绕的祖籍地——茶陵。程敏政曾自称“仆徽人也而寓于瀛”，其家庭成员对祖籍一直悬念拳拳。正统四年(1439)至成化十年(1474)，程敏政父程信与叔祖程原泰及其子孙音信不断，“书中自入学以至致政，每有事辄报之，骨肉之情，勤绻如此，不以南北之隔、忧患之婴而或间也。”至成化十一年，程信致仕退居休宁祖籍，日与乡人耆旧徜佯山水间，饮宴为乐；自此程敏政常来往于河间、休宁两地之间，其文集亦常出现此两地；其后的《（弘治）徽州府志》、《（嘉靖）河间府志》皆称程敏政为“郡人”。 弘治二年程敏政被令致仕，直至弘治五年起复，他均居休宁祖籍，期间与地方名士相交游，为《休宁县志》撰序，对祖籍地的感情更加深厚。

以京师为中心，一方面是趋之若鹜地向京畿地区云集，且诗酒流连，乐此不疲；一方面又心向故乡，常作游子之叹，思亲之怨。几乎没有谁能自愿丢掉自身的祖籍或故乡而自称以京畿为籍里。如此就造成了京畿地区文人表面中空的现象，实际上很多籍非京畿的文人却是成长或产生影响于京畿，这是进行区域文学或文化的人员应该十分注意的。

产生京畿地区文人表面中空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是最为主要的。如弘治九年，廖纪的族兄廖彭自海南祖籍远涉大江，历河越淮，驾舟至河间府东光县，又至京师，先后拜谒廖纪之父廖瑄及纪，居有月余。在他即将归南之际，著名文人石珤曾撰《送廖君从盛还海南序》一文说：“物之生，莫不有始。水始于源，木始于根，人始于祖。”廖纪一族徙至异地，祖孙三代七十余年间，“每岁时祀享，饮食未尝不南向而祭，相语家人以世世无忘海南。”他以为：“乐生反始，固礼乐之情，而安土敦仁，亦圣贤之所深予者，苟心之同焉。贻谋之善焉，世世守之以昌其业。则考工（指廖纪，下同）虽不必一归，君虽不至再省，其为固本深源重始之义，不已尽乎！考工方以文章事业为圣天子擢用，以扬于天下，为天下光。盖不独近显族属而已，固亦将上昭于五世、十世、以至百世而无穷也。斧屋相望，郁乎增高，此其报本追远，其事之大者，而从盛君之望，亦可以慰矣。”文内既深含崇敬地歌颂廖彭万里寻亲的壮举，又情真意切地为廖纪不能一归地行为进行辩解与开脱；两者均紧紧围绕着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李东阳曾因久不归祖籍而遭讥嘲，清人法式善撰文为之辩解说：“当时有投诗嘲其不归长沙者，不知东阳自其曾祖以来，居京师四世矣。老而无子，称茶陵者，特不忘所自耳。彼则东阳之不归，东阳去京师安所归？谢簪组而居辇毂之地可乎？抑糊口于四方与？迁人逐客等以自明高尚，又非东阳之所宜为也？”可见，在当时，不可脱离祖籍似乎是社会的一种共识，甚至道德准则。对祖籍地的认同和关联，哪怕仅是表露一种情怀或做出一种姿态，也能获得友朋，尤其是祖籍地人员的嘉许和颂扬。

其次，古代文人多有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意识。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史记》里即记霸王项羽之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后来之世，此观念越益浓重。不管绵延几代，路有多远，只要功业有成，就要回祖籍置地筑屋，树碑起坊，建坟修墓。京畿只是开拓积累之地，家乡才是展示享用之所。没有了祖籍地的华丽展现，似乎功业就没有果实与欣赏他的观众。

另外，就是古代文人的祖籍地为各种目的所使，而竭力地去挖掘搜罗，从而使古代文人出生成长地与祖籍地混同的现象更为严重。如廖纪祖籍所在的海南，本来地处天涯海角，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而地方官员及乡人为增加区域文化的厚度与成员的自豪感，却偏要证明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就不顾廖纪几乎一脚也没踏上这片土地的事实，而将其强拉至祖籍地。弘治间，即有佥事金璋为廖纪在陵水县城北建进士坊。万历年间，又有知县周文仲为廖纪立乡贤碑。然而，在京师北京，如廖纪式官员不在少数，各类文人硕士更车载斗量，其地地方官更不会有意识为其中哪一位来立碑树坊，或争抢某位名人以为其地所属。如此，便形成了京畿地区虽人文荟萃，却反而出现中空的现象。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文人的地理学研究是非常复杂的，为真正分析与认识古代文学的地理分布及文人与各种地理因素相互影响的关系，必须高度注意文人主体动态分布的特征，厘清文本籍、郡望、祖籍地三者实际情况，以避免其三者的混同，导致对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家的错误认识。同时，对祖籍与本籍地的正确疏离，也能合理解释明代及其以后京畿地区文士表面中空的现象，更为准确地展示文学及文人的地理分布特征。    （本文原刻于《南开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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